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的艺术

——中国文人画简述

2018-01-28 08:25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卢辅圣

  中国文人画是世界上唯一由知识分子所建构的绘画形态,并以其长达1000多年的演化发展过程,占据了中国美术史的煌赫篇章。

  畅神适意的价值取向

  早在魏晋南北朝,就有不少士大夫参与绘事,其中可见顾恺之、宗炳、萧绎那样的文化名人。到了唐末五代,擅画的文人更多,他们凭借自己的文化修养,使绘画品质得到很大提升。当然,这种提升主要表现在主题、立意、情趣等方面,至于形式、技法、体制之类,仍然沿袭当时画工的惯例,而未能形成文人绘画特有的风貌。

  北宋中后期,两股力量对文人画的独立自主起了关键作用。其一是五代以来得到迅猛发展的山水画,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文人隐逸精神的滋养,那些引领潮流的山水画大家,如荆浩、李成、范宽等,往往本身就是文人画家的代表。其二是另一批喜爱绘画的仕宦文人,如文同、苏轼、米芾等,避开了繁难琐屑的习惯性画法,而用“墨戏”的简捷方式,进行大胆的艺术实验。如果说后一股力量来自于业余画家队伍,极大地刺激了文人画家们逐鹿画坛并用自己的语言说话的勇气;那么,前一股力量来自于专业画家阵营,以其坚实而高迈的学术品位充实着文人画的价值理想。随着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加上金元时代大批文人赋闲而成为画坛中坚,原来由画工和宫廷画师主宰的人物画及其叙事手法渐趋衰落,更多带有象征意味,富于表现性的山水画和花鸟画繁荣起来,并且在越来越多的文人画家手中呈现为水墨写意形态,从而与非文人画往往重色彩、多工致的情形拉开了明显距离。

  元初的赵孟頫是文人画走向成熟的枢纽人物。在他的启示下,元季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等人的山水作品,建构了文人画的规范图式,并以高情逸致的价值取向和书法化的笔墨趣味,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明中期由沈周、文徵明领衔的吴门画派的兴盛,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晚明董其昌倡导南宗山水画,引发清初以“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为代表的正统派和“四僧”(弘仁、髡残、八大山人、石涛)为代表的野逸派各有侧重的发展态势。宋元时期由另一些文人画家所开创的松梅兰竹水墨画,到了明代中后期,则逐渐发展出大写意一派。陈淳、徐渭那种注重主观表现色彩和即时把握方式的纵逸画风,标志着文人画图式在花鸟画领域的确立。从此之后,文人画以压倒性优势入主中国画坛,使得宫廷画师和民间画工也多以沾溉文人画余泽为荣。

  变化是永恒的存在。文人画之所以区别于常规绘画,是以其“畅神”“适意”“自娱”“寄乐”的私密化、书斋化取向为价值内涵的。然而,随着它的规范图式渐趋确立,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自适自娱、私交酬唱变为面向大众、走入市场,公共化和普适化这种曾经作为文人画对立面的价值选择,便又重新占据文人画发展的主导地位。从扬州八怪到海上画派,文人画的谐俗色彩日益浓厚,而非文人画家对文人画的攀附吸收现象又愈演愈烈,文人画与非文人画在艺术形态上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经过20世纪的巨大社会变革,传统士大夫为现代知识分子所取代,中国文人画这个世界艺术史上的孤例,也就走向终结期。

  艺术自律的内在理路

  用1000多年时间建构独特价值、图式和趣味系统的文人画运动,虽然离我们渐渐远去,但为其提供并已渗透进中国民族绘画传统的人文精神和形式基因,则成为中国画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民族绘画、之所以能挺然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重要支撑。

  众所周知,中西绘画皆有一个从“他律”走向“自律”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他律”时代,绘画往往以其伦理、宗教、政治或者文学之体化物的身份,参与着社会文化功能的承载,其表现对象落实在内容所蕴含、所显示的价值意义上;到了“自律”时代,绘画所关注的是绘画本身而非被画的物象,形式手段不仅是为了获取相应的内容蕴含,并且可以同时作为内容蕴含的一部分,乃至中坚部分,而体现其自证自悟的独特存在价值。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张赛)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