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巾帼:山西妇女在抗战中的历史作用

2018-04-25 07:3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乔新华 靳茜

  巍巍太行,莽莽吕梁,矗立着山西抗战历史伟业的丰碑。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的战争中,广大妇女以特有的坚韧和勇气,为挽救民族危亡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坚强后盾,擎起了山西抗日救国的“半边天”,展现了不怕牺牲、艰苦奋斗、胸怀大局、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和吕梁精神。

  一

  “假如中国没有半数的妇女的觉醒,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毛泽东在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939年7月25日)。抗战的爆发,一方面给包括妇女在内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也激起了广大妇女民族解放意识和自我解放意识的双重觉醒。抗战伊始,何香凝、史良等妇女领袖大声疾呼:“现在是我们民族争生存的最后关头,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姊妹们,请都快起来。我们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能上战场的去上战场,能救护慰劳的就出来做救护慰劳工作。”(《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告妇女书》,《申报》,1937年7月24日)在民族大义面前,许多知识女性奔赴抗战前线,山西作为华北敌后抗战的中心和重要的抗日根据地,迎来了许多城市知识女性。1940年晋东南妇女救国总会主任康克清指出:“华北妇女运动广泛展开的最初姿态,就曾是以妇女的参战运动表现出来的。”(康克清:《三年来的华北妇女运动》,《中国妇女》,1940年第二、三、四期)

  “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听吧!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我们在太行山上》的歌声反映了那个弥漫着烽火硝烟的年代,广大妇女以无私的奉献和牺牲精神亲送儿子、丈夫、兄弟奔赴疆场杀敌保国,使山西成为“八路军的故乡,子弟兵的摇篮”。拥军模范裴乃秀和“子弟兵母亲”陈改改的故事永远流传在太行山深处。母送子、妻送郎的扩军热潮和反对开小差的归队运动,有力地保障了抗日军队的不竭兵源。

  比“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更壮烈的是女性亲自参战。1937年1月山西女兵连的成立震动了太原,这支由190多位女性组成的战斗队伍,是中共领导下的山西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她对于落后的旧中国、旧世界起着突破性的作用;对于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起着先锋的作用;对于山西,甚至对于更大范围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对旧社会压迫的妇女革命运动史上更起着创举性的作用。”(《山西女兵连〈序〉》,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这些女兵们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始终战斗在抗日第一线,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民政部“第一批著名抗战英烈名录”中八位女英烈之一的南洋归侨李林,在女兵连军政训练班期间,立下了“甘愿征战血染衣,不平倭寇誓不休”的誓言。在1941年日寇对晋绥边区根据地的围攻中浴血奋战,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被周恩来誉为“我们的民族英雄”;梁淑媛为革命事业丢下襁褓中的婴儿,在同反动派进行斗争时牺牲;身怀六甲的李仲英,在威逼利诱前毫不动摇,被敌人残忍地挂在树上将腹中胎儿挑出,壮烈牺牲。

  当时,不论在游击区、还是在根据地,妇女都被动员武装起来。在华北,尤其是在晋察冀边区,凡15岁至45岁的妇女,大都参加了自卫队,担负起后方警戒任务。她们以剪刀、锄头、棍棒等为武器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担负着站岗、放哨、查路条、看井、拆路、除奸等工作(林朗:《晋察冀边区的妇女自卫队》,《新华日报》,1941年2月22日);有的亲自上前线抬担架,运送枪支弹药,给作战部队以有力的帮助。在雁北曾经有过妇女锄奸小组捉住了汉奸头目,在晋东南的壶关妇女锄奸小组曾捉到敌探。她们与广大士兵同甘共苦,经受了战地生活的千难万险,充分显示了女性高昂的爱国热情,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将士的士气。

  二

  宣传是抗日战线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一领域,广大妇女发挥她们的自身特点和优势,为民族大义奔走呼喊,成为抗日宣传的生力军。位于太行深处的抗大一分校女生队成了“巾帼英豪”的培养基地,孕育了齐心、张志专、刘抗、尹清平、林英等一大批女性干部。在这里她们彻底改变城市的生活方式,走向农民家里,吃莜面、睡土炕,用朴实的作风,取得群众的信任,肩负起农村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些女知识分子以共赴国难的新形象,为抗日军民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坚实的后方基础。

  敌后女新闻工作者“以笔为剑,当得三千毛瑟枪”,在抗日烽火中用赤子丹心筑起了一道向敌人猛攻的新闻战线。1942年6月的反“扫荡”斗争中,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华北《新华日报》经理部秘书主任黄君珏因寡不敌众而跳崖壮烈牺牲。这些女新闻工作者用朴实无华、真切翔实并且具有感染力的作品,鼓舞了军民斗志,在中华民族的反侵略战争史上留下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镜头和一页页珍贵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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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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