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理论研究评述(1949-2019)

2020-02-24 09:11 来源:《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赵立玮 陈涛

  摘要:本文是对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中国大陆学界社会理论研究的简要评述和分析。本文认为,对国内外社会理论传统的整理和译介、系统而深入的专门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理论”的多方面探索构成了中国社会理论研究的主要领域,其中所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不足可谓瑕瑜互见,尤其是在创建“中国社会理论”方面尚任重而道远。

  关键词:社会理论 社会学恢复重建 中国社会理论

    作者简介:赵立玮、陈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其广度和深度并不亚于晚清以来的所谓“千年未有之变局”。遗憾的是,失去“生存权”的中国社会学未能直接参与、观察和研究这场伟大的变革,未能见证和分析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一种新型社会的产生及变迁过程。不过,当中国社会于三十年后再度开始“巨变”,刚刚获得“新生”的中国社会学恰逢其会,和由“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革一起经历了相互见证和共同成长。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早期确实有较浓厚的“补课”色彩。社会理论1是社会学学科的理论基础,对重建中国社会学学科具有重要意义,对其进行“补课”也因此显得更为紧迫。大致而言,“补课”资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西方社会理论一直是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主要理论基础,在与国际学界“隔绝”了三十年之后,恢复重建的中国社会学界首先急需了解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状况,尤其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的进展;另一方面,社会学在中国虽然是舶来品,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已得到长足发展。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中国早期社会学在引介国外(主要是欧美)社会理论以及运用这些新的研究视角探讨中国自身思想传统、现实问题等方面都获得了丰硕成果,因此,接续和发扬这一重要传统自然成为恢复重建的要务。虽然中、西两种智识维度都是中国社会理论研究自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着力点,但相较而言西方社会理论仍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不过,近十余年来,以中国早期社会学为抓手对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和中国传统社会开展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其前景颇为可期。

  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理论研究也大致经历了从最初侧重引介和翻译国外主要社会学理论学说与流派及人物到注重更专业和深入的研究、从以西方社会理论为重点到日益重视阐发中国自身的历史传统思想、从基于文本的社会理论研究到开展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化探讨等变化。不过,需强调的是,上述说法并不意味着某种绝对历时性的发展,而是应被视为在不同时期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事实上这些不同的侧重点共存于当今的社会理论研究之中。2

  下文将从几个方面就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四十年来的社会理论研究略做综述,但由于篇幅所限,所涉文献太过庞杂,而选择和评价的标准亦难以拿捏,因此主要讨论具有创新意义并对社会理论研究具有某种积累和推进意义的研究。本文也因之难免挂一漏万,当不得周全之论。

  一、译 介

  在恢复重建的早期,对国外社会学文献的引介和翻译工作具有关键意义,也构成了当时社会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必须提及苏国勋先生主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理论研究室3和该室编辑出版的《国外社会学》刊物,后者在长达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刊发了大量范围广泛的关于国外社会学的译文和介绍性文章,4一度成为国内研习者了解和学习西方社会学及社会理论的主要窗口,吸引了一大批研习者选择投身于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研究,对国内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尤其是社会理论研究的推进做出了无法替代的贡献。

  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内出版界也开始出版社会理论译著,如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等侧重学术著作出版的出版社和一些高校出版社等。一些出版社还专门策划出版社会理论的翻译丛书,如苏国勋先生主编的“社会理论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和“社会学名著译丛”(商务印书馆)以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社会理论译丛”等。此外,如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和“现代性研究译丛”、北京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以及“学术前沿”丛书和“社会与思想丛书”、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丛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等,虽非专门的社会理论译丛,但包含大量重要的社会理论著作,影响广泛。不过,这类译作虽在数量上已达可观程度(现在每年仍有不少相关译著出版),但在翻译质量、作品选择、主题策划以及对相关领域著作的系统性、完整性、代表性等方面的把握存在诸多问题,显得杂乱无序,使其本应产生的学术和社会影响力大打折扣。

  我们不妨从众所周知的社会学古典“三大家”入手,简要考察这些最重要的社会理论家其著作的中译情况。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译工作的特殊性,仅以韦伯和涂尔干为例。韦伯著作的中译至今仍是制约国内韦伯研究的重要因素,涂尔干著作的中译情况则相较而言好得多,促进了近年来国内涂尔干研究的较快发展。如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该著1987年的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版)可谓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第一部影响深远的社会理论译著,但该译著本身存在较明显的问题。迄今,这部名著已有多个中译本,但其或因译文质量不高,或因所依据的版本存在问题,始终未令人满意。目前国内使用率较高的韦伯著作中译本是由康乐、简惠美翻译的《韦伯作品集》。在德文《韦伯全集》(历史考证版)即将完成并已成为国际学界研究韦伯的权威和标准文本的情况下,中国学界应当对此给予充分重视,尽快推出以德文《韦伯全集》为底本的、可靠的中译本,解决迄今仍无一套比较系统的、译文质量可靠的韦伯著作中文版的尴尬处境,以促进国内学界的韦伯研究,缩小与国际学界韦伯研究水平的差距。涂尔干的著作相对而言没有韦伯著作那么复杂,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渠敬东的主导和推动下,涂尔干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有了较为可靠的中译本,2019年商务印书馆将推出的收录涂尔干主要作品的十卷本《涂尔干文集》展现了国内在社会理论著作翻译方面的重要成就。

  其他重要社会理论家的著作中译情况更是不容乐观,如齐美尔的著作虽已有多部中译本问世,其所著《货币哲学》甚至存在多个中译本,但译文质量问题颇多;帕森斯的大量著作至今仍无中译本,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经济与社会》中译本错讹颇多,《社会行动的结构》中译本也因翻译缺乏专业性而难以信赖。现当代的重要社会理论家如福柯、哈贝马斯、布迪厄、卢曼、吉登斯、贝克、鲍曼、布希亚/鲍德里亚等等,其作品尽管近年来颇受出版社青睐、译本较多,但在译文质量、作品的系统出版规划等方面依然显得有些杂乱无章、良莠不齐。

  社会理论家们的著作是社会理论研究的基础文本,如无较系统、完整、有代表性和可靠的中译本,相关研究的进展和提升必然受到严重制约;而相关著作翻译的积累也是衡量学界研究水准的重要指标。四十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虽然有一定的成果和积累,依然远远不够。

  二、专门研究

  对国内外重要社会理论著作的翻译、整理和出版固然具有基础性意义,但社会理论的发展还有赖于更专业和深入的研究以及与经验研究的结合。下面我们将从国外社会理论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两个方面对四十年来中国社会理论研究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予以简要论述。

  (一)国外社会理论研究

  自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对国外(主要是欧美)社会理论的研究一直是社会理论研究最重要的领域。四十年来,国外社会理论领域的重要人物、流派、著作、概念等基本上都进入了中文学界的研究视野,但研究的具体水准和程度差异较大。

  我们仍以社会学古典“三大家”为例。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在中国学界早已常态化,并成为持久的重点研究领域。不过,和国际学界相仿,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从社会学/社会理论方面展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则并不多见,马克思作为社会学主要奠基者或者作为社会理论家的思想维度因此并未得到充分彰显。上世纪80、90年代值得一提的研究有吴晓明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不同发展阶段进行的系统、深入的论述(吴晓明等,1996),瞿铁鹏基于扎实的文本分析对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体系及其实质内容进行的探讨亦颇有价值(瞿铁鹏,1991,1995)。实际上,数十年来,通过翻译和开展专门研究,国内学者已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诸核心概念及论题——如社会存在、实践概念、市民社会、阶级、意识形态、国家以及社会结构与演化理论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但这些论述大多并非从社会理论视角出发,因而未能在更恰当的意义上准确把握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深刻洞察与分析。另外,国内学界也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流派和思想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译介和研究,如法兰克福学派、卢卡奇、葛兰西等等,但同样缺少以社会理论视角对该传统的系统、深入的研究。

  近年来国内相关学科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力度,也出现了具有新意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例如应星从“事件社会学”的视角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进行解读,认为该著开创了将结构史与事件史结合在一起的事件社会学,即把结构、局势和行动者三个要素折叠在对同一时段的事件分析中(应星,2017);成伯清和李林艳对被其称为“马克思的情感社会学”的思想进行了考察,指出马克思不仅主张人是有激情的存在物,而且还从生产方式和私有财产的角度对不同社会形态的情感基调给予了揭示(成伯清、李林艳,2017);李荣山从滕尼斯对马克思的误读切入,在德国历史主义取向的共同体传统中考察了共产主义的道德意涵(李荣山,2018)。

  苏国勋先生1988年出版的《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苏国勋,1988)则直接引发了国内学界的“韦伯热”,这部论著对韦伯社会理论中的宗教、政治思想以及方法论等核心论域进行了深入分析,迄今仍是国内韦伯研究中最重要的论著。苏先生近年来侧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反思和批评韦伯关于中国的论述(例如,苏国勋,2007,2011)。他认为,总体而言,韦伯的思想中存在着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倾向,这使他对包括中国宗教在内的东方宗教的论述可谓洞见与曲解并存。在苏国勋之后,韦伯研究者中的“70后”“80后”已经成长起来,成为当下韦伯研究的主要力量。例如李猛对韦伯社会理论中的“英国法问题”、理性化与传统的关系等重要问题进行了详尽而深入的探讨,直指韦伯社会理论的实质性问题(李猛,1999b,2010)。其文章《理性化及其传统——对韦伯的中国观察》是他在苏国勋早期关于韦伯思想尤其是其“理性化”论题的研究基础上进行的进一步思考。该文紧扣理性化与传统之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构成了西方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关键差别”,理性化是“现代西方独有的历史现象,系统地借助了一种反传统的力量来造就现代生活的生活之道和社会秩序”,是一种“反传统的‘传统’”(李猛,2010);而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中,理性主义和传统主义却奇特地结合在一起;清教和儒教中的不同理性化(以及其中涉及的诸复杂因素)导致了它们在“普遍历史”中的不同“命运”。近十余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韦伯思想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颇具价值的研究,例如韦伯的方法论思想常常遭人误解,田耕和王楠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澄清,前者通过对韦伯科学学说(即其方法论思想)的考察,提出了颇具新意的韦伯对社会科学的两次“奠基”的观点,诠释了“价值自由的社会科学”之意涵(田耕,2006);后者则重新检视了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些关键要点,重申了韦伯方法论中的一个核心观念“价值自由”(Wertfreiheit,value freedom)(王楠,2014b)。5总体来看,中国学界对韦伯社会理论的研究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具有了一定的基础并且成长起一批执着于韦伯思想研究的年轻学者,但真正高水准的研究并不多见,对韦伯思想的诸多误解也还广泛存在于理论和经验研究者之中。

  相比于马克思和韦伯研究,国内学界对涂尔干社会理论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开展得相对较晚,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涂尔干主要著作中译本的陆续出版,对其相关思想的研究才逐渐发展起来。在这方面,渠敬东的相关研究具有开创性,他试图从涂尔干的“失范”概念入手去把握涂尔干的总体性问题,认为“失范不仅是集体意识的缺席,也是真正的个体意识的缺席”(渠敬东,1999a:35);因此,失范概念揭示了涂尔干的核心洞察力,即社会与个体是相互构建的,从而也指出了涂尔干从社会决定论入手建构个体主义、应对现代社会危机的思路(渠敬东,1999a,1999b)。陈涛则尝试从涂尔干的“道德科学”事业出发把握其社会学的基本问题、基本预设和前后期的演变,认为在涂尔干那里“‘道德科学’就是‘社会学’的别名”(陈涛,2015,2017)。涂尔干的一些核心著作近年来也得到较为充分的探讨。以《自杀论》为例,赵立玮的研究澄清了涂尔干的“自杀类型学”,并结合其“人性的两重性”学说对这种类型学给予了一种新的阐释(赵立玮,2014);王楠则认为,《自杀论》并不是一部通过统计分析达到实证性结论的“科学”著作,在《自杀论》的四种自杀类型背后,有着关于现代社会的完整的病理学分析(王楠,2017)。涂尔干的道德教育思想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渠敬东基于对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的文本考察,从社会形态学、历史内在的辩证运动和文明史的构成和变迁三个层面梳理了路易十四之前法国中等教育史的发展历程(渠敬东,2015b)。王楠(2016)、李英飞(2016)、杜月(2016)、陈涛(2016)从多个面向和维度对涂尔干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度阐发。在其他重要论题上,何健从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张力入手,强调涂尔干利用“道德个人主义”调和这一矛盾的努力(何健,2012);渠敬东则强调涂尔干的民情概念,以及借助职业群体的重建去化解大革命之后国家与社会对立关系的观点(渠敬东,2014);魏文一从国家与祖国这两个面向解读了涂尔干意义上的政治社会所具有的丰富意涵(魏文一,2017)。此外,在探讨涂尔干的社会思想和政治学说的同时,研究者们也尝试去分析其“社会”概念的哲学或形而上学基础。陈涛从涂尔干对社会契约论的批评入手,指出涂尔干理解的社会是一个自发生成的、不可还原为个体特征的、自成一类的“自然社会”(陈涛,2013)。李英飞指出,从社会范畴思考现代政治问题是涂尔干社会学思想的重要起点和内容,认为涂尔干的两个社会团结类型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自13世纪以来用以构想现代国家的universitas和societas两个概念传统,涂尔干在对这两个概念加以生理学转化的同时,也建立起有关政治社会的演化历史和现实形态的学说(李英飞,2018)。总体来看,国内涂尔干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十余年来不断取得进展,涂尔干思想中的诸多重要问题和面向得到较为充分的探讨,但其宗教研究——这也是国际学界涂尔干研究中最注重的部分——在国内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对其方法论和早期思想的研究也不够充分。

  其他领域近年来亦出现诸多有价值的研究,如倪玉珍(2017,2019)对圣西门社会理论的探讨、张巍卓(2016,2017)对滕尼斯的研究、一些研究者对齐美尔社会理论的探讨(如郑作彧,2015;李凌静,2018;王利平、陈嘉涛,2018)、赵立玮(2015,2018)对帕森斯社会理论的研究、孙飞宇对舒茨现象学社会学(孙飞宇,2018)和弗洛伊德的研究(孙飞宇,2017a,2017b)以及闻翔(2012,2016)对米尔斯的研究等。一些研究者还将视角延伸到早期现代的重要思想家,如李猛(2015)对西方近现代自然法传统的研究、王楠(2014a)对洛克的研究、杨璐(2015,2018)对休谟的研究、康子兴(2017)对亚当·斯密的研究、李荣山(2015,2017)对赫尔德的研究、张国旺(2014,2018)对卢梭的研究等。这些探讨拓展和深化了社会理论的论域,有助于对社会理论的根源性理解。

  除了上述侧重人物思想的研究外,西方社会理论的一些重要议题、思潮或研究领域也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和探讨,并产生了一些比较深入的研究成果。例如李猛早期关于“抽象社会”(李猛,1999a)以及后来关于“现代社会”之起源和构成的探讨(李猛,2015),肖瑛对于社会理论中“反身性”问题的持续探究(肖瑛,2004;肖瑛、韩倩,2018),成伯清(2012,2017)对社会理论中的“情感”论题的研究以及谢立中(2009)近年来有关后现代“多元话语”理论的研究。

  (二)中国早期社会学和中国传统社会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学自重建以来,一直注重对早期社会学历史的研究,多部关于中国社会学史的论著(如韩明谟,1987;杨雅彬,1987;阎明,2010)得到出版。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李培林等编著的《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该著提供了对中国20世纪上半叶社会学的发展脉络、主要人物、流派和代表作品等比较完整的“导读”(李培林等编著,2009)。

  中国早期社会学的一些重要人物的著作也得到整理和出版。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在上世纪90年代陆续出版了14卷《潘光旦文集》,费孝通生前和去世后也有16卷《费孝通文集》(群言出版社,1999)和20卷《费孝通全集》(内蒙古出版社,2009)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了10卷本《孙本文文集》,商务印书馆近年来推出的“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中也收录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的诸多重要著作。

  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者转向对中国自身学术和思想传统的研究,中国早期社会学和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也成为中国社会理论/社会思想研究的重要领域。渠敬东对晚清以来中国思想史上的重大变化进行了细致考察,认为“从康有为到王国维和陈寅恪,中国现代思想变局的两次浪潮,确立了经史研究的新传统”(渠敬东,2015a)。吕文浩的论著在清末至民国时期思想演变的背景下来考察“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对其思想的诸维度进行了细致评述(吕文浩,2010)。周飞舟对潘光旦的社会学思想框架和基础进行了探讨,认为其社会学思想体系以研究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天人之际”为基础,以研究政治和教育问题的时政文章为应用,其核心内容是研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人伦之际”的社会学(周飞舟,2019b)。杭苏红考察了潘光旦著作中的性爱、家庭与民族问题,认为潘光旦对家庭研究的重视,既是为了回应民国家庭变革所带来的诸多家庭问题,更是为了以自然性与伦理性的平衡为基础,重建在个体与社会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新家制(杭苏红,2018)。杨清媚以费孝通为“个案”展开了一项独特的“人类学史研究”,亦即“一项关于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中国人类学史研究”(杨清媚,2010:1)。魏文一就梁漱溟学术理路的演进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梁漱溟“乡治的提出与国家政权建设和地方自治有关”,但他又敏锐地捕捉到政治的经济和习惯基础,进而发现以民族精神为内核的社会组织构造才是乡村工作的根本,由此他系统地发展出乡村建设理论(魏文一,2016)。侯俊丹考察了杨开道的乡村建设思想,指出杨开道提出了由农村自治组织和事业组织共同构成的社区组织化模式(侯俊丹,2016)。杜月认为瞿同祖的著作之间“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整体,在社会事实和法律典章之间,在法律典章与儒家理想之间,这几本书似乎在不停摇摆,而且有着各自不同的摆幅和方向”(杜月,2012)。白中林对陶希圣开创的“亲属法的社会史研究”进行了探讨,认为陶希圣“沿着晚清法律变革的线索和严复开启的群学道路,力图通过打破一本主义的宗法家族,树立生存权体系的亲属法,以此把家变成独立人格的养成所,为现代国家提供合格公民”(白中林,2014)。

  在对中国早期社会学传统及社会思想的研究中,除上文提及的对一些重要人物和流派的专门研究外,还出现了另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取向,即以早期社会学为借镜,对中国传统社会开展进一步研究。如渠敬东经由潘光旦、费孝通等人的研究而展开对中国历史上的“封建与郡县之辨”的考察,试图揭示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渠敬东,2016)。周飞舟则将费孝通探讨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概念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丧服制度关联起来,认为“差序格局的形式和内容可以回溯到先秦时期延续至晚清民国的丧服制度”,“亲亲”和“尊尊”则构成了中国制度的基本原则(周飞舟,2015);他还通过对丧服制度内“父子”关系的分析,指出中国社会差序格局核心层的一个重要特征“慈孝一体”,认为父对子之“慈”即是对己父之“孝”的体现,这表现为中国人在家庭关系中的行动伦理,也是费孝通先生提出“反馈模式”的重要基础(周飞舟,2019a)。翟学伟梳理潘光旦等人关于“伦”的研究,并将之与西方社会学中关于自我、角色、社会网络、社会分层及不平等等方面的理论进行比较与对话,提出了对“伦”之社会学含义的层层解读,明晰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质、相应的运行方式及其机制,并形成一种解读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新途径(翟学伟,2016)。

  三、余 论

  自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社会理论研究在四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从失去“生存权”、与国际学界隔绝近三十年从而导致对世界社会学/社会理论发展状况近乎一无所知,到对国外社会理论的主要人物、流派、思潮等都有一定的深入研究;从与中国早期社会学/社会理论研究传统的隔断而导致对自身历史和智识传统的疏离和陌生,到重新整理、接续该传统,将历史与现实再度接驳与融合。从“研究者”来看,四十年中,中国社会理论研究者可谓已历数代,而一批受过更为专业的训练并致力于社会理论研究的青年研究者已成长起来。从“研究领域”上看,对国内外社会理论传统的整理、翻译和专门研究以及对“中国社会理论”的探索都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推进。

  近数十年来,西方社会理论研究一方面步入没有社会理论家的“尾随者”时代,另一方面重视对自身智识传统的梳理、研究和反思,研究的专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同样是近数十年来,西方文明和社会再度出现深层变化,陷入多方面的危机状态,故此出现寻求能够解释、诊断和解决危机的新社会理论的明显趋向。中国社会理论研究所面临的历史、智识和社会问题虽然与西方有很大的相关性,但毕竟不同。一方面,经过数十年的译介和研究,中国社会理论已步入正常的发展轨道,并不断涌现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恢复重建的四十年里,我们没有诞生真正的社会理论家,而仍以诠释和学习西方社会理论以及中国早期社会理论/社会思想为主,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积累性、深度乃至专业性程度都远远不够。另一方面,多种因素和力量不断吁求和推动所谓“中国社会理论”的出现。虽然近年来我们在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化探索以及在寻求对中国整体发展的宏观解释等方面都有若干进展,但要生产真正富有解释力和普遍意义的中国社会理论,6尚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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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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