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许之命》与西周外服体系

2020-02-24 09:24 来源:《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邵蓓

  摘要:清华简《封许之命》为研究西周诸侯及外服体系提供了新资料。西周内外服制继承殷商,是一个政治地理综合体系。西周外服君长包括诸侯和未受封为诸侯的邦君。诸侯包括“侯”、“田”、“男”三种称谓;邦君包括:被周人尊称为“公”的殷商后裔宋君、被称为“子”的蛮夷戎狄之君以及称为“伯”的周之同姓或异族邦“伯”。西周外服还分布着某些内服王臣的采邑,以及身份尚难确定的卫官。公、侯、伯、子、男并立于西周外服;朝见周王、参与王室大和会,是他们对周室重要的“服”之一。朝觐和会上,外服君长之间存在着特定的礼仪层级。这种层级在春秋时期成为诸侯会盟交往中排定位次的重要参考,并由史家记录下来,成为战国学者建构五等爵制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封许之命》 西周 外服 诸侯 五等爵

  作者简介:邵蓓,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编审。

  

  西周继承殷商实行内外服制。周王室在直接控制的王畿地区设置各种王官,构成王朝的内服职官体系;畿外广大外服地区实行封建,建立起大大小小的庶邦藩卫周室,实现王室对地方的统治。在《孟子》、“三礼”等文献记载中,内服王臣的等级序列为公—卿—大夫—士,外服诸侯则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按照爵位等级受封土地民人、享用相应礼仪并承担相应贡赋。近代以来,随着金文研究的深入,学者发现西周金文反映的相关情况与文献记载的五等爵制难以相合,遂认为所谓五等爵制并非西周时期真实存在的政治制度。此后,围绕西周是否存在五等爵制,学界展开了长期的研究和讨论。瞿同祖、束世澂、陈槃、金景芳、王世民、陈恩林、葛志毅、刘芮方等学者先后指出,在爵无定称的表象下,金文和文献中的诸侯称谓比较固定,西周确实存在五等爵制。赵伯雄、韩巍、魏芃、李峰、朱凤瀚、刘源等学者通过对西周诸侯身份称谓、五等爵称行用范围等问题的探讨,认为西周时期虽然存在公、侯、伯、子、男五种称谓,但五者属于不同称谓系统,相互之间也不构成等级序列,五等爵制或为战国学者建构的一种理想模型。

  虽然学界对五等爵制真实性的争论尚未达成共识,但是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对于西周政制的认识逐渐加深。学者已经认识到五等爵制和西周服事体系密切相关,而见载于战国文献的五等爵制并非完全是西周制度的真实反映。笔者认为,爵位应该具有标示等级的作用。诚如朱凤瀚等学者所言,目前西周金文资料中的公、侯、伯、子、男构不成等级系统,他们的得名也非标示贵族等级。那么,战国文献中的五等爵制是如何建构起来的?有学者认为,春秋时期,西周政制解体,内外服界限打破,经过频繁的朝聘、会盟和战争,诸国国君间逐渐形成了一种等级序列,战国学者据此构建出所谓的西周五等爵制。笔者认为,战国文献记述五等爵制的落脚点在西周外服,因此,对其形成缘由的思考,首先需要充分梳理和解析西周外服体系。据《尚书》记载,西周外服存在由“侯、甸、男、邦、采、卫”组成的职事体系,这与战国文献记载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等级序列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讨论以下问题:西周外服体系是怎样一种构成?西周时期的诸侯概念与春秋战国文献中的诸侯是否一致?西周外服是否存在某种等级序列?清华简《封许之命》为我们研究西周诸侯和外服体系提供了新材料,本文拟结合这则史料,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

   一、《封许之命》的“侯于许”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伍)》所载《封许之命》是西周成王时期分封许国的册命文献。这篇文献保留了较多西周金文的文字特征,可见其渊源有自,是比较可靠的西周文献。《封许之命》第五简有“命汝侯于许”一句,整理者已经敏锐地指出西周麦方尊(《集成》6015)铭文“王命辟邢侯出,侯于邢”,“与此句例相似”。在金文资料中,“侯于某”的句例还见于伯鼎(《集成》2816)、宜侯夨簋(《集成》4320)、四十二年逨鼎(《新收》745)、公簋(《铭图》4954)、克罍和克盉(《铭图》13831、14789)铭文。此外,《诗经·鲁颂·閟宫》亦载“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在这些金文和文献中,凡是被周王册命“侯于某”的诸侯,都称为“某侯”。特别是公簋铭文中唐伯在受命“侯于晋”之前称唐伯,受命之后改称晋侯,这表明“侯于某”是一种封“侯”的专用语。

  在现有的西周金文和《春秋》中,许国国君皆称“许男”。许男受封的册命辞为“侯于许”,与封“侯”相同。周康王时期的小盂鼎(《集成》2839)铭文“诸侯眔侯田男”,周昭王时期的夨令方尊(彝)(《集成》6016、9901)铭文“眔诸侯侯田男”,以及《尚书·康王之诰》中的“庶邦侯、甸、男、卫……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顾,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这些记载说明西周的诸侯包括侯、田、男三种具体称谓,男是诸侯的一种。《封许之命》中吕丁受封为许男的册命辞“命汝侯于许”,表明分封男的命辞也是“侯于某”。

  曾有学者认为男是侯的附庸,由《封许之命》“侯于许”的表述观之,男也是受王册命“侯于某”的诸侯,而非侯之从属。至于侯与男之异同,我们可以从两者的册命辞及所受封赏的对比中加以观察。

  《左传》定公四年载:“分鲁公……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分唐叔……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是鲁、卫、晋等诸侯受封之时应各有命辞,遗憾的是多已不传。现存于《尚书》中的《康诰》、《酒诰》、《梓材》三篇据传是卫康叔受封时的命辞。赵伯雄已经指出,从金文来看,命书多半具体记载所授官职、责任、封地及赏赐物等,而《康诰》基本是一篇训辞,告诫康叔治卫应注意的事项,故可能不是由史官宣读的册命文书,而是分封典礼上的周公训话。不过,我们仍能从传世文献和西周金文中归纳出鲁、齐、卫、晋、燕等诸侯受封时所接受的职事。

  张利军归纳卫康叔所受职事是:助王应保殷民、助王宅天命、助王作新民。鲁侯伯禽所受职事为:守土藩屏周邦,治理殷民六族及其附属势力和一部分奄的族众,使之臣属西周。唐叔晋侯所受职事为:抵御戎狄、藩屏周邦,受民怀姓九宗,管理殷民及治理地方社会。齐侯所受职事为:征伐一定范围内反叛的外服势力,拱卫周室。燕侯所受职事为:管理六个部族,藩屏周王朝的东北边疆。由此,他进一步归纳西周诸侯的主要职事是镇守邦土,藩屏周室,治理各自统御民众。西周王朝通过封建外服诸侯实现对地方社会的治理。

  从《封许之命》第五简“命汝侯于许。汝惟臧耆尔猷,虔恤王家,简乂四方不,以勤余一人”,以及第八简和第九简“汝亦惟淑章尔虑,祗敬尔猷,以永厚周邦,勿废朕命,经嗣世享”的简文可以看出,与上述鲁、卫等诸侯相同,吕丁被封于许,其主要职事也是治理一方民众,藩屏周王朝。

  以下是《封许之命》中吕丁所受赏赐与其他诸侯受封时获得赏赐的对比情况。

表1 诸侯受封所受赏赐对比

  从赏赐物的对比来看,吕丁受封获赐物品,特别是具有礼仪性质的车服彝器,与诸“侯”受赐大体相同。《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西周分封诸侯“有勋而不废,有绩而载,奉之以土田,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文章”。吕丁因功受封,所受包括土田(许)、车服、彝器,与此记载相合。吕丁所受“路车”虽未见于已发现的西周金文,但在传世文献中多次出现。从文献来看,受赐路车是诸侯身份的象征。《诗经·小雅·采菽》:“君子来朝,何锡予之?虽无予之,路车乘马”,郑玄笺:“赐诸侯以车马”。《诗经·大雅·韩奕》郑玄笺:“人君之车曰路车”。《仪礼·觐礼》:“天子赐侯氏以车服”,郑玄注:“赐车者,同姓以金路,异姓以象路”。《左传》定公四年记载伯禽、康叔、唐叔受封时皆获赐“大路”。此外,还有诸侯受赐“王用”路车的记载:《左传》昭公十五年,“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唐叔受之,以处参虚,匡有戎狄。其后襄之二路……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东夏”。唐叔所受大路,原为周文王参加“大蒐”所用,晋文公所受路车原为周襄王自用。由此可见,吕丁受封路车,也是其诸侯身份的象征。

  从以上考察可以看出,西周时期侯和男都是接受王命“侯于某”的诸侯,他们在受封时所获赏赐大致相同,受封的主要职事都是作为地方君长,治理民众、藩屏周邦。

  《尚书·酒诰》记载殷商的外服构成是“侯、甸、男、卫、邦伯”,已得到甲骨文的证实。西周诸侯的称谓应源自殷商,不过甲骨卜辞中只有“多侯”、“多田”之称,“诸侯”一词并未出现。“诸侯”是周人的创造,与“多侯”这种单一称谓不同,“诸侯”是一个集合名词,包括侯、田、男三种具体称谓。商代的诸侯称谓由职官名称演变而来,早期这些诸侯所承担“职”、“服”与其名称可能仍然有比较紧密的联系,在甲骨文中还可以看到这种痕迹。虽然西周的“诸侯”仍然是一个职事概念,但是从《封许之命》来看,侯、田、男的具体称谓与他们所承担“职”、“服”之间的对应关系已经微乎其微了。由“侯、田、男”组成的诸侯是西周外服君长的重要构成之一。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再来看西周外服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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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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