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自信提升文化自信

2018-03-07 07: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石英

  中国特色社会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需要坚持中华文化自信,摒弃那种只以近代数理自然科学为唯一标准的狭隘科学观,正确认识中华文化思想内核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以科学自信找回文化自信,这对于社会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意义重大。

  近代自然科学可以被称为数理实验科学。其核心要素一是数学,二是实验;或曰,一是逻辑,二是实证。这一逻辑实证主义传统来自西方文化,源头在古希腊文明。例如,亚里士多德创立了形式逻辑;欧几里德几何学采取了严格的演绎推理证明形式;毕达哥拉斯学派坚信“万物皆源于数”。这一切,构成了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土壤和根基。无可否认,西方文化的确内含追求精确、注重逻辑的理性精神。

  作为一门科学的社会学以自然科学为模本,强调可证实、可证伪、可重复、可检验,客观性、逻辑性,精确、量化、数学化,崇尚的语言是数学语言,包括数字、符号、方程、模型等。在社会学学术研究和评价体系中,数据、模型就代表着学术规范,数据采集和分析贯穿社会学研究的全过程。在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范式中,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代表了研究的精确性,人们甚至将以数据为依据的实证研究作为判断“科学”与“伪科学”的标准。伴随“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社会学的“数据热”持续升温,社会学家对数据的狂热追求一点也不亚于甚至超过了经济学家。因此,在许多学者看来,社会学的“定量”、“定性”之争并不是方法上孰优孰劣问题,焦点在于是否“科学”。

  社会学研究呈现“科学性”远强于“人文性”趋势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其编著的15卷《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近代自然科学为什么未能在中国诞生?各种解答将其归结为体制、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因素。

  “李约瑟难题”中实际隐含着一个命题:西方科学文化优于“非科学”的东方文化。近代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大门,坚船利炮是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开始认识到“科学”的厉害。积贫积弱的中国由“中心之国”、“天国”的自负,一下子掉到极度自卑的境地,对自身文化的自卑转而表现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自觉认同。

  在今天,“科学”的地位已十分“神圣”,意味着正确,代表着进步。科学精神包含了怀疑、批判的精神,但“科学”本身却不容有丝毫置疑。尽管费孝通早就发出注重“双重性格”的呼吁,但学界始终要求“人文”服从于“科学”,按照“科学”的标准和框架来“规范”人文的思维。而“科学”正是西方文化的产儿——数理实验科学为唯一标准,甚至于,社会学研究中的汉语表达也被否定。

  纵观中国社会学学科发展,基本是“科学性”处于强势,“人文性”极度弱化,文化、历史等基本问题很少被关注。我们在学科和教材建设中对社会学的基本定位是一门“社会科学”,所以强调其“科学性”。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多年,已经形成和确立了科学取向的量化研究方法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人文取向的质性方法则愈益边缘化的特征。究其根源,在于我们对自身文化的科学性缺乏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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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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