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永帅:艺术史研究中的历史维度

2018-01-27 00:00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姜永帅

  2017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叶康宁新著 《风雅之好: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以下简称《风雅之好》)引起了出版界的轰动效应,也受到艺术史界与读书界的一致好评,并在2017年9月获得由中国文艺评论传播联盟颁发的第二届“啄木鸟杯”年度优秀著作,11月初又被评为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优秀理论著作。

  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能引发社会广泛与热切关注,虽不乏先例,但也并不常有。这种盛况总会让人联想到欧美学界研究中国史的奇才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史景迁以其优美流畅的文笔,通过严谨而细微的考证,将深奥的学术研究以“说故事”的方法娓娓道来,从而赢得了学术与市场的双向成功。与历史学家白修德(Theodore H.White)读罢史景迁一样,叶康宁的《风雅之好》也可谓艺术史研究的经典之作——“把学术提升到了美的范畴”。

  不同于以往艺术史研究中的作品本位和文献主体为中心的两种学术取径,叶康宁在《风雅之好》 中将艺术史的研究引入了历史的维度。

  如果说作品本位的研究侧重点在于艺术的历史,文献研究关注于基本历史事实或正确的解释,而《风雅之好》则将注意力投向历史中的艺术。进一步来讲,是将艺术作品视为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与某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消费、世风、趣味、阶层、心态等密切相关联的,艺术作品甚至形塑了一个时期的社会风貌。艺术不再是自在的存在,而是产生社会现象与构成历史情景不可分割的部分。由此,艺术史的研究真正进入了历史。

  故事、史实与问题意识

  本书开篇便以引人入胜的故事为开端。《清明上河图》是举世瞩目的宋代名画,在它的流传过程中出现诸多摹本,据历史学家兼美术史家童书业估计:“从宋代以来,这幅画的摹本可能以千万数。”通过对各类文献的爬梳,作者发现了问题的焦点,认定《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故事的一幅画。

  故事由此展开。

  与史景迁的《王氏之死》和李贞德的《公主之死》相似,《清明上河图》在明代的交易中也涉及一位当事人的死亡,此人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文坛领袖后七子之首王世贞的父亲王忬。王忬之死,可谓《清明上河图》在书画交易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场风波,由此引发了作者深入历史,对明代嘉万年间书画消费状况考察的动机。

  通过文献爬梳认清事实,自然是学术研究的根基。事实虽然提供认知的基础,能够引导人们做出判断,但并非能够产生一个有意义的整体。问题的提出使一连串的事实成为有机的证据,从而赋予了学术研究的高度与价值。也正是带着对这场风波的提问,叶康宁引领我们进入了明代嘉万年间书画消费历史的暗流之中。正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以一位王氏妇女的死亡为契机,考察了明末清初山东郯城县老百姓的生活环境与想象空间,企图带给我们对历史人物与历史文化的思考。叶康宁同样采用了被传统史学家视为边角余料的书画价目及其消费材料,从《清明上河图》交易所带来的一场风波,进而窥视到明代嘉万年间的政治、世风、官场、人心以及士大夫阶层对艺术品的态度,无疑引发我们从另一角度对书画艺术的思考。与史景迁所选取的大历史背后小人物的王氏不同,《清明上河图》作品的经典性以及王忬身份的特殊性成了引人注目典型案例。《风雅之好》所描述的明代雅贿以及作伪之风,在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诚如叶康宁在书中所讲:“深入考察明代嘉万年间的书画消费,这样不仅可以了解史实,还可以提出与现实休戚相关的问题。”

  艺术史的历史维度

  述及《风雅之好》的历史维度,不得不提及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图像证史”。虽然在欧美艺术史领域内早已产生了图像学转向与新近兴起的视觉文化研究。正是由于图像学研究的跨学科性质引发了西方史学界开始注意到图像作为历史证据的可行性与有效性。图像由原来被传统历史学视为“文化史”题材的边角余料,进而跃升为合法的历史证据,甚至一度成为人文学科持续关注的焦点。这一史学转向同样得到了国内史学界的积极回应,并引发了关于艺术史的边界问题与“图像证史”有效性的讨论。

  与图像研究为本位侧重与图像的历史研究不同,《风雅之好》关注的是历史中的艺术,其研究明显带有社会史与经济史的取向。虽然全书围绕着书画消费的环节而展开讨论,其核心仍然是艺术,而非为了研究社会与经济状况。在这一层面,叶康宁的研究取径乃是以艺术为中心,综合了社会史与经济史关于政治、世风、心态与书画价目等相关问题的讨论,使研究具有了历史的立体感与厚重感。

  艺术史家巫鸿先生在谈到墓葬艺术时,提出注意出土物的“原境”,主张将每一个实物还原至原境中考察,而不是仅仅关注于单个器物的类型和序列问题。中央美术学院郑岩教授在一次新近的会议中谈道:“传统艺术史的写作其实缺少背后整个考古学、历史学的大背景。”

  或许是由于叶康宁博士研究生期间接受的是历史学的训练,还是早已意识到艺术史研究缺乏历史原境的问题,在《风雅之好》中,叶康宁成功地将历史的维度带入了艺术史的研究。

  围绕着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至三十八年(1559)之间发生的《清明上河图》交易,作者不仅对《清明上河图》相关文献考订,成功地解除了明史专家吴晗的疑问,并指出其认为这场风波与王世贞无关的错误,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并梳理出这场风波的四个主要情节:王忬求画、黄彪作伪、汤氏索贿以及严氏杀人。带着对这些情节所反映的书画消费与社会问题的思考,正文部分的相应章节既是对这一风波的展开,也是对它的诊断。

  嘉万年间,书画消费一系列环节和要素包括:世风、需求、阅市、古董商、居间人、价格与赝品。这些环节自然地构成了《风雅之好》的各个章目。叶康宁不仅注意到消费过程中人的因素——需求者、古董商、居间人与“斫轮手”(作伪者),还将目光投向交易场所的空间地点,加以图像对交易空间的描绘,使研究建立在坚实可触的空间事实之上,遂使读者产生可供想象的感性空间。它引领读者穿越历史,对逝去的一隅大明风雅产生遥远的想象。世风的考察往往具有弹性空间,根据不同的文献甚至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但著者紧扣书画交易发生的阶层即士大夫或有闲阶层,从地方志以及有代表性文人著述,如以文震亨的《长物志》记载的书画需求作为文献证据,将读者带入了明代嘉万年间尤其是江南一带的文人雅趣之中。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引入

  不得不提,该著的另一个亮点是将社会科学的方法引入到研究中。本书的核心是第六章“价格”,面对复杂的价格问题、实物与货币的换算问题、计量单位问题等,如何从普遍的交易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抑或哪类的书画价格较高,或不同时代不同名家的价位有何不同等,都需要谨慎的处理。

  作者在分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并制订了研究方法的步骤和程序。由于嘉万年间,项元汴是最负盛名的收藏家,作者单独列出了项氏与非项氏之间的价目。每一步做出相应的斟酌与取舍,通过文献记载的价目与实际交易的时间以及价格,事先对嘉万年间整个价目以统计学的方法做初步分析,并初步得出结论。然后对于存疑的结论又进一步分析,调整了偏差。如通过对嘉万年间书画价目的分析,作者得出三个结论,对于第二“书法交易年代越晚价格越高,绘画交易年代越晚价格越低”、第三“晋唐书法价格高于绘画价格,宋明绘画价格高于书法价格”作者本人持怀疑态度。作者通过对某个交易年代分开考察,便找出了原因。同样对于第三个结论作者也通过具体的年代划分以及统计分析方法找出了偏差的根源。另外,源于项氏收藏的名声,单独对项氏的收藏做了统计分析。这样,作者所得出的结论即反映出了嘉万年间大致的书画价格问题,又对不同时段以及不同时代的书画进行了区分,使结论多方位、多层次呈现。

  自然,方法是为了解决问题,胡适也指出“问题丹”、“方法散”,问题总是和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叶康宁对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也是根据价格的复杂性而不断地调整应用的。在这一点上,《风雅之好》体现出了科学的严谨性。

  被文辞之美打动

  通读该著,时常被作者的文辞打动。这也是开篇引用白修德“把学术提升到了美的范畴”这句话的原因。它让人想起传统学术强调的“义理”、“考据”与“辞章”之学不可分。章学诚解释道:“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在此之外,章氏还强调“德”。不过余英时认为章氏的“德”过于重视儒家的政治伦理,而不是今天的人文关怀。读叶康宁的《风雅之好》则不然,该著不仅具备了考据、义理与辞章传统学术的三个方面,难能可贵的是,通过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以及对雅贿与世风之间的明辨,使著作既具科学性而不失价值判断。

  总之,《风雅之好》呈现给了我们全新的艺术史研究的视野与维度,它的价值无法令人忽视。希望叶康宁保持高规格的学术品质,为我们带来新的著作。

 

  (作者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江苏大学艺术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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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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