《潜夫论》子书精神初探

2018-01-13 07:2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马世年

  王符与王充、仲长统并称“后汉三贤”或“东汉三杰”,韩愈曾作《后汉三贤赞》,称赞其人,钦慕有加。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说:“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刘熙载《艺概·文概》也说“《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将其与董仲舒相提并论。这些评价,王符都当之无愧。

  作为东汉最重要的子书,《潜夫论》在思想主张与精神品格上直追先秦诸子,继承了先秦子书的著述理想,体现出强烈的子书精神。这里所谓的“子书精神”,主要是就其著述当中的使命意识、理想追求、现实关注、社会批判、民生关怀等而言。一句话,诸子著述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匡正时弊、解除民瘼、扶倾救乱、力挽衰世,就是要“救世”。而这恰恰都是王符在写作《潜夫论》时所萦绕于怀而无法忘记的。

  《潜夫论》的根本主张与基本命题,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重学务本是《潜夫论》的立论之基。全书以《赞学》为第一篇,继承先秦诸子“劝学”的传统,以学为先、勉人向学。王符以学为“智明所成,德义所建”(《叙录》),认为“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赞学》)。他说:“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同上)其勉励为学的意图非常明显。可以说,重学的思想始终贯穿全书,从而成为全书的纲领。《赞学》之后,紧跟着便是《务本》。王符主张崇本抑末、守本离末,强调富民正学,以之为治国之本。举凡贡士、举贤、考绩、班禄、论荣、交际、劝将、治边等等,都要务本抑末,“慎本略末犹可也,舍本务末则恶矣”。他还提出,“务本则虽虚伪之人皆归本,居末则虽笃敬之人皆就末”——这已超越了道德品格的限制而深入到人性的层面了。

  第二,重德尚贤是《潜夫论》的根本主张。王符是东汉儒家思想的标志性人物,他注重德治、强调举贤,尊崇德行道义,主张选贤任能。在王符看来,“仁重而势轻,位蔑而义荣”(《论荣》),因而他提出“德化”的主张,以之为国家治理中最基本、也最理想的方式。王符坚持“国以贤兴”,主张“任人唯贤”,一再强调尚贤、任贤、举贤、知贤;反对“任人唯亲”,猛烈抨击“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的用人方式。

  第三,重法明刑是王符论政的鲜明标志。王符作为东汉时期儒家的标志性人物,在服膺德治思想的同时,能够正视商、韩之说,融合儒法,重法明刑,这是超越时代的进步之论。王符认为,法令是君主统治天下最重要的手段,君主必须要做到令行禁止,否则就会危及国家。他面对汉末的衰世,深刻认识到,德治不能离开法制,仅仅依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必须要“兼秉威德”“明罚勅法”,德法并举;严刑峻法,“以诛止杀,以刑御残”。王符论法,多将其与赏罚结合起来,主张信赏必罚、厚赏重罚:“其行赏罚者也,必使足惊心破胆,民乃易视。”(《三式》)这也是他在衰乱之世的无奈之法。

  第四,重民救边是王符论政的基本立场。他继承了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并将其进一步发扬。他说,“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救边》),“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爱日》)。因此,君主只有重民、爱民、利民、养民,关心民生疾苦,才能保其社稷、安其天下。这也是《潜夫论》中最具思想光芒和人文关怀的主张。在如何处理边患的问题上,朝廷有各种杂乱的声音,包括“弃边”这样的浅薄之论。王符激烈抨击地方长官软弱无能、节节败退、欺瞒朝廷、残害百姓的罪恶,坚决主张“救边”“实边”,“边无患,中国乃得安宁”(《边议》);而“弃边”只能带来“唇亡齿寒,体伤心痛”的结果。如此集中地讨论“救边”问题,这在汉代子书中是独一无二的。

  《潜夫论》中最为人所关注的,在于其中贯穿始终的批判精神。王符是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开端性人物,对东汉后期社会政治的抨击是广泛的、尖锐的。他历数当时经济、政治、社会风俗等方面本末倒置、名实相违的黑暗情形,指出,此“皆衰世之务”。其根本目的还是希望能够救治衰乱之世、改变疲败之风。这些批判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弊乱之政、浇薄之风、贪枉之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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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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