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华夏文明的考古初衷

——从《鼏宅禹迹》谈夏史重建的方法自觉与文化自信

2018-07-04 07:14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常怀颖 刘一楠

  回望华夏文明的来路,是近百年来古史学术研究的核心主题。按冯友兰的划分,古史研究无非有信古、疑古、释古三派,高手过招,频繁争锋,精彩纷呈。然而自王国维考证商王世系、殷墟发掘之后,其焦点集中于三代之首的“夏”。信古派路数传统,当以柳诒徵等人为代表,今已几近式微;疑古派功夫激进,以顾颉刚为掌门,陈梦家、杨宽等继之,此派几经转进余音不绝;释古派绵里藏针,以徐旭生、邹衡为旗手。如今北京大学孙庆伟教授继其《追迹三代》梳理各家得失后,新出版的《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以下简称《鼏宅禹迹》)一书,堪称考古界夏文化研究的一部系统集成之作,以续释古派“接着讲”之志业。

  “者也索属”释夏各派之优劣得失,遂炼敢问夏在何方,非“好学深思者”不能为。夏史考古恐怕有三恨,“一恨层累伪窜,二恨未挖出文字,三恨夏商分界究竟确在何时。”对此,孙教授果决地指出,夏文化的研究不能建立在依靠能否挖出“铁证”的运气基础之上,正如邹衡所言——“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鼏宅禹迹》全书所做的努力,无疑可以看作是对邹先生这句话全方位注解和递进式阐发。

  该著提出“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一方面“带着具体的历史问题来处理考古材料,或者说,考古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具体方式是由问题决定的”,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在历史背景下理解考古材料,或者说,借助于文献记载等历史信息,有效地将考古材料转化上升为史料”。具体将年代、史事、族氏、都邑(地理)与考古遗迹核心器物群统计的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相结合、比较和辨析,试图形成更有力的“证据链条”来探索夏文化,恰如杜牧“盘中走丸”之喻:“丸之走盘,横斜圆直,计于临时,不可尽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旨在彰显夏史考古重建的方法自觉与自信。

  由殷商而上溯推衍夏史的存在,前辈学者有两大逻辑推论:一个是王国维《古史新证》的“夏代世系确实推论”:“而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另一个则是傅斯年《性命古训辩证》的“夏代文化必高推论”:“然夏后氏一代之必然存在,其文化必高,而为殷人所承之诸系文化最要一脉,则可就殷商文化之高度而推知”。

  孙著《鼏宅禹迹》于以上两大推论亦有推进和贡献。首先,关于重建夏的世系,该著并没有将它简单地等同于建立夏王朝的“编年史的时间框架”。而以《夏本纪》、古本《竹书纪年》为纲,佐以先秦文献以及新出土材料进行必要的审查,以确立夏代的基本时间轴,在接受疑古派对古史层累“剥蚀”的基础上,对“大禹治水”“禹征三苗”“禹合诸侯于涂山、禹娶于涂山”“禹葬会稽”“启干益位”“太康失国”“少康复国”以及“孔甲乱夏、桀放南巢”等重大史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勾勒,并将这些史事与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相互印证。

  其次,通过对夏文化族属群体的系统梳理,更切近地把握了夏代的社会组织结构,并将考古学文化与文献记载的族属群体联系起来。书中详细考察了12个同姓氏族和14个异姓氏族,并据此分析禹域的“势力范围”,指出夏代“赐姓”与“命氏”并存,是血缘政治向地缘政治过渡阶段所特有的现象,因此“夏”是一个地缘性的政治实体,而非一个血缘单纯的氏族,与后世的诸侯国非常接近。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张振)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