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视域中的张载关学研究

2018-06-19 07:5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敬峰

  作为影响全国的地方学派典范,张载关学自创立起便一直受到学者瞩目,先后诞生了一大批学术佳作,由此不断丰富和推进关学研究的开展。其中,海外学者王昌伟的《中国历史上的关中士人:907—1911》及其他学术论文,为我们龟鉴海外张载关学研究的方法、思想和路径等提供一个鲜活的个案和独特的视角。

  研究方法无疑在学术研究中起着支撑性作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导致迥异的研究结论。王昌伟对张载关学的研究不同于国内学者以哲学史为主的研究进路,而是沿袭其师包弼德教授地方史与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以关中历史上的精英阶层“士”为观照对象,从三对观念,即国家—地方、官方—非官方、中央—区域入手,考察它们如何建构士人地方意识以及关中地域文化。这种以“士”为研究对象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虽不是由王昌伟首开其先,但他将其与地方学派相结合,考察地方学派跨越近千年的波澜壮阔的建构历程,这一点在海外汉学研究中却是屈指可数的。这种研究方法尤其关注思想的真与实,力求回到历史的场景去研究思想,考察“士”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阐发思想,在何种动机中立论,又是如何在与同时代学者的争辩和互动中展现学术观念的具体演进历程。在该书中,王昌伟确实格外留意思想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因素,从分析各种外缘条件入手,来揭示历史中的思想,试图最大限度地还原思想的实际状况,这显然是不同于哲学史研究意在追求史料背后超越的价值和意义的指向。换而言之,两者虽然面对的是同一史料,但角度、旨趣和方法却有着显著的差别。当然,这两种方法并没有高下优劣之分,也无水火不容之势,只是从不同视角向我们呈现学术思想,实可两相资用。

  思想史研究的进路使得王昌伟在关学的基础与核心问题上,即关学是否有史,呈现出与国内学者不同的观点。国内学者以侯外庐先生等为代表主张关学南宋初年即告终结;以陈俊民、赵馥洁等为代表则认为关学至清初李二曲即结束;刘学智则认为关学至清末民初牛兆濂终结,以此可见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对这一基础性问题,王昌伟自然不能回避,亦无法回避,他从思想史的角度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以往学者都把关学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没有意识到关学实际上是被明代的冯从吾建构出来的,忽视了关学的动态演变历程。金元时期的陕西学者如杨奂、萧维斗、同恕等人对建立一个地方学派完全不感兴趣,他们认同的对象只是程朱,对他们而言,张载只是程朱学派的一分子;张载陕西人的身份,对他们并没有特殊的意义。明代中叶,冯从吾出于界定新的地方文化的需要,将张载从程朱的影子中独立出来,奉为关学的创派祖师。即便如此,晚明关中理学最关注的,并非传承张载极有特色的学说,而是回应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冲突。基于此,王昌伟认为,自宋代以来,关学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概念,必须回到历史境遇中考察关学建构的实际情况,不能想当然地将关学作为一个统称概念而不加思考地接受。

  王昌伟这种看法显然与林乐昌先生的看法接近,他们均注意到关学演进历程中不同时段的差异性,但王昌伟认为林乐昌与其他学者一样,把关学作为一个不证自明的概念,从而没能摆脱离开历史语境去定义关学的误区,更没有意识到历史上关学谱系的建构者,经常为了如何界定关学以及谁才算是关学人物而展开辩论。王昌伟的论断正确与否,自可再论,但这种回到历史语境中,反思关学建构的理论自觉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从一个侧面呈现出在现代学术视野下诠释与建构传统地域学派面临的多元与复杂问题。

  通过个案研究来勾勒和管窥关学的演进和特质,是国内关学研究的重要范式,这亦为王昌伟所采用。但不同之处在于王昌伟着重从关学重要学人所在的时代、所处的地域环境、面对的思想文化传统以及其义理内涵入手,来分析关学学人重构地方学派的动因、方式及思想特质等,提出较多新颖的观点。我们仅以关学史上重要人物张载、李二曲为例来进行具体说明。就张载来说,王昌伟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着重通过与明代气学代表王廷相的思想进行比较,来彰显张载气学的特质。他认为张载哲学中的“气”既是形而下的材质物体,也兼具形而上的至善特征,因而张载在承认万物具体差别的同时,并没有放弃万物能在更高层次上合而为一的信念。张载哲学是一种求同的哲学,试图为实然世界千差万别的个体寻找一个能互相贯通的超越依据。王昌伟认为这是宋代学术的基调。相较而论,王廷相的气论则否定至善道体的存在,只重视由实然之气所形成的天地万物的必然性,这是一种存异的哲学。王昌伟以“求同”与“存异”二分来把握张载甚至宋明理学的特质,并认为这种“存异”的哲学是晚明知识界追求自我及个性的理论基础。

  就关学史上的另一重要人物李二曲而言,国内学界争议较多是李二曲的学术性质和归属。徐世昌、刘学智等人认为李二曲是立足心学,不遗程朱;唐镜海认为李二曲严守程朱家法;林乐昌则认为李二曲学说是对程朱、陆王的重铸或合并归一。类似说法,不一而足。王昌伟在深入剖析这一问题的基础上,认为李二曲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虽然他在主观上想调和程朱、陆王,取长补短,但朱熹与陆王二人的学说在根本上不同,并不是调和就能够解决的。李二曲的治学思路本质上是朱熹式的,只是他不自觉于此,其学说不过是披着陆王学外衣的朱子学。王昌伟的看法令人耳目一新,他的致思方向确为国内关学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视角和新颖的论断。

  作为海外唯一一位系统研究关学史的学者,王昌伟的研究显示出以思想史进路为主,结合哲学史、文化史以及地方史等进行综合观照的研究特色。王昌伟的研究显豁出较为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问题意识,足可为国内关学研究打开一个全新的窗口,更能为地域学派在海外的研究与发展提供重要参照。当然,囿于长时段的学术史研究,王昌伟的关学研究亦呈现出个案研究不够深入、义理分析不够全面等不足之处。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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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卓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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