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刚: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传记的译介、创作与研究

2018-06-09 09:20 来源:《红旗文稿》2018/11  作者:卢刚

  马克思传记既是帮助读者了解其生平事业的最佳入门书,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有效载体。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梁赞诺夫曾经指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传记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最重要、最富魅力的任务。” 民主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下,马克思传记被大量译介到中国,国人原创马克思传记亦成果丰硕,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一、版本来源折射政治生态

  译介国外学者的马克思传记,是国人了解马克思生平事业的主要渠道。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洪水猛兽,自然不愿译介马克思传记作品,而大力译介马克思传记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对西方学界的马克思传记作品不认可,只专注于译介苏联德国等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创作,由此形成马克思传记版本来源“东强西弱”的格局。这一时期译介进国内的马克思传记作品中,既有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领袖关于马克思生平的经典论述,也有梁赞诺夫、梅林、李卜克内西、拉法格、河上肇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传记作品;既有梅林的《马克思传》这样大部头译著,也有爱琳娜、拉法格、李卜克内西等马克思家人和学生撰写的回忆文章,这些传记作品共同构成了国人对于马克思的初步认知。

  作为马克思的生前密友,恩格斯对于马克思生平的记述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也是后世各种马克思传创作的首要参考文献。民主革命时期被译介到国内的是恩格斯1878年撰写的《卡尔·马克思》一文。如果说恩格斯的传记作品是划分马克思生平阶段的奠基之作的话,那么列宁撰写的《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组成部分》,则形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官方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经典框架。

  在马克思传记的译著中,影响力最大的当属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兰茨·梅林的《马克思传》。梅林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著名理论家,长期追随在马克思恩格斯左右,与马克思家人过从甚密,在30余年准备的基础上于1919年出版《马克思传》。梅林笔下的马克思富有生活气息,其神态、举止、饮食、家庭日常无不令读者如睹其人。同时,梅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精彩地剖析了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复杂过程。这部著作不仅是历史上第一部全面系统的马克思传记,而且也是马克思传记学中的一座高峰。俄共(布)在1918年首次筹划出版马恩全集的时候,就曾计划把第一卷的版面留给梅林的这部《马克思传》。1945年,罗稷南先生将该书1936年的英文版转译为中文,在10年中出版了上下两卷全译本,篇幅约40万字,广受读者欢迎,1948年由骆驼书店再版发行。罗译本《马克思传》对国人了解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极大影响。

  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梁赞诺夫的《恩格斯马克思合传》,与梅林版风格迥异,也产生了很大影响。1924年,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首任院长梁赞诺夫在主持编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基础上,撰写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与著作导论》。1929年,李一氓从该书1927年的英译本转译为中文,以《恩格斯马克思合传》为名由江南书店出版。1930年,刘侃元重译此书,以《马克思与恩格斯》为题,由春秋书店出版。

  梁赞诺夫版“马克思传”和梅林版“马克思传”瑕瑜互见。前者出版时间晚于后者,在文献占有、马克思思想来源、马克思思想演变的社会背景考察等诸多方面,远非后者所能比。不过,梁赞诺夫版篇幅不大,译成中文不过10余万字,马克思生平介绍篇幅更加短小,大都淹没在对社会历史背景的考察和叙述之中,似乎多少偏离了“传记”的定位。显然,梅林版的生动性和可读性要胜一筹。更重要的是,梅林版并未神化马克思,甚至梅林在书中对拉萨尔以及马克思其他论敌的同情性评价,成为该书后来广受政治批判的重要原因。而梁赞诺夫版则代表了苏联官方对马克思生平的态度,有明显的“为尊者讳”色彩,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传记创作的“教科书”。

  此外,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创作的传记作品中,各种不同版本的中译本出版次序,也折射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政治生态。列宁版(1914年)虽然在出版时间上晚于恩格斯版(1878年),但其中文译本的发表时间却早于恩格斯版。列宁版早在1929年就由冯雪峰译进中国,而恩格斯版中译本则迟至1940年才同国人见面。与此相似的是,梁赞诺夫版马克思传(1927年)在出版时间上晚于梅林版(1919年),但是中译本1929年就出版了,而梅林版则迟至1945年才有了上卷的中文译本。这既无关中国与苏联和德国的地理远近,也无关英语、德语、日语的汉译之难易,而是折射出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对中国革命道路所产生的巨大向心力。

  二、各政治流派对马克思传记的不同阐释

  在大量马克思传记作品译介进国内的同时,国内学界也开始了马克思传记的创作和研究。当时国内各主要政治派别都根据自身的政治立场和理论尺度,创作了一些马克思传记作品。正如荷兰学者布卢门贝格所指出的那样:“存在多种多样的马克思传,不管是大部头的还是小篇幅的,都以作者自身对马克思思想理论的态度为依据,这使得他们创作的马克思传记带上或明亮或阴郁的色彩。”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较早将马克思及其思想引入中国。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曾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中,多次谈及马克思及其思想。在梁启超看来,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鼻祖”,社会主义可以概括为“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维新派之所以对马克思及其思想发生兴趣,其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维新派改良的政治需要。但改良派对马克思及其思想的介绍,仅限于“牖新知”,梁启超甚至表示,马克思的学说“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即欧美亦不可行,行之其流弊将不可胜言”。

  中国第一个对马克思生平思想进行原创性阐发的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人物、同盟会骨干朱执信。1906年1月和4月,朱执信(署名蜇伸)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其中单列一节用5000字的篇幅,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文中译为“马尔克”)的生平事业,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过,朱执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却有失偏颇,多是以“三民主义”的思想框架来评价《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社会经济思想。朱执信之所以创作这篇传记,也不过是“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略,溥遍于吾国人士头脑中,则庶几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换句话说,朱执信有感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欧洲异军突起,希望马克思的革命精神和事迹,能“有所资”于国内的民主革命事业。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大批进步知识分子陆续整理和创作了大量马克思传记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李季创作的《马克思传》(神州国光社,1926-1932年),此外还有刘秉麟、胡南湖和雁汀等人在《新青年》和《晨报副镌》等杂志上撰写的短篇文章。20世纪4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萧三和艾明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分别编撰了马克思传记作品。1949年,《中国青年》在第2-3期、6-8期连载了萧三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同年7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伟大的导师马克思》,篇幅约1.5万字。艾明之于1947年创作《马克思》,由士林书店出版,篇幅约2万字。这两本小册子比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一生的奋斗经历。

  中国人第一部原创的长篇马克思传也诞生在民主革命时期,其作者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早期成员李季。李季所著《马克思传》分为上中下册,分别于1926、1930、1932年由神州国光社陆续出版,篇幅总计约70万字,是当时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论述最全面的白话文马克思传记。此书出版后即产生较大影响,并于1932年、1936年、1949年多次再版,大大推动了马克思生平及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李季认为,“要研究马克思主义,自然先从马氏的传记入手”,他在20世纪20年代赴欧洲学习期间,大量搜集马克思传记文献资料,回国之后陆续出版《马克思传》。李季所著《马克思传》直接取材于外文文献,将马克思生平分为“少年时代”“壮年时代”“中年时代”和“晚年时代”,非常详细准确地述及马克思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写作生涯、家庭状况、疾病与死亡等生平情况。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对同时代其他马克思传记著作中不准确的地方进行考证辨误,如对梅林《马克思传》中关于马克思与拉萨尔分歧的论述,对滕尼斯《马克思的生平和学说》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会面时间的辨误,以及对斯巴哥《卡尔·马克思的生平与事业》中关于马克思未能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的原因考证等,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李季创作马克思传力求客观公正,“记述必以事实为根据,批评必以公正为准则,凡马氏的学说与事业,对的地方,固予以表彰,即不对的地方,也不稍加掩饰”。李季对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进行了论述,提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同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始祖,而昂氏(恩格斯)且首先为这种主义安下一个经济的基础”。李季对马克思的整体性评价,发前人所未发,以“圣贤发愤之所为作”的中国文化传统作对比,指出“他的著书立说不是起于穷愁困苦,反之,他的穷愁困苦乃是由于著书立说,由于要替全世界无产阶级造成一种健全的理论,像他这样的著书立说,真是‘千古罕有其匹’了”。

  总之,李季所著《马克思传》资料翔实、内容丰富、论述客观全面,在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上也远胜于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同类传记作品,代表了民主革命时期原创马克思中文传记的最高水平。

  三、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自觉

  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介绍马克思的先驱,但真正作为传播马克思生平及其思想的主力军,却非中国共产党莫属。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自觉将译介创作马克思传记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政治任务,在传播平台、翻译和创作人才队伍建设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就开始借助《新青年》《政衡》等报刊平台,宣传马克思生平及其思想,比如前述刘秉麟和陈公博的文章。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明确制定了马克思传记的出版计划,并通过人民出版社、江南书店、延安解放社、新华书店等出版机构,以及《共产党》《新华日报》《红旗》等报刊平台,大量翻译出版关于马克思生平的文章和著作。

  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四部马克思传记汉译本中,列宁、梁赞诺夫、梅林的三部传记作品,均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译完成的,译者冯雪峰、李一氓、罗稷南等人均是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线上的骨干力量。而且,出版梁赞诺夫《恩格斯马克思合传》的江南书店,是中共中央文委直接领导下的出版社和开展左翼文化工作的联络点,而出版梅林《马克思传》的骆驼书店,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生活书店”在上海的三线机构。此外,虽然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等人较早翻译过部分马克思传记作品,但后来中国共产党党员、著名翻译家董秋斯、何封等人又多次予以重译。中国第一部原创性长篇马克思传记著作的作者李季,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其所著《马克思传》的出版社神州国光社,虽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机构,但在其30年代的鼎盛时期与中国共产党的左翼文化工作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每年的5月5日马克思诞辰,都会通过召开隆重的群众性纪念会,其间印刷发行的马克思纪念文章更是不计其数。1922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104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北京、上海、长沙和广州等大城市举办群众性纪念大会,党的中央和各地方主要负责人,以及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社会名流广泛参与,印发两万册之多的《马克思纪念册》,掀起了一个自从中国人知道马克思及其学说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纪念和宣传马克思的活动。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以一政党之力进行的马克思传记译介和宣传工作,使得马克思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被介绍最详细的外国人,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本文系北京市社科基金项目“新媒体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研究”[17KDB01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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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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