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对文化传统的接续

2018-07-04 10:45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刘大先

  伴随着新世纪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归与更新,中华文化传统的复兴也日益出现于文学创作之中。所谓传统,当然不仅体现于古典的元素、修辞手法、叙述技巧,更重要的是包孕在这些表象底部的价值观、认识论和精神意涵。传统有其流动性。传统总是因应社会的变迁做出自己的调适,经过大浪淘沙不断流传下来的有活力的东西,它边界相对模糊而核心比较恒定,在经过近现代的启蒙理性、革命斗争、经济功利主义的持续性冲击下,依然瓜瓞连绵,赓续不绝。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任何一种传统都是现实感照耀下的传统。只有活跃在当下文化建设当中,参与到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对话里,才是一个“活的传统”,而不是被博物馆化的、仅供展示的存在。

  以写中国故事为旨归

  文化传统的继承,在文学上首先体现为涌现出了大批以“中国故事”为旨归的写作。近年来,除了曾经着力于形式探索的先锋小说作家的回归之外,年轻作家也开始向讲故事传统回归。比如石一枫的《世间已无陈金芳》《地球之眼》等小说,显示出绵密的结构和结实的描写能力,从个人与日常生活转入到更为宏阔的议题,带有古典和浪漫色彩。我们可以注意到他的叙述者即便是“我”,在限知叙事中也时常会通过人物回忆、叙述或者第三方的解释,使得情节具有全知色彩,并且总是会清晰地展现出一个起承转合的脉络,给出一个“结局”式的结尾。他更愿意讲述以一个有头有尾有明确主旨的完整故事,这些主旨包括道德、信仰、责任等已经被同时代很多小说作者放弃或者隐匿的宏大话题,这也使他带有了素朴的传统小说特质。

  编剧出身的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试图以个人性的遭际透视总体性的时代转型,体量巨大、人物繁复、意蕴丰富、潜藏着多种解读与阐释可能,但根底里则回到了对于人的命运的塑造与探讨。小说主人公是一个从农村底层放羊娃成长为一代秦腔名角的忆秦娥,从易招弟到易青娥再到忆秦娥,她的名字的更改也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来的社会大变革。语言接地气又化用古典,雅俗并呈,方法上则吸收中国戏曲说部的传统,文本包容了叙述、白描,镶嵌戏词,融入了戏剧编剧的技巧。一方面接续了19世纪现实主义的遗产,另一方面试图对传统曲艺和说部的叙事形式与语言进行创新性改造,这与小说中戏曲革新的副线相得益彰。小说的内在隐形结构是戏曲的,不停地通过留扣子、埋伏笔、设悬念、解谜题,使得情节如同崎岖不平的山路跌宕起伏,人物命运的浮沉颠簸与时代的起伏转合彼此映照影响。忆秦娥是故事的“主角”,其他人物无论是她的4位师父“忠孝仁义”、3个爱人封潇潇、刘红兵和石怀玉,还是对手楚嘉禾等人,都是戏曲化的配角,他们的存在都是为了烘托主角的个性特征。那些有缺陷但又各有其合理性的人物可爱、可怜、可恨复可悯,体现出众生皆苦的有情传统。尤其是忆秦娥,葆有了自然未泯的勃勃生气,未曾被世故所污染的初心,因而能够在人与社会、时代的复杂关系中守正传承。

  将本土写意方式引入小说

  尽管同样书写爱情或官场题材叙事,某些文本尝试以复古求革新,从语体到格调都汲取了中华美学传统中意象与意境的手法。比如孙志保《黄花吟》中的黄花市、黄花居、黄花酒、黄花诗……不仅是地理空间与具体事象,更是生存的处境、情感的能指、心理的隐喻与精神的象征。棋社、鼓场、书剑亭之类也属于现实中少见的异质空间,属于心灵的投影和胸中之竹。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具有文人气质的王一翔,还是他的朋友开棋社的闫强大、说鼓书的江松,还是地方家族势力刘千年父子、官场油子老万,都属于高度符号化与抽象化的人物,而不是具有变化与纵深的成长型人物。王妹英的《得城记》则将贾平凹的“废都”改写为“旧都”,从语体上来说也是一部堪称异类的作品,小说所设置的3个女性形象凌霄、艳红和九米都是类型化的,分别代表了不同的精神境界,而礼财与红脸汉子代表了不同的人格。因而这些人物性格没有多少变化,情节也较少转折,而带有了百喻经式的寓言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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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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