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

2018-03-14 08:2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杨守森

  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马克思与恩格斯毕生都在关注与思考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以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在他们的论著、笔记及书信中,亦发表过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独到见解,形成了本原性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结合古今中外许多文艺现象加以分析,我们会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深刻地揭示了人类文艺活动的奥妙,正确地阐明了文学艺术的功能,从总体上指明了人类文学艺术发展的方向。正如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而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需要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研究,以求更为全面、更为准确、更为科学地把握其精髓及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影响 

  20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改变旧中国的伟大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最为重要的思想武器,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在我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对我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6号连载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谈到了马克思关于文学艺术是社会意识形态部门之一的观点,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在我国的最早介绍。继而,一些早期共产党人或革命作家,如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瞿秋白、茅盾、郑振铎等,在译自苏联、日本,或自己写的文章中,都曾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更多直接接触,是从“左联”时期开始的。1930年,冯雪峰翻译发表了《艺术形成之社会的前提条件》一文,其内容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不平衡问题的论述。随后,又有瞿秋白编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郭沫若翻译的《艺术作品之真实性》,曹葆华、天蓝翻译,周扬编校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欧阳凡海编译的《马恩科学的文学论》,赵季芳编译的《恩格斯等论文学》陆续出版。正是通过这些论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得到了更为广泛深入的传播,日渐在当时的文艺理论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新中国成立后,随着马恩全集以及其他许多相关文献资料的不断翻译,以及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思想领导地位的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基本观念,已进而成为我们的文艺理论的灵魂与主体,一直在指导与影响着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下,我国“五四”以来的文学艺术,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新格局,发挥了特有的推动历史进步的功能。具体来看:

  首先,让中国的现代文艺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我们的古代文学中,通常是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文人骚客为主人公的,主要活跃于仕人阶层。在文艺为现实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原则指导下,许多作家、艺术家,或深入民间或亲临战场,依据自己的切身感受,通过富有大众化、民族化的艺术形式,在作品中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人民的艰辛与苦难、奋斗与追求,使人民大众成为作品的主人公,使文艺成为真正人民大众的文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样一种“新的人民的文艺”,得以进一步兴盛发展。文学艺术家们,注重取材于现实生活,通过作品,表现了各个领域的人民群众在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值得肯定之处还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艺,不仅注重“文艺大众化”,还在努力追求“大众文艺化”。仅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情况来看,《群众文艺》《大众文艺》《农村文艺》《农村演唱》《说说唱唱》之类刊物异常兴盛,工矿企业、乡村城区的民间文艺组织大为活跃,工农兵作家得到了重视与培养。正是这样一种文艺格局,在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素质、艺术修养、道德情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次,与马克思主义文论所注重的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功能,以及文学艺术要为现实服务之类主张的影响直接相关,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从“五四”时期的文学启蒙,到革命战争年代的“匕首与投枪”;从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到新时期的拨乱反正,文学艺术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活跃在历史舞台的中心,成为推动中国社会革命与历史变革的重要文化力量。从宏观的历史视野来看,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在挣脱民族危机,在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与振兴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再次,以具体作家作品来看,诸如茅盾创作出了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子夜》,正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巴金、老舍、曹禺等人,也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影响下,创作出了富于革命现实主义特征的《寒夜》《四世同堂》《日出》等名作。此后,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下问世的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袁静与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以及当代文学史上出现的梁斌的《红旗谱》、杨沫的《青春之歌》、曲波的《林海雪原》、冯德英的《苦菜花》、欧阳山的《三家巷》、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浩然的《艳阳天》等被称为“红色经典”的长篇小说,亦均标志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成就。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精髓及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中一些见解与主张,至今看来仍极具重要的理论价值与指导创作实践的现实意义,我以为,其中较为重要的包括:

  首先,从唯物史观出发,高度重视文学艺术改造现实、推动历史进步的社会功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观念中,文学艺术,属于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而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而要高度重视文艺作品的政治功能与思想倾向。1859年4月19日,马克思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论及其剧本《济金根》时,就曾由此角度指出,《济金根》这个剧本的根本缺点就是没有在更高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恩格斯亦从政治角度,高度评价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艺术家在推翻封建宗教统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恩格斯曾高度称许德国画家许布纳尔表现德国纺织工的一幅画,即因其“从宣传社会主义这个角度来看,这幅画所起的作用要比一百本小册子大得多”;也曾将海涅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称之为“我所知道的最有力的诗歌之一”,原因亦是海涅这首诗针锋相对地反击了当时普鲁士保皇党人“国王和祖国与上帝同在”的叫嚣,显示了工人阶级的觉醒,具有强烈的思想性与战斗性。由以上相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文艺社会功能的高度重视。

  其次,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辩证文艺观。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重视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但同时也坚决反对抽象化、概念化、只顾内容不顾形式的非艺术化倾向。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论及欧仁·苏的长篇小说《巴黎的秘密》的缺点时,就曾指出,作者以思辨的结构代替了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没有艺术化地展现出生活图景。在那封谈论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的信中,马克思除了不满意其思想内容之外,亦从艺术角度,批评拉萨尔笔下的人物“写得太抽象了”,“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为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告诫拉萨尔应该“更加莎士比亚化”,即应该像莎士比亚那样,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与生活场景再现现实生活。与马克思相同,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亦不满于其剧本《济金根》中那些缺乏艺术性的“理论性的辩论”,希望能做到“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式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并认为这“正是戏剧的未来”。从这些论述与主张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与恩格斯不仅重视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与战斗性,同时亦强调要尊重艺术本身的规律,做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角度着眼,特别论及过“文学语言”的重要性。马克思曾批评法国作家夏多布里昂的文字雕琢,炫耀辞藻,矫揉造作;恩格斯也多次批评过某些作者的语言“死板”“毫无生气”“文体古怪”。他们之所以特别推崇德国诗人海涅,除因其作品的思想性与战斗性之外,亦因在他们心目中,海涅的作品是“精致的文学”,并指出这“精致的文学”的使命就在于“磨炼那十分需要磨炼的语言”。

  与之相关,在对文艺作品的评价方面,恩格斯提出了“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这一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美学观点就是要看其作品是否具有艺术性,历史观点就是要将作品放到一定历史条件下,看其内容如何,是否具有历史进步意义。马克思与恩格斯高度推崇巴尔扎克的创作,就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巴尔扎克的作品达到了这样的最高标准,即不仅能以高超的艺术技巧,诗情画意地描写了社会生活,同时也在作品中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马克思曾高度评价19世纪中叶英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的成就,也是因为,那些作家达到了美学的与历史的标准,即能够“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和社会的真理”。

  再次,确立了文艺为人民,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价值立场。马克思曾指出:“人民历来就是什么样的作者‘够资格’和什么样的作者‘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正是立足于人民大众的需要,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文艺价值的看法,又是开放的,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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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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