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等主义的两个争论

2018-06-11 07:53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段忠桥

  在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中,影响最大且最为重要的理论无疑是滥觞于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正义论》的关涉分配正义的平等主义。这不仅因为关于它的研究构成了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之一,而且还因为围绕它而展开的诸多争论引发了不少令学界必须认真对待的新见解。

  罗尔斯是在《正义论》中解释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它由两个次级原则,即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构成)时,表明他的平等主义主张的。他论证说,对这一原则的“自然的自由体系”的解释容忍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自然和社会偶然因素,例如自然禀赋、家庭出身、所受教育等的强烈影响,而这些影响从道德观点看是非常任性专横的,因而是不恰当的。对这一原则的“自由主义的解释”虽然排除了社会偶然因素的影响,但仍允许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受能力和天赋的自然分布的影响。在罗尔斯看来,对这一原则应做这样一种解释,即“它平等地把每一个人看作一个道德人来对待,决不根据人民的社会幸运或自然拈阄中的运气来衡量他们在社会合作中利益和负担的份额。”由此出发,他把平等确立为唯一自明的分配正义的基础,用他后来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的话来讲就是,“自由而平等的道德个人根据什么原则来接受下述事实——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受到社会运气、天赋机缘和历史偶然性的深刻影响呢?由于各派都把他们自己看作是这样的个人,所以,对他们来说,一个明显的出发点就是,假设所有社会的首要善(包括收入和财富)都应当平等,每一个人都应拥有相等的份额。”尽管罗尔斯在进而对“差别原则”的解释中没能将他的平等主义主张贯彻到底,但包含在其中的平等主义因素还是明显存在的。

  罗尔斯的平等主义主张提出后虽然得到很多学者的赞许,但也引发了一系列引人关注的争论,特别是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的争论。

  一是平等主义要求的应被平等分配的东西是什么,即关于平等物问题的争论。这一问题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1979年写成的一篇题为“什么的平等”的论文中提出的,因此,它常常也被说成“什么的平等”问题。在罗尔斯的平等主义主张中,应被平等分配的东西是由自由和权利、机会、收入、财富等构成的“基本善品”,因为它们是每个理性的人都想要的东西。对此,美国学者罗纳德·德沃金提出了不同意见。在他看来,罗尔斯对平等物的界定范围过窄,因为一个人要真正实现其向往的生活,就必须既具备“非人身资源”(如收入、财富、机会等),又具备“人身资源”(如身体、心智及个性特征等),因而,平等物应是包括这二者在内的“资源”。与罗尔斯和德沃金二人的平等物主张不同,美国学者理查德·阿内逊指出,从直觉上看,幸福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人们所有行动的共同指向,因此,要在个人之间实现一种基于正义的平等,就必须密切关注人的幸福。就此而言,罗尔斯和德沃金的平等物主张都忽视了人的主观幸福感,因而是不恰当的。故此,他认为应把平等物理解为人们获取幸福的机会。在平等物问题上,阿马蒂亚·森的主张与上述三人都不同。他强调指出,由于人们在成长环境、身体状况、性别等方面普遍存在差异,同等份额的资源或幸福转化为个人实际生活的能力就不尽相同,而这种能力差异却是需要平等主义者认真对待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森提出应把平等物界定为一种处于资源和幸福之间的“可行能力”,即个人能够做某些事情的能力。在平等物问题上还有一种颇具影响的主张,这就是G.A.科恩提出的“优势获取平等”。他所讲的“优势”,是指一种包含了所有欲求状态的异质群集,它既不能化约为个人拥有的资源,也不能化约为他的幸福水平;他所讲的“获取”则仅指个人所拥有的一种状态而无关乎其是否发挥了主体性。换言之,无论个人通过自身能力的发挥、参与某种活动而获得的生活状态,还是直接获得由他人提供的某种欲求状态,都是其所获取的优势。在科恩看来,他“优势获取平等”的“优势”,突破了罗尔斯的“基本益品”、德沃金的“资源”、阿内逊的“幸福机会”和森的“可行能力”局限性,扩大了平等物的范围;他的“优势获取平等”中的“获取”,突破了传统平等主义理论所倡导“机会”的局限,推进了由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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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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