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心性论具备现实关怀

2018-03-06 07:4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徽

  西周晚期,思想学术日趋分化,往昔具有整体性与包容性的王官之学日渐没落,诸子之学则应时而起。及至战国,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学术盛况。这种思想学术分化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先秦诸子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

  傅斯年在《性命古训辨证》中指出:“今存各先秦文籍中,所有之‘性’字皆后人改写,在原本必皆作‘生’字。”此说道出了先秦诸子关于人性问题的共同立场,即尽管诸子对于人性善恶与否看法不一,但皆是从天生禀赋的角度定位人性的,用告子的话说就是“生之谓性”,或如荀子所云“性者,本始材朴也”。对于这种天生之“质”,先秦诸子在道德上有着不同的判定。春秋时,关于人性问题罕见论述。孔子行教亦避谈人性,整部《论语》仅记其“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语,乃至子贡发出“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之叹。待到战国,论性之说已堪纷纷。据《论衡·本性》记载,世硕与孔子弟子宓子贱、漆雕开等皆谓“人性有善有恶”。孟子则主性善论。而在《孟子·告子上》中又载有“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性无善无不善也”(告子语)等说。其后,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至于法家,慎到认为“人莫不自为也”,韩非亦曰“人皆挟自为心”,皆谓人性是自私自利的。

  先秦哲人之所以如此关注人性善恶问题,并非是出于纯粹的理论兴趣,而是有着深切的现实关怀。这一关怀涉及两个重要领域:一是伦理政治,二是涵养工夫。前者关乎如何治理民众以实现善治,后者关乎如何提升、成就个体的道德境界。

  就前一领域而言,对人性的看法决定着相应的治世之道。孔子既谓人性本来想去不远,人与人之别主要在于各自所习之异,故而强调治者教化和率先垂范的作用,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孟子既道性善,则必劝君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如此则“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荀子既曰性恶,因此主张兴礼义、重师法,以化性起伪。法家既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于是因之以功利之术,在明赏罚之制的同时,亦强调法、术、势在人主统御臣民中的重要作用。道家(如告子)认为人性无善无恶,所以主张“道法自然”,反对以人为之术强矫人性,故曰“绝仁弃义”;“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凡此种种,皆体现了先秦诸子在展开其人性论思想时的伦理政治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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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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