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气满乾坤

——花鸟画的中国精神

2018-02-04 07:42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马新林

  花鸟画,是中国传统的三大画科之一,也是中国画中最富于民族文化特性的表现门类之一。其描绘对象不仅仅是花与鸟,而是泛指花卉、蔬果、草虫、翎毛、六畜、走兽等各种动植物。北宋《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云:“诗人六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可谓一语道破中国花鸟画独特的文化内涵、审美意蕴。

  延绵民族文化数千载

  花鸟画题材的起源很早,在远古时代就随着人类文明的孕育而产生。如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纹样就已有各式的花叶、鸟兽、虫鱼等,至商周时期,不论是青铜器还是玉石雕刻,都常出现龙凤玉蝉等变得更为复杂的形象,进而又出现在春秋战国的漆器、壁画、刺绣等实用装饰艺术中。战国瓦当中已有林木双鸟、树木双兽等花鸟纹样,至东汉,陶仓楼上的壁画出现了一般认为最早的独幅花鸟画《双鸦栖树图》。魏晋南北朝至隋唐,花鸟画逐渐独立成科,晚唐五代已形成不同流派。

  在隋唐两宋近700年间,花鸟画名家辈出,将以工笔形态为主的花鸟画推向高峰。唐代画家重视写生和观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追求“妙得其真”,出现薛稷、边鸾等名家。五代时期,黄筌、徐熙拓展了花鸟画的表现形式——写实和写意。“黄家富贵,徐熙野逸”,分别代表宫廷画院之风与文人士大夫追求的清趣,启花鸟画“工笔”与“墨笔”之分,成为后世争相效仿的对象。

  宋代是中国花鸟画的成熟和鼎盛期。北宋前期,黄家“钩勒填彩,旨趣浓艳”的富贵风为世人所尚。其后,崔白发挥写生精神,探索表现花木鸟兽之生意,让花鸟画摆脱装饰图案遗影,打破“黄家富贵”格式,开宫廷绘画新风。其对写意技法的拓展,让花鸟画得以进一步自由表达艺术家的灵性,画法也变得轻松自如、意趣横生。北宋后期,由于宋徽宗赵佶对书画的痴迷和身体力行的推动,花鸟画以院体为主流进一步向工笔写实方向发展,笔法细腻娴熟,格调高雅,工笔花鸟画达到巅峰。

  宋代在理学、文学、史学、科学技术等领域的拓展,推动着艺术创作、人文交流与鉴赏。一方面,“格物”精神的倡扬,让画家乐此不疲地探究四时花草的变化规律、珍禽异兽的活动特性,以及自然形象背后所蕴含的生命意蕴,花鸟画体法更加严谨、工致,在传神、格调等方面进入新的境界;另一方面,随着造纸技术的成熟,苏轼、文同等文人士大夫社会地位提升、积极参与艺术活动,水墨花鸟因人文情怀的注入初步形成独特体系。

  元代,随着文人画鼎盛,诗、书、画、印开始融合,赵孟頫、“元四家”等“作画贵有古意”以及“书画同源”等艺术主张,会同道家“出世”的生命哲学,推动花鸟画向更为注重笔墨、追求意趣的方向发展。至明清两代,强调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心学”兴起,明代绘画在技法上有了更多突破,以徐渭和陈淳为代表的写意花鸟画迅速生发,“青藤白阳”与后来的八大山人等将中国花鸟画写意精神推向巅峰。

  艺术的发展脱离不了社会环境的不断改变。应该看到,明清逐渐形成的书画市场,以及大众的审美需要,让花鸟画呈现雅俗共赏的面貌。后世的恽寿平、“扬州八怪”、虚谷、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在艺术上别出心裁,在画面中集合了笔墨和色彩,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王雪涛、郭味蕖、孙其峰等画家,形成近现代花鸟画的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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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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