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意识与乐感文化

2018-04-22 07:3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郭齐勇

  郭齐勇 1947年出生于湖北武汉,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1984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1990年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9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3年至今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6年获评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017年获评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奖。现任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湖北省文史馆馆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儒学之精神》等。

  ■演讲人:郭齐勇

  ■演讲地点:国家图书馆

  ■演讲时间:2018年1月31日

 

  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标志性特征,有一种“忧患意识”说,此外还有一种“乐感文化”说,庞朴则反思了这两种说法,提出了“忧乐圆融”说。我国儒释道思想传统中有深厚的、源远流长的忧乐观,尤以先秦、宋明儒家的忧乐观及其生命实践特别突出,具有典范的意义。“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是先圣先贤点醒出来的忧患与安乐的辩证法。作为政治主体、道德主体和审美主体的人,对忧患与安乐有一种觉识,在忧患尚未产生时未雨绸缪,因而能居安思危,在逆境中能动心忍性,在顺境中具有忧患意识,是理性精神的表现。应当对造成传统士人进退维谷处境的制度、氛围、环境等,提出批判。现实的人乐观面对困难,发愤立志,艰苦实践,乐天知命,可以由有限通向无限,上达超越的境界。

  何谓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说,是徐复观于上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他继承《周易·系辞传》“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明于忧患与故”的思想,认为中国忧患的文化,有宗教的真正精神,而无宗教之隔离性质,呼唤于性情之地,感兴于人伦日用之间,使人们得以互相安抚,互相敬爱,以消弭暴戾杀伐之气于祥和之中。他把从原始宗教挣脱出来的中国人文精神之跃动、出现,定在殷周之际。当时,小邦周取代了大殷商。大殷商的一朝败亡,令人震惊与深思,尤其是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集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徐复观说,“忧患”是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乃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是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的表现。只有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时,才有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实际是蕴蓄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在忧患意识跃动之下,人的信心的根据,渐由神而转移向自己本身行为的谨慎与努力。徐氏指出,这种谨慎与努力,在周初是表现在敬、敬德、明德等观念里面的。尤其是一个敬字,实贯穿于周初人的一切生活之中,这是直承忧患意识的警惕性而来的精神敛抑、集中,及对事务的谨慎、认真的心理状态。这里的“敬”与宗教的虔敬、恐惧不同,是人的精神,由散漫而集中,并消解自己的官能欲望于自己所负的责任之前,凸显出自己主体的积极性与理性作用,是主动的、自觉的、反省的心理状态。以此照察、指导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人文精神自始即带有道德的性格。徐氏认为,中国人文主义与西方不同,它是立足于道德之上而不是才智之上的。因之所谓忧患意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文化潜意识,给中国思想史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以周公、孔子和司马迁等为代表,以中国文化主体的忧患心理、忧患人生及其对文化制品的积淀、贯注为视角,整理中国思想史,是徐氏的一大发明,一大贡献。

  何谓乐感文化

  “乐感文化”说,是上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这种观点认为长期以来,汉民族文化的文化—心理结构,或人的心理本体,有一种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中国文化引导着中国人去过一种充满内心喜乐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就是一种“乐感”的生命存在方式。这样的一种存在方式不仅使我们的生命充满喜乐,让我们的生活充满感恩和乐观豁达,而且向我们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层精神:乐感文化。这种文化精神不同于西方的罪感文化,它立足于一个世界(此岸世界)而强调人的主体性存在,并赋予人参与天地之化育的本体地位,从而培育了中国人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

  “乐感文化”说提出,中国文化是一种“乐感文化”。“乐感文化”由于没有人格神,对人的终极关怀没有各种神灵导引,因此使人们在似乎是合目的、合规律的宇宙自然的总体中储备、汲取力量,所以中国是世界上发现自然美最早的国度。中国人很注重世俗的幸福,中国文化在庆生、乐生、肯定生命和日常生存中去追寻幸福的情本体特征。中国人没有超验理性,因此这种乐感文化体现了以人的现世性为本,而与西方传统强调的“绝对”“超验”精神相对立。

  乐感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实用理性。我们中国人,是最讲实用,最讲实际,最讲实惠的。这种讲实用,讲实际,讲实惠,使中国人具有灵活变通的性格,而不会死板固执。这种权变,在让中国人变得圆融、圆满、可爱之时,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李中平)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