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本善书叫《了凡四训》

2018-07-07 07:4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林志鹏

  善书,亦称劝善书,简而言之就是流传于中国传统民间社会,旨在教化人心、劝人为善的书籍。善书文化作为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朝历代流传至今的善书不胜枚举,其中有一部别具一格、引人瞩目,就是明代儒者袁黄(1533—1606)的《了凡四训》。

  袁黄,字坤仪,号了凡,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历任宝坻知县、兵部职方司主事,其“儒生—儒士—儒吏—乡绅”的典型生命轨迹,彰显了传统社会儒家士大夫的身份归属。其所作《了凡四训》自明末以来深受庶民大众追捧,逐步成为与《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有“中国善书三圣经”之称)齐名的一部善书经典,在中国社会广泛流布、长盛不衰四百余年。这部书安身立命、涵养心性的价值甚至引起精英阶层的重视,清代名臣曾国藩(1811—1872)、民国高僧印光大师(1861—1940)都对其推崇备至。本来,教化人心、澄清社会属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分内事,袁黄的“劝善”行为自然无可非议,但是他采取的方式——训俗册子(善书),却显得非同寻常。事实上,袁黄以儒者身份提倡“立命之学”(《了凡四训》的核心内容),无非是将“仁、义、礼、智、信”等儒家伦理道德(由精英儒者建构)深入而广泛地普及到民间社会中去,通过“收拾人心”达到维系社会秩序的目的。

  总体来看,《了凡四训》之所以能成为善书经典,一方面得益于作者袁黄汇通儒释道三教的深厚学养,另一方面又与中国社会的民间信仰系统乃至世俗思想品格息息相关。有鉴于此,胡适称之为“研究中国中古思想史的一部重要代表作”。以今人的眼光观照善书《了凡四训》,不难发现其特别之处:

  其一,“现身说法”的述说方式。中国传统善书往往托名神仙所作,或称神仙降笔,鲜有个人具名者。比如:《太上感应篇》托名道教最高神明“太上”所授;《太微仙君功过格》托名“太微仙君”降笔,“西山又玄子”记录;《文昌帝君阴骘文》系托名“文昌帝君”而写的扶鸾降笔文书;《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系托名“关圣帝君”而作的扶鸾文书。从某种意义上讲,托名神明所作,增加了善书本身的神秘色彩和超自然性格,更加强调“天地鬼神”对人的威慑力量和外在约束。而《了凡四训》别开生面,开善书具名之先河,成为中国第一部真实人物具名的善书。袁黄身为大众眼中的社会贤达,以自己的成功经验作为讲授内容,循循善诱,仿佛长者在侧。“真人实事”更能深入人心,现身说法尤能引起共鸣。传统劝善文本累代不乏,甚至《西游记》《聊斋志异》等通俗小说皆有警世作用,而《了凡四训》的劝善效果却能经久不衰,应该说,与作者现身说法的述说方式大有关系。这正是《了凡四训》作为经典善书的独到之处。

  其二,强调“立命”的价值导向。一般来讲,传统善书大多宣扬善恶报应思想。道教善书如《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等等,往往依托传统道家“承负”思想,强调家族之内的报应;而佛教善书,则利用“三世因果”“六道轮回”理论,强调现世和来世的报应。与此不同,《了凡四训》首次将“立命”作为善书的关键词。不难看出,在该书首章“立命之学”中,通过个人道德实践与努力,立“己身”“现世”之命乃是通篇主题。包筠雅就此指出,“通过将功过格关注的焦点从宗教的、来世的目的,转变到世俗的、现世的目的,他们改变了功过体系的基本性质。人现在能更有力、更直接地控制他的命运——无须等到他来生或此生结束的时候才享受善的果实。《太上感应篇》和《太微仙君功过格》提供的报答主要是长寿和成仙,而云谷和袁黄却许诺可以报答以考试功名及地位上升”。讲求“身”“心”“性”“命”修养本为儒家的传统,而《了凡四训》“立命之学”所立之“命”,显然是一种世俗化的“命运”;之所以“立命”能够成为主题,应该与晚明时期阳明心学传播下个人主体意识的凸显以及社会流动与商业竞争增加的社会刺激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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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韩卓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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