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海外华文小说:

情怀,小说之“眼”

2018-02-10 08:28 来源:文艺报 作者:戴瑶琴

  小说之“眼”,是文本的最亮点,也是读者与作者以文学为媒介、心灵呼应共鸣的精确坐标。2017年海外华文小说的“眼”,我将其概括为“情怀”。如果仅从出版或发表数量上讲,2017年是一轮“小年”,但是不同地域、不同代际作家的作品,依然展示出当前的文学新意和未来的突破可能。

  人·家国

  “家国情怀”是海外华文文学绵延的主题,家国记忆、家国情感、家国使命的理念变化埋设于“落地生根”与“落叶归根”间的动态转徙。当前海外华文小说对“家国”的思考点已实现新的着陆:从海外处境/想象中国的思维范式,转为现时问题/现实中国的思路结构。同时,创作者对“家”的塑造主动规避了集体经验的叠加,格外专注于独立家庭的遭遇。

  马来西亚华人作家戴小华携纪实文学《忽如归》归来,为家人立传,讲述历史激流中的一个台湾家庭的真实经历。作品延续“家国情怀”主题的传统性表达,聚焦于家族信仰与民族大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爱国之情也是其家族风骨。“我出生在台湾早期动荡的年代,亲身遭受到‘白色恐怖’历史悲剧的贻害,也耳濡目染过马来西亚社会的风狂雨骤,以及亲历商场上的尔虞我诈。就是因为经历过这样的岁月才让我从混沌到成熟,从无知到开窍,也让我认识了世事的复杂、人心的险恶、命运的难测、生命的迷惑,因而逐渐塑造了现在的我。”持续的波动让作者深刻体悟“家”的信念传承,“要把羞辱转成荣誉,在万变中把握住该变的……因而我在往后的岁月里,遇到任何挫折和人事的纷扰,我更加忍受,更加豁达,能够淡定而勇敢地面对一切”。离乡之痛与思乡之切源源不断地激发戴小华的文学责任感。“归”是身体和灵魂的双重回归,在“归途”中所有的付出与忍耐都让个人收获了心灵的慰藉和生命的飞跃。

  日本华人作家陈永和的《光禄坊三号》首先是稠密的地标式“中国故事”,福州的地域性格和文化特色烙在街巷、建筑、饮食、语言之中;其次是“小家”化,即以沈一义为中心,将与之相关的人物结构出一个泛义“家庭”。陈永和在创作谈里称作品为IDEA小说,“它的特别在于都有一个很强生命力的想法,整部小说就建构在其中,包括人物设计、情节走向、结构规划”。在《光禄坊三号》里,IDEA就是三份遗嘱。我认为IDEA更精确化的核心是“未知”,在这部作品中像是“协商”与“共谋”,它躲藏在“遗嘱”背后,主导着困境的构建与开解。因为沈一义的遗嘱,与他相关的四个女人被聚拢到光禄坊三号。戏剧性迅速积聚到两个点,一是性格迥异的林芬(前妻)、冬梅(夫人)、龚心吕(恋人)、娄开放(崇拜者)即将开始的女人“暗战”;一是遗嘱的终极解密。但四条叙事线又扩散为若干网络,缠绕进子辈的爱恨情仇,思维导图式的构思虽缜密但稍显细碎,难免重情节建设而轻人物塑造。

  范迁的《锦瑟》进一步消解“家”,而只突显人。与近年众多跨越不同年代、惊心动魄或者波澜壮阔的“中国故事”相比,这是一部“慢”节奏的小说。作者把几十年的历史变迁点缀于一个人的平凡生活。革命、爱情、人性等充满戏剧性的元素聚合在一起,并没有撑开一把剑拔弩张的弓,而是耐心下起一盘攻守有度的棋。作品最骇人的细节恐怕也只是处决犯人的一张照片。主人公“他”一生全部的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叙述走进一条寻常不过的人生甬道,艾茉莉、阿香、珏儿、恽姐、毕嬅,渐次陪伴“他”经历“初起、冒进、迷惑、热情与挫折、获得与丧失”。人性的“恶”,都可以跟随时间蓬勃而起又黯然而熄。《锦瑟》的深意体现在“你所有的,只是你现时能感受到的一切,喜悦与悲伤,太阳与月光,同时交织成立体的人生。从任何角度看来,我们所经历的人生,不可能是最好的年代,也不可能是最坏的年代”。扑面而来的种种苦难并不在生命之旅停留,无论意气风发还是困苦委顿,都只是“华年”的寻常遭际。我认为,“他”是一个方鸿渐式的知识分子,前进与后退都在被推搡中完成,得到和失去也是基于性格的顺理成章。故事立意源自李商隐《锦瑟》,命途多舛隐身于“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胸壑之中,“他”的人生要义被凝练为“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范迁着意饮食、建筑、围棋等“中国特色”的精致化书写,文化的典雅与行文的抒情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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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屹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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