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取本土历史经验 助力城市社区治理

2018-02-14 07:5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迪

  虽然“社区”概念是社会学带入中国的舶来品,“社区治理”更是较为晚近的提法,但对城市建筑布局单元、基层社会组织进行布置和安排的“类社区治理”实践,在我国却由来已久且有丰富的经验可供梳理和借鉴。

  社区治理与服务国家紧密联系

  西方城市自罗马帝国衰落后便进入中世纪的发展断裂期,重新崛起后明显表现出专业分工的特征(如手工业和商业中心、贸易港口),大多不再承载政治或军事功能。相比之下,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是持续的,如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所言,有别于“政治上支离破碎的欧洲”,中国“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带给城市制度与城市功能以极大的连贯性,即表征着统治秩序的政治和军事中心。相应地,“社区”组织形式也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

  远在周代,“三里为城、七里为郭”的地域范围由王室直接统辖,居民(即“国人”)聚居的社会组织被称为“里”,这可被视作中国古代城市社区的雏形。自周至秦,从“里君”到“里正”,社区层面的治理者均通过自下而上“择其贤民”的方式产生于居民之中,又自上而下地承担户籍、赋役等行政职能在基层的落实。秦汉之后,里(坊)的设置、职能、无行政级别的长官安排,均被沿用:汉代的“营邑立城,制里割宅”奠定了里坊制的基础,经魏晋隋唐逐渐演变成功能分明、封闭式管理的里坊;宋代的开放式里坊在一定程度上被剥离了作为建筑布局单元的意涵,而多被赋予基层社会治理载体的功能;辽金元时期仍以坊治城,并局部沿用“唐时旧名”,此种格局直至清代依然发挥着加固国家政权与城市居民之间联系的作用。马克斯·韦伯指出,东方城市的显著特点是其与国家的一体化,即“在行政上从属于中央集权”,而“里坊制”作为一种以地域为基础、以社区为单位的治理结构,无疑将城市社区与国家联结在了一起。正如芒福德的观点,大城市“催眠术般的吸引力”源于它可以成为国家的工具手段。而在我国历史上,这种效用则有赖于独特的东方经验——稳定、连续且服务于国家演进与城市管理的基层组织形态。

  从这个意义上讲,自20世纪末至今,学界和实践领域不断讨论的社区“去行政化”、避免“行政吸纳社会”等提法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将国家与社区对立起来、一味强调社区自治甚至要求政府事务从社区中撤出并还权于居民的观点,有一定的照搬西方理论与概念之风险,而较少顾及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历史发展、传统土壤与居民属性,更未注意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始终是在国家制度建设与城市统筹规划的框架下进行的,即社区治理与服务国家之间具有紧密而积极的联系——这一点既有别于西方城市社区的独立与自治,也与传统中国乡村社区的内部肌理和运行逻辑有显著差异。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孙龙)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