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远意义

2018-03-12 08:48 来源:福建日报 作者:张有奎 石红梅 刘洪刚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卓越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宏大视野和战略思维,高瞻远瞩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时代的诉求和人类发展的必然。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当今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于我国内政外交工作的有效实施,促进地区、国家间的共同繁荣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期新论版约请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几位学者,从不同视角,深入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远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构想及其世界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提出的术语,但这一问题却是近代以来就逼近我们的重大现实话题。在传统社会里,人们彼此隔绝在相对封闭的有限空间里,仅仅是地域性的存在。随着大工业、分工和交往的普遍化,世界市场被开拓,历史变成了世界历史(接近我们常说的全球化),民族和民族之间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不可逆转地成为历史趋势和基本事实。当今时代,在生态环境、反恐、核安全等问题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共处地球村的人们,现在要回答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人类向哪里去?

  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文明在历史实践中力图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同质性的文明类型,它在进步、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幌子下,在等级制的思维定势中,把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其他文明类型贬低为落后、不开化和愚昧的代名词,试图把他们纳入资本主义的所谓文明轨道。崛起中的大国常常彼此冲突和对抗,甚至不惜采取战争的方式解决分歧和争端。在他们的本位主义和零和博弈的旧框框里,一直有一个无法逾越的“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说,他们固执地认定新兴大国和现存大国之间难逃一战。由于历史经验一再验证他们的这种预判,而悄然变化的当代现实之真实境况始终无法扭转他们的外交思维模式,结果造成世界范围内的担忧和乱象。提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构想,已经成为迫切的议题。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的新构想引起各国的广泛关注和兴趣。它的“新”理念和“新”实践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在理念上,新构想的要义在于,反对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反对文明等级论、文明冲突论。它包括这样几个要点:一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要坚持相互平等、相互尊重的原则。其中,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底线,相互尊重彼此的制度选择和结合本国实际的发展道路,这是建立良好国际关系的前提。如果强国以武力威慑为后盾,迫使弱国、小国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和制度模式,服从自己单方面制定的国际秩序,以强凌弱,那就是把强权变成真理,损害了公平正义。二是包容的原则。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异质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克服和反对文明之间的误解、对立和歧视。在这个意义上,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提供的仅是历史视角的描述,不应成为目前遵循的理论依据。按照亨廷顿的观点,“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这是文明冲突论的典型说法。三是合作共赢的原则。在价值取向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生共赢关系,这是问题的关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义在于强调守望相助,同舟共济。四是开放的原则。各个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安全等诸多方面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惟有开放才能更好地防范风险,赢得发展机遇。

  在实践上,新构想引领各国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冲突走向合作,倡导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霸权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固有方式,它的历史是血和泪的历史,是枪炮和鸦片的历史,是殖民统治和剥削掠夺的历史,它是资本的狂欢,也是殖民地和广大老百姓的苦难。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彻底粉碎了西方人乐观的历史叙事和历史想象,一些人悲观绝望,另一些人试图另辟蹊径。中国道路的铺陈无疑给了世界希望的曙光。中国道路是和平发展之路,它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是西方化。西方的现代化仅仅是现代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各个国家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特殊需求制定现代化的路径。这一道路的选择有两点理由:一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和平基因。中华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是内敛的,不是外向的、进攻性的文化,主张天下为公,不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张扬王道,反对霸道,它已经成为类似遗传基因的文化辨识标志,这与中国文化传统生成的特殊历史经验和地域有关。二是当代特殊的历史实践已经在诸多方面不同于资本主义扩张时期的状况,旧药方解决不了新病症,当今各个大国之间常常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而仅有和平发展一途才是正确的方向性选择。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前提在于有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为了和平准备吞下任何损害国家尊严和国家分裂的苦果,而是庄严宣布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对外关系。“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战略谋划和推进,绝不是要谋求全球霸权地位,建立全球等级秩序,而是普天之下皆兄弟,它是按照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一种新文明类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幽默风趣地比喻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对中国威胁论的论调无疑是一剂对症的良药。

  就世界意义而言,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构想,为人类的光明未来提供了一种现实可能性。在民粹主义盛行、逆全球化泛起、文化多样、利益多元的当代世界里,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怎么看和怎么办,这个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提高的巨人将把世界带向何方,这是全世界关心的大事。中国方案体现的是中国智慧,它是大国的责任和担当,永不称霸、永不扩张的承诺减弱了世界的不确定性,起到了稳压器的作用。在影响世界格局的中美关系问题上,中国主张管控分歧,求同存异,扩大共识,进行全方位的战略性合作,避免战略误判,这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建设性思路。其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新构想对于人们突破个体本位主义,站在“类”的意义上思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摆脱囚徒困境的难题,提供了新的路径。个体和共同体之间也不应是对立的紧张关系,共同体应是个体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而不是障碍,个体是共同体的内在构成部分,而不是自我异化和疏离的本质之外在呈现。20世纪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寄希望于中国开拓世界的新路,如今,新构想不经意地让他的预测变为现实。

 

  (本文系教育部社科司“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研究”阶段性成果,作者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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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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