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传诸子语选》的编纂价值

2018-03-31 00:0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温显贵

  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1911—1992)一生博览群书,在经史子集等领域均有精深造诣,先后完成数十部学术著述。主要著作如《清人文集别录》《周秦道论发微》《中国文献学》《说文解字约注》《郑学丛著》《清人笔记条辨》《中华人民通史》等,都在相关领域戛戛独造,学界已有定论。而面世较晚的一部以“进德修业”为宗旨纂辑的《经传诸子语选》,学人尚鲜有论及。其实,在张先生的等身著述中,这部编著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编纂时间漫长,彰显深厚积淀

  从该书《自序》及《壮议轩日记·居湘编》可知,张舜徽先生最初拟定书名为《经子粹语》,编撰立意于青年时期(30多岁),重抄于晚年时期,是他因“尝病昔之从事选录之业者,有文选,有诗选,独无语选”的缺憾而纂辑的。他在《自序》中指出,“余治学好勤动笔,早岁读周秦诸子,尝撮录善言,别抄成帙。后又推广至于六艺经传”,“晚年衰颓日甚,犹强起写定是书,亦欲用此为温故之简本,聊以自课云尔”。其编纂成书的过程、目的都十分清楚,首先意在弥补传统选录之书中有文选、诗选而无语选的缺憾;其次是先撮录于周秦诸子,后推广至六艺经传;最后是成书过程经由青年至晚年的漫长时日,而非集中在某一时段内编成。

  早在湖南期间(20世纪40年代),张先生见到马一浮先生起草的《复性书院简章》,对马氏“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的主张高度认同,但对他“复欲于书院外附设编纂馆,拟编定《群经统类》《儒林典要》《诸子会归》《通史》诸书,以明文化渊源、学术流别”的构想并不十分赞成,“以为修订通史谈何容易?即能成书,亦非恒士所易卒读。即《统类》《典要》《会归》诸编,义在提要钩玄,不厌高深幽眇,初学对之亦必望洋兴叹,废然而返。与其示之奥赜而难喻,孰若道以浅易而可循”,于是坚信自己早期撰集《经子粹语》《史传简编》二书的做法较为可取(《张舜徽壮议轩日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第457—458页)。张先生在《爱晚庐随笔》中便有《周易阐发谦德之用最为精要》《周易中理论之可取者尚多》《尚书二十八篇中之精语》《伪古文尚书可降低时代去读》《诗三百篇中可取之语》《孔子言论之精华》《孟子言论之精华》《荀子之论教论治》诸篇文字,高度肯定儒家精要之语有裨淑身饬行、治国安民的实用价值。而对周秦诸子之学,张先生从“救时之急”“致治”的角度,认为最为切要的有道论、政论两大建树。他对此用力尤多,均有专著论述。在《旧学辑存》中,有一部10多万字的《周秦诸子政论类要》,其序中自称:“尝博考前史,深服历代大政治家之所施为,以其雄伟之气魄,毅然任天下之重,坚于自信,不以世俗毁誉动其心。”“观其有胆有识,勇于任事,皆自周秦法家书中取得政治理论以自敦厉者也。然则周秦法家之书,固历代大政治家之所从出也。”于是效法汉唐学者撮抄群言之体,成《政论类要》,内分《周秦诸子政论之总精神》《周秦诸子论法》《周秦诸子论政》三编。各编之下又分立八至十个小题以相统括。如上编有八个小题:敢于变古、勇于任事、强调学习、力戒骄满、奖励耕战、抨击空谈、反对德治、实行法治。如此“若网在纲,有条不紊。于是周秦诸子之言治道者,精义名言,多在是矣”(《旧学辑存(下)》,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1191—1192页)。这些都是他注意辑录名言警句、古为今用的具体实践,为《经传诸子语选》的最终成书奠定了基础。

  选录标准明晰,注重修己治人

  撮抄群言之书,自汉代开始就已出现,虽不以“语选”标名,但已有语选之实,汉隋史志目录均有著录,只可惜都不传于后世。《经传诸子语选》分内、外两编,都是从33种经书、子书中选出来的有关正身修己、为政治人的文字,大致按照典籍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其中30种典籍为两编兼采,内编中《毛诗》《抱朴子外篇》《颜氏家训》3种为外编所无,外编中《商君书》《慎子》《尹文子》3种则为内编所无,它们都是张先生对经传诸子思想精华的认识和选择。

  张先生对经学尊崇而不盲从,在加以探索后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众所周知,经书和子书都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源泉,“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其初亦相淆。自《七略》区而列之,名品乃定。其初亦相轧。自董仲舒别而白之,醇驳乃分”(《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子部总叙》,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69页)。在传统思想语境下,“经”是指代表儒家思想的那些典范著作,历来具有崇高无上的地位,诸如“十三经”等,而在传统文献语境下其含义又宽泛得多,也可以是某领域内的典范著作。张先生在《汉书艺文志通释》中,对“经”的源流做出了清晰的认定。他认为:“古之六艺,本无经名……况经者纲领之谓,原非尊称。大抵古代纲领性文字,皆可名之为经。故诸子百家之书,亦多自名为经,如《墨经》《法经》《道德经》《水经》《山海经》《离骚经》《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脉经》《针灸经》《相马经》《相手板经》之类皆是也。是经之为名,亦非儒家所得专矣。”(《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这个认识,实际上打破了经书、子书分列的目录学藩篱。基于此,在精选诸子言论时,他特意将子书的范围扩大,截止到隋代王通的《中说》,并且10种经书(含经传)之外的其他典籍均属子书范畴。这种对经学不抱独尊的态度,有益于他钻研诸子之学。他考察诸子百家的兴起,原本在于济世,认定“诸子之学,为用甚广,本不亚于六经,不应妄分轩轾也”(《清人笔记条辨》,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页),充分体现了张舜徽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抱客观公正的科学态度。

  汇聚综合群语,会通众家思想

  尽管作为《经传诸子语选》中的那些典籍大多为人所常知常见,但普通读者往往流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状况。将它们之中表达核心思想的文字加以精心筛选后另辑成册,则为读者提供了一部较为精当全面、工具性极强的参考用书,因而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仅体现在汇聚综合之功,也体现在让那些相对冷僻的经传、子书中的思想光华借此得以更多地闪现,进而被读者普遍认知,更重要的是它融会经传诸子思想于一体,使各家思想理路得以彰显共存。经传中的言论选录,《尚书》《伪古文尚书》并存,《逸周书》《韩诗外传》《大戴礼记》《春秋繁露》等被置于与其他儒家核心经典同等的地位,这些表明张先生选录重在思想内容,而非仅仅注重书籍本身地位的基本思考。而对诸子之书广为甄录、各家兼收,则又体现出先生注重言论流传和推广、不因人废言的理念。在这种思考和理念的支配下纂辑而成的《经传诸子语选》,自然就呈现出经籍同在、诸子并存的客观效果,众家思想得以汇合融通也就水到渠成了。其中“修己”部分的立身箴言,如“先忧事者后乐事,先乐事者后忧事”(《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好成者败之本也,愿广者狭之道也”(隋王通《中说·周公》),都说明遇事要做好充分的困难准备,不可盲目乐观,否则难成大事。其中“治人”部分的致治良策,如“天设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设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设其道而百事得序”(《韩诗外传》卷五),强调执政者制定出治国方针,各种事情才不会紊乱;“高下失序则位轻,班级不固则位轻,禄薄卑宠则位轻,官职屡改则位轻,迁转烦渎则位轻,黜陟不明则位轻,待臣不以礼则位轻”(汉荀悦《申鉴·政体》),则着重强调在等级社会里各种制度的重要性。这些文字人们相对生疏,但其精彩的论断无疑都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亮点。综合群语,群语借此共存并显;会通理道,理道因之相得益彰。《经传诸子语选》的编纂动机及其价值,也由此完美实现。

  语选文约意丰,堪称国学读本

  《经传诸子语选》是张先生长期学术研究过程中积淀的结晶。在他看来,“古人说理之文,至为繁富……苟能择其精义名言选录成书,则治博守约,不啻荟萃群籍于一编矣”。他以提要钩玄之法,让年轻人在初步接触古人著作时不会因为高深幽眇而望洋兴叹、废然而返,相反会觉得浅易可循。这就要求在选文上必须十分讲究。《语选》一书所选经传诸子之语,从其内外编的具体内容来看,大致各自包含十二类,其中内编“修己”有尚志、处世、规范、交友、事理、治家、养生、自强、言行、笃学、立业、道义十二类,外编“治人”有勤政、智慧、民本、律己、重贤、礼义、交接、策略、治体、法治、用兵、顺应十二类。“修己,身内之事也;治人,身外之事也。致力于身内者,则尚志、敦品、笃学、立事皆属焉;致力于身外者,则治国、安民、建功、成业皆属焉。”(《经传诸子语选·自序》)因此,但凡闲处养生修业,出仕居官治国,均可从中找到来自古代经典、名家先贤的精辟言论,作为修身正己、齐家治国的理论依据。张先生本人对这部甄选的成果也珍视有加:“纂录既竟,置之案头以备观省。或拈出一言以检束身心,或综合群语以会通理道,悠然有得,益我良多。盖古人立言,不为一时,今人读之,亦有可资借鉴,取古语以为今用者,比比是也。”认为“如能奉是编为守约之书而常摩挲玩绎之,固进德修业之助矣”(《经传诸子语选·自序》)。该书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周国林先生译注本,流传较广。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2月出版《张舜徽集·霜红轩杂著》,亦曾收录是编。在当今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环境下,它足以成为一部年轻人进德修业的国学读本,具有普遍的推广借鉴价值。

 

  (作者系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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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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