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刑事立法的民生关怀

2018-03-16 08:5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伟 熊波

  新时代刑法立法大幅度的定罪量刑调整,折射出民本性的立法原意,被学者称为“刑法民生与社会民声的紧密回应,法治返璞归真的刑事法”。当前我国刑法立法的民生关怀,主要应当体现于食药安全犯罪、环境犯罪的具体立法领域中。因此,两类犯罪的相关立法,应当立足双维度民生社会类型的立体架构,相应地注入民生新情怀、加速民生条款的新转型,以期为民生福祉保障与刑法立法的双向互动式衔接,提供可行路径。

  食药安全犯罪立法的民生情怀

  路径一:从业禁止的全面配置及规范立法。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的从业禁止制度适应职业犯罪的新形势,完美贴合刑罚多元性,以适配经济犯罪行为的主观恶性。但美中不足的就是未能在分则罪名中表明其适用立场。食药安全犯罪作为职业性较强的经济犯罪,从业禁止制度的条款细化,在此类罪名的立法模式中应当予以重视。为此,食药安全犯罪下从业禁止制度的民生条款的确立规则应当着重考虑:其一,期限的层次性。针对食药安全犯罪的各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划分不同层次的适用期限,而并非一律适用最低期限3年,以映衬总则期限的幅度性规定。其二,性质的明确性。从业禁止制度是刑罚的变更执行方式还是新设的刑罚种类,总则的概括性规定并不具体、明确。因此,在分则的食药安全犯罪中,可以尝试在总则条款的立法初衷下进行界定。其三,范围的民本性。从业禁止适用的罪名范围应当予以扩展,而并非仅局限于食药安全这一类犯罪之中。对于渎职类罪名的食品监管失职罪、商检徇私舞弊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食药领域的职权犯罪也同样适用。其四,复权的开拓性。涉及谋生的职业种类,关乎着整个家庭的稳固与和谐。因此,从业禁止制度可以创设复权条款,以此彰显刑罚民本性的调和与人文价值的平衡。

  路径二:注重行政法规的衔接性及配套性。首先,填补司法实践的评价空白。针对食药监管工作中出现的介于行政法规与刑事法律调整之间的违法行为,无法得到合理、应有的规范评估这一尴尬窘境,食药犯罪的刑事立法与一般的食药违法行为之间,应当寻求紧密的规范衔接。其次,对接行政法律、法规的附属性规定。在《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之中,诸多行为条款设置“有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此类规定。然而,仔细审视食药犯罪的罪状排列和谋篇布局,并未发现有与之对应的罪刑设定。最后,防控新型食药种类的风险。转基因食物、速冻食物、新型保健品等各类食品,通常在食后的短期内,并非能够及时产生危害效应。为深化风险防控,刑事立法对接行政法律法规,扩充新型食品种类显得尤为必要。

  路径三:民生风险下的角色转变以及革新。首先,契合法益种类的周密评价。食药安全犯罪具备显著的涉众性、危害的不特定性、风险的潜藏性。因此,食药安全犯罪的法益侵害,不再侧重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性,而应当将其法益种类定位于“公共且不特定多数人安全”的危害性。其次,拓展行为模式的认定范围。针对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药品,不应仅局限于“生产、销售”两类行为方式。尤其是在大规模生产、销售过程中,运输行为或者商标的伪造行为有可能成为最主要的作用力。相应的,行为主体范围也应当随之调整。最后,转变食药安全犯罪的调控模式。现阶段,我国食药安全犯罪的调控模式主要侧重于结果犯以及具体危险犯。而在我国台湾地区刑法典中,关于食品、金融、药物、交通等领域的抽象危险犯,被视为民生刑法应对的核心。因此,转变食药安全犯罪的犯罪形态观念,便于民生刑法观的最大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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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冯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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