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的洪流

——对谈《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

2018-10-14 08:10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童强 汤筠冰

  【读书者说】

  周宪,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著有《审美现代性批判》《视觉文化的转向》《文化间的理论旅行》等。近日,周宪教授主编的《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一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周宪教授带领,李健、周计武、庞弘、童强、殷曼楟、祁林等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合作完成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社会重大转型的阶段,视觉文化既是这一转型的产物,也是其见证。本书着重研究了社会变迁与视觉文化的交互关系,当代社会的转变如何催生视觉文化,视觉文化又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等问题,同时也涉及视觉文化的各种理论。

  日前,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童强老师和复旦大学艺术设计系汤筠冰老师,就该书内容进行了一场对谈,为读者解读了为什么是“视觉文化”?如何理解“视觉建构”这一概念?以及视觉文化研究的未来究竟如何?等问题。

 

  汤筠冰:《当代中国的视觉文化研究》一书出版了,为什么是“视觉文化”?

  童强:这当然是我们这个社会、现代的生活越来越视觉了的缘故。以前是以语言/话语为中心,现在是以视觉/图像为中心(语言当然还是一个中心),我们身处各种景观、图像的包围之中。所以海德格尔说这个世界是作为图像被我们把握,居伊·德波也深深地感受到现代社会抑制不住的对景观的热情。视觉变得越来越突出,正如本书序言所说,视觉文化已是今天主导性、支配性的文化形态。从大众传播上也能看到这点。大众传播媒介兴起,报纸、电影、电视、互联网等充满了各种视觉形象、视觉符号,人们终于迎来视觉文化的时代。特别是手机与网络几乎彻底改变了视觉形象的生产模式,改变了人与视觉形象、形象传播之间的关系。

  汤筠冰:我们的研究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论框架,特别是如何来理解“视觉建构”这一概念?

  童强:按照周宪教授的课题设计,我们的视觉文化研究主要贯穿四个概念:形象、视觉表征、视觉性和视觉建构。形象是视觉文化的载体,表征是其表意实践过程,视觉性则是这个过程的特征,最终必然触及视觉主体的建构。这四个概念构成了视觉文化的内在逻辑。具体展开时,我们着重选取了视觉文化领域中的六个不同“扇面”,它们仿佛打开的六扇窗户:大众文化、先锋艺术、草根传媒文化、城市形象、视觉体制和视觉技术。前四个“扇面”属于视觉文化的内容分析,后两个“扇面”是视觉文化制度与技术层面上的分析,透过这些窗户可以看到中国当代视觉文化的整体景观。李健撰写的“大众文化表征与视觉建构”一章,是对大众文化非常有趣的研究,他划分的“大时代”“小时代”和“微时代”,分别代表了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形象学的三个不同阶段。周计武论述的“当代先锋艺术”、庞弘所探讨的“草根传媒文化”,都是与目前的文化生活、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的话题。

  在四个概念当中,“视觉建构”与我们的社会生活关系最为复杂。视觉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自发的看,而人眼的看,其实并非“自然而然”的看,它总是有一个预设机制在引导。在狮子的眼里,草原上只有可猎杀和不可猎杀两类物种。你看什么,能看什么,如何看,谁来提供给你看(或者不让看),在相当程度上是由某种社会结构、机制决定的,颇为复杂。这种结构和机制本身就是社会建构的结果,这是从外部来看视觉建构。从内部来看,视觉活动对人或主体性来说是一种建构。通俗地说,主体性建构就是通过一系列看的过程,把你培养成为社会希望的样子。用书中的表达就是:“视觉文化通过各种可见性符号和形象来建构社会主体,通过视觉实践来塑造人们对社会、文化乃至自我的认知。”社会的主体性建构当然存在多种渠道与方式,但视觉形象的作用更为突出。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做过一个实验,他让四组学生接触同一个讲座的内容,但接收的方式分别是阅读、听讲座、听广播和看电视。通过四组的对比测试发现,效果最好的是看电视,其次是听广播、听讲座,最后是阅读。电视作为一种视觉传媒具有不可比拟的功能。

  这里所说的“看电视”就已经涉及“视觉体制”与“视觉技术”。殷曼楟和祁林分别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颇具开拓性的阐述。在阅读时代,还没有发明电视,人们只能是阅读、听讲座。视觉要进入电视时代、影视时代,就要解决技术上的问题,要有电视机的发明,要解决摄像、制作、传输、接收等一系列技术上的难题。同时,电视节目作为产品,它的生产,包括制作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如何制作一个节目,由谁来制作等都涉及一系列社会机制。也就是说,形象的生产是由社会复杂的技术以及体制保障,或者说限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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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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