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碑帖之辨”到“刀笔之辨”

——启功《论书绝句》的学术贡献

2018-01-28 08:0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邓宝剑

  《论书绝句》问世的历史语境

  清中叶以来,“碑学”渐盛。至于晚清民国,学人讨论书法,几乎口必称“碑学”“帖学”。影响所及,直至今日。能不囿于风气而独开局面者,允推启功先生。

  启功先生之书学见于各种著作、论文、序跋,若将这些著述比作一首诗,《论书绝句》则堪称诗眼。百首《论书绝句》及自注,凝练地表达了启功先生的书法观。其中涉及的学术问题非常丰富,很难作出全面的概括。若就书学发展的逻辑着眼,笔者认为,将清代以来的“碑帖之辨”转换为“刀笔之辨”,这是启功先生对书学史的一大贡献。

  广义的碑指各个时代的碑刻,而狭义的碑主要指南北朝碑。广义的帖包括墨迹和刻帖,由于六朝名家墨迹难得一见,所以狭义的帖就是刻帖。康有为说得很清楚:“今日所传诸帖,无论何家,无论何帖,大抵宋、明人重钩屡翻之本。”“今日欲尊帖学,则翻之已坏,不得不尊碑;欲尚唐碑,则磨之已坏,不得不尊南北朝碑。”(《广艺舟双楫·尊碑》)

  明代书家多临阁帖,而至清代,金石出土日多。对于论学重实证的清人来说,对各种书法遗迹进行考校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这种考校,关联着审美的倾向,发展出以碑帖、南北、古今二分为基本结构的书学思潮——“碑学”。尽管“碑学”思潮各代表人物的关注点有所不同,比如康有为便不同意阮元的南北分派之说,但大体的倾向是尊碑抑帖、尊北抑南、尊古抑今(表现为尊崇篆隶笔意、尊魏卑唐)。

  20世纪以来,又有大量的书迹面世,如汉代简牍、晋人残纸、敦煌经卷等等。与清代出土的金石不同,这些书迹皆是原汁原味的墨迹。新材料的出土并不仅仅带来新的研究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能更新人们对于历史现象的理解结构。当然,这需要学者对历史现象的敏锐把握与对现有理解结构的深入反思。启功先生可谓开风气之先,他既对清代的碑学做出有力的批判,又将一种新的书法史观阐发到深微的地步。

  对“碑学”的解构

  针对“碑学”中人碑帖、南北、古今诸方面的立场,启功先生的反驳皆有釜底抽薪之效。

  《论书绝句》第30首注云:“端重之书,如碑版、志铭,固无论矣。即门额、楹联、手板、名刺,罔不以楷正为宜。盖使观者望之而知其字、明其义,以收昭告之效耳……简札即书札简帖,只需授受两方相喻即可,甚至套格密码,唯恐第三人得知者亦有之,故无贵其庄严端重也。此碑版简札书体之所以异趋,亦‘碑学’‘帖学’之说所以误起耳。”“碑与帖,譬如茶与酒。同一人也,既可饮茶,亦可饮酒。偏嗜兼能,无损于人之品格,何劳评者为之轩轾乎?”碑与帖有不同的功用,书写的样貌自然有所不同。概而言之,碑与帖只是不同的功用类别,而非不同的艺术派别。这是对碑帖分派以及尊碑抑帖的批判。

  《论书绝句》第92首注云:“余素厌有清书人所持南北书派之论,以其不问何时何地何人何派,统以南北二方概之,又复私逞抑扬,其失在于武断。”一代书风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远不能以南、北二派做笼统的概括。这是对南北分派以及尊北抑南的批判。

  《论书绝句》第95首注云:“书体之篆隶草真,实文字演变中各阶段之形状,有古今而无高下……贵远贱近,文人尤甚。篆高于真,隶优于草,观念既成,沦肌浃髓,莫之能易焉。”篆隶草真只是不同的字体类型,古今字体之间不能断然做高下之分。这是对尊古抑今的批判。

  启功先生发出这些批评,并不是简单地站在与“碑学”相反的立场上,比如从尊碑抑帖走向尊帖抑碑,而是从根本上解构“碑学”诸家二元对立的理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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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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