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的重要问题域

2018-10-08 07:5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魏小萍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经历了从哲学社会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性研究的发展过程,涉及诸多领域及问题,这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思路的发展线索是什么?20世纪末的苏东剧变、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与21世纪初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内再度唤醒了马克思学说的当下性。今年恰逢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理论与现实、历史与当下,需要我们进一步从经济哲学的角度理解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和批判精神。

  从哲学社会学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19世纪初,德国正处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封建末期的、前资本主义的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处于异常激烈的交锋之中,“自由与平等”这一资产阶级革命理念的核心内容与现实社会的贫富分化形成鲜明反差。

  大学期间受过康德、黑格尔等古典哲学的熏陶,同时又受过历史学、法学等学科教育的马克思,19世纪40年代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因受到一宗森林财产权经济纠纷案的影响,开始关注私有产权与穷人的物质需求问题。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认识过程中,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产生了分歧,他没有将批判的视野局限于意识形态纷争、纠缠于“实体”与“自我意识”、“个体”与“类”等观念的辩解与哲学思考,而是转向现实社会,从最基本的人们生活生产的经济关系中寻找答案。

  马克思研究思路的这一转向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初见端倪,在手稿中他尝试着通过工资、资本与地租的关系去理解异化劳动的问题,通过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的相互关系去探索异化劳动的历史形成。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更加开阔的研究视野中去分析,从人与人、人与物的对象性关系角度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形态。同时,马克思逐步进入专业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与古典经济学家、国民经济学家从解释国民经济的增长机制出发不同,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研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形成及根源,尝试去回答国民经济学家所面临的困境。

  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一方面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受到实证科学的影响,从专业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性视野中去分析、探讨资本主义社会所包含着的基本矛盾,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经济哲学研究范式。

  资本的占有方式为什么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所宣扬的一般的财产法则发生对立?青年黑格尔派、激进的批判理论家从人们的观念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古典经济学家还尝试借助劳动价值的概念去理解这一问题,而国民经济学家们严格说来则放弃了对这一问题的追问。

  在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后,马克思同样对古典经济学、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质疑,并且质疑了蒲鲁东等试图在资本的经济关系中通过工资率的变化来避免贫富分化的设想,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与此相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证的社会主义是以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革为基础的。

  变革后的生产关系已经消除了个人通过占有生产手段而占有他人劳动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就意味着分配公正问题得以解决了呢?与拉萨尔派诉诸所谓不折不扣地按照劳动付出获取回报的平等权利来设想未来社会的分配问题不同,马克思非常清晰地看到了按劳分配原则的局限性。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拉萨尔等人所设想的绝对公平分配原则,并且从主客观方面讨论了在实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之后,按劳分配原则在现实社会的运行中存在的诸多制约因素,由于个人之间各种主客观差异的存在,权利平等与分配平等之间仍然存在着紧张关系,因而按劳分配在马克思看来依然是市民权利(或译为资产阶级法权)。因此马克思提出,在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的条件下,由按需分配取代按劳分配。

  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实际上已经蕴含着分配正义原则的变化。按劳分配原则可以理解为回馈正义原则,它强调的是主客体对象性关系在内容上的统一性,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是社会主义分配的基本原则,即所谓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按需分配则忽略或者不计个体付出与回报之间的关联性,从整体的角度立足于满足个体对客体对象的基本需要,将个体从谋生性的经济驱迫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人的经济活动不再受制于个人的物质需要,而成为人在对象化活动中自我完善、提高,更好地服务社会的需要。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马克思从历史纵向发展的意义上理解两者之间的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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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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