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学的地域性与普遍性

2018-06-30 07:4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吴震

  “文化”带有地域性、特殊性乃至民族性特征,这是当今全球化理论亦不得不承认的现象,而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发展趋向同一化或同质化,相反,它可以带来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看,儒家思想文化原本作为一种地方性文化现象,自先秦孔孟开创以来,经汉唐的发展演变,特别是随着帝国“大一统”政治体制的建立以及隋唐科举制度的确立,从而被纳入国家文教制度当中,获得了跨地域的全国性发展,突破了地方性知识的局限,具有了遍布全国的笼罩性特征,而思想义理的深入掘发,也使得儒学知识带有了普遍性特征。特别是宋代儒学的复兴而发展出“道学”一脉,这种以追寻天道性命之理的义理化儒学形态既有濂洛关闽的地方性特色,更主要地表现为全域性普遍知识的特征。

  浙学在宋明转型(含元朝)之际的儒者认识中,是一个内含丰富、所指多样的地域性知识形态。

  从一个长时段的历史角度看,“浙学”兴起之第一波,即自南宋始而及于明初;中晚明时期,阳明心学肇兴于浙江绍兴,然其余波所及则遍及天下,是为“浙学”中兴之第二波;清初至乾嘉时期的黄宗羲、全祖望、万斯同至章学诚,则为浙学发展之第三波。由以上三期之发展略可窥见,“浙学”含义所指十分宽泛,以学派言,含道学、心学以及事功之学等,以学术言,有义理之学、经史之学乃至文史之学等,故“浙学”内涵难以获得一个确切的定义,其因在于以地域之名而统称某段历史时期的学术思想,往往失之笼统。因此,有必要将浙学置于宋明时期儒家思想的视域作全盘的审视和了解。

  浙学文化的兴起与流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其一,两宋文化非唯儒家经学一枝独秀,由经学开出程朱义理之学,足以代表两宋儒学的最高理论成就,助推儒学复兴亦最为有力,然并不足以覆盖两宋文化之全貌。北宋元丰间有“永嘉九学士”,如刘安节、许景衡、周行已等等,其中多与伊川洛学有所交结,随着洛学南传,推动了浙江洛学一脉的发展,而且其传承有自、脉络可寻,例如两宋之际曾游伊川之门的周行已及其弟子郑伯熊便是其中的杰出领军人物,成为浙学中道学一脉的重要传人。

  其二,与注重经典诠释、义理阐发的洛学传统有所不同,由经入史、以史通经的经史交汇之学术趣向在两宋浙学的历史上亦由来有自,例如以力挽中原文献失传之颓势,重建中原以来的文史传统,构成浙学中注重现实关怀的精神传统,使浙学中以文献传承、史学建构为特长的婺学一脉构成了南宋文化的一个重要面相,此为金华吕氏为代表之浙学的最大特色。

  其三,宋室南迁,至乾淳年间,道学渐为思想大潮之际,浙学中却有永嘉、永康的所谓“事功之学”异军突起,此两系之浙学代表为陈亮和叶适,他们在思想上重实事实学之旨趣非常接近,大多喜谈王霸、力主事功,浙学中事功学与南传洛学之朱学、江西陆学之心学恰成鼎足之势,然而由于事功学被道学家贬为“功利之学”,在宋明时代的思想史上始终处在边缘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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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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