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范式、框架体系与实践方略

2021-10-08 09:34 来源:《改革》2021年第5期 作者:袁红英

  【内容提要】观测中国现代化有两个基本维度,即从世界进程看中国的“大历史”维度与从中国道路看世界进程的“小历史”维度。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呈现“时空压缩”性与任务多重性相叠加、国家自主性与人民主体性相契合、后发追赶性与前瞻反思性相同步、要素综合性与结构复合性相交融的复合现代性范式特征。推进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应立足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特征,按照一个总目标、两条主轴、三大层面、四种资源、五域协同、六维结构、七大体系的框架脉络,统筹推进具有浓厚本土色彩的中国现代化进程,协力构筑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势能的生产美、生活美、生态美的现代中国图景。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 复合现代性 高质量发展 高效能治理 高品质生活

  【作者简介】袁红英,山东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着新的形势,呈现新的特征,被作为一项国家自主框架下的系统性工程整体推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新时代中国现代化新征程分“两步走”,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从宏观上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时间表与路线图。近年来,围绕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研究文献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践解读型,将中国现代化进程置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进行整体解读或逐条、分领域论述;另一类是理论阐释型,力图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构筑合意的理论依据与学理支撑,并呈现跨学科、分领域、多范式的研究特征,如冯平等、方朝晖、王海滨分别基于“复杂现代性”框架、“多元现代性”维度、“现代性反思”视角探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理论范式[1-3],高培勇等通过构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逻辑框架[4],冯柏等、洪银兴分别从内涵依据、“新四化”角度对中国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了研究[5-6],任剑涛、马海涛等、韩克芳分别从“两个大局”、发挥财政基础与支柱作用、法治视域研究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7-9],罗荣渠等、周光辉和彭斌分别从世界历史进程、国家自主性等多学科视角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进行了系统研究[10-11],等等。总体来看,已有文献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但具有鲜明的分学科、单领域特征,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相对薄弱,尤其是对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整体理论框架构设不足,对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新禀赋与新性质阐释不够透彻。

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观测维度

  总体来看,在观测坐标上,观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两种观测维度:一是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中国道路,二是从中国现代化道路看世界进程。前者立足世界历史脉络,将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进程来看待,可称为“大历史”维度,此观测维度有助于明确中国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发展方向;后者立足中国历史轨迹,将现代化作为近代以来中国“强国梦”的实现路径看待,可称为“小历史”维度,此观测维度有助于明确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独特历史规定性与发展开拓性,探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路径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和作用。以新中国成立为分际,整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段:一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作为对传统中国农业社会“落后挨打”际遇的被动反思和行动选择,中国现代化开启了艰难曲折的“救亡图存”路程;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启了自立自主的现代化建设探索,初期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并以改革开放为界点,开启了迄今为止以市场化、法治化为基调的现代化实践。

  (一)基于世界进程的“大历史”维度

  从世界层面看,以工业化为标志的现代化是发轫于英国,扩展至欧美,进而不断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散的世界性进程。从动力源来看,现代化具有内生自发型和外部诱致型之分,英国现代化是典型的内生型,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非拉国家的现代化具有典型的外部诱致型特征。在人类长时期的传统农业生产力下,以自给自足农业为主,短缺经济和封闭、半封闭文化特征突出,经济增长率与文化积累率较低,要素流动性与变迁突破性极弱,社会经济结构的渐进延续性较强,并呈现持久稳固的状态。从15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中期,从神权到王权的权力转换、中央集权与重商主义的盛行、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推行普及,为西欧各国经济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转向孕育积累了诸如早期城市化、商业化、工业化、世俗化等基本因素,为潜在新兴经济力量突破多层封建式农业社会的外壳提供了有利条件。由于早期工业革命所需煤铁资源丰裕、王权受“大宪章”限制、土地劳动力市场化程度高、科技革命领先、清教理性与谋利精神、独立岛国等独特的天时、地利、人和优势,英国成为现代化的先驱,率先实现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变,继而引发了“从中心到外缘”阶段性扩散的世界现代化进程。

  从历时性来看,作为工业生产力形态与社会基本结构形态的大转变,各民族国家和地区融入或卷入现代化发展通道大致呈现为三次浪潮的总体轮廓:第一次现代化大浪潮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是由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由英国发端进而向西欧各国扩散的工业化进程,并形成了欧洲新兴工业国与亚非拉传统农业国的发展分化,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殖民地化和半殖民地化。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欧洲核心区成功的工业化向外围扩散,以“西化”和“欧化”为鲜明标志的现代化潮流跳出欧洲地域并向异质文化地区传播,到20世纪初,美国综合经济实力超越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新兴现代工业国,多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边缘国家和地区的殖民地经济形态仍在扩散强化。第三次现代化大浪潮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大萧条”的资本主义世界发展危机,民族解放运动瓦解了殖民主义体系并释放出对新发展道路的多元化探求,国际经济体系的大分工形成了新兴工业化世界对非工业化世界的扩散性冲击。发达工业国由初级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转型升级,其产业转移与现代化向大批欠发达国家涌散,后发独立国家大都凸显其民族自主性与政治主导性,以政治变革引导经济变革,举全国之力推行强制型工业化,力求以赶超模式早日实现“迟到的现代化”。中国是世界第三次现代化大浪潮中的典型国家。

  (二)基于中国道路的“小历史”维度

  与英国内生自发型现代化进路截然不同,中国现代化的源动力并非来自各种现代性因素累积进而实现对传统农业社会的结构性突破,而是源自外部介入压力的强制性“引爆”,属于典型的外在诱发型。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经济体系遭遇强大外力冲击,欧洲新兴工业国以全球扩张战略对传统中国进行了现代化的示范和改造,新兴工业国对传统农业国的强力压制迫使中国开启了艰难曲折的现代化探求路程。与英国自发主导特征显著不同,中国的“被迫”现代化历程呈现以“强国梦”为目标、政治因素主导、“双重难题”交织的独特历史规定性。

  按照时间维度,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传统儒学框架下的“图强”阶段。以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为发端,中国开启了艰难的现代化求索,具体进路是在固守传统皇权专制体制框架下“中体西用”“师夷长技”,前期的“御夷图强”体现为在政治力量主导下进行技术层面的自强求索,后期的“变法图强”是意识到政治因素对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后,在“规则内”对君主政治体制的探索性调试,但均未能突破传统中国的社会基本结构,此可视为中国现代化意识的萌芽期与觉醒期。二是西化框架下的“求强”阶段。这一时期思想政治变革成为中国探求现代化之路的重要底色,其具体路径是以西方文明为模本,否定传统价值观和体系,力图建立以西方体制为架构的独立自强的国家治理体系。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皇权,以共和替代帝制,利用西方舶来的各式改革思潮突破了传统儒学框架,“西化”成为这一阶段的主流价值观和变革方向,但对于实行何种“西化”、路径如何并未形成明确的统一共识,且在“内忧外患”的复杂格局下,西方政治经济势力的介入、干预与冲击加深,民族工业只能在夹缝中艰难发展。这一时期传统农业中国的社会基本结构受到猛烈冲击,虽然也作出了以政治变革为引领探求现代化强国的努力性尝试,但内忧外患的场境终究难以塑成自立自强的发展路径,此可视为中国现代化意识的形成期与实践试错期。三是自主框架下的“富强”阶段。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及西方势力的全面败退,但要实现自立自强,还面临着规模治理与工业现代化相互交织的双重难题,即如何在发展严重不平衡、民族众多的超大人口规模国家实现有序有效治理,以及如何在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连遭战争重创的农业国快速赶超实现工业化。在国家自主发展框架下,新中国成立初期以“苏化”为模本,以苏式“社会主义”为发展蓝图,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二元化”农业、农村、农民为代价初步实现了工业化,但仍未能摆脱经济短缺困境和解决规模治理难题。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野,中国明确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以市场化为基本导向,通过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起市场适应型经济社会体系,经济财富规模呈超高速增长,并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破解了短缺经济瓶颈。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明确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以法治化为导向,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解决超大规模国家现代治理的世界性难题,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新时代有序实施现代化发展战略、实现强国梦确立了目标和行动遵循。此一时期前段的工业化追赶可称为中国现代化的自立摸索期,后段“现代化”发展观全面形成,可称为中国现代化的自主强化期。

  纵观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及发展趋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传统框架下的“变法图强”是对专制皇权社会基本结构的部分否定;对新兴工业国重新开放的“西化”价值观又是对传统模糊“富强”价值观的部分否定;以苏联“社会主义”为标本的计划赶超模式是对“西化”模式的否定;“现代化”的改革开放模式则是对苏式社会主义模式的部分否定。立足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强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轨迹、基本规律与一般经验的系统研究,明确目标定位、发展方略、操作指向与具体路径,对于巩固和完善中国制度优势,提升中国现代化在世界进程体系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新时代中国现代化的理论范式:复合现代性

  (一)现代性:现代化的本质表达

  从大生产力形态变迁看,作为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种独特文明样式,现代化是一项有着独特规定性的动态的、多样的、发展性的世界进程。作为现代化的理论依据,现代性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本质表达。实践证明,一国现代性的生成发展是其独特的历史延续性、现实规定性与未来开拓性的有机统一,也即现代性具有浓厚的本土特质。但从共性层面看,作为与传统性相对应的特定概念,现代性是以“人的理性与解放”为内在价值的诉求表达与本质呈现,其基本精神与核心取向体现为两个层面:一是理性化体系的全面确立。在横向上呈现为经济工业化和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文化人本化和开放化、社会科层化和多元化、生态共容化和共生化;在纵向上呈现为观念的自主化、器物的便捷化、科学的确定化、技术的高端化、产业的高质化、制度的高效化。二是人的全面解放。无论是“神本”传统,还是“君本”传统,理性化体系对传统的“祛魅”必然带来人的自立理性与作为主体价值的多元释放。作为现代性所有属性的基础和源泉,理性化促使人类从“上帝之城”到“人间之城”,从“君王之城”到“人民之城”,进而推动人类在理性世界中的全面解放。

  (二)现代性的理论范式

  从范式角度看,基于对现代化进程的认知与定位差异,可形成不同的现代性理论范式。按照观测基点与特征形态的差异,可分为一元现代性、多元现代性与复合现代性。

  1.一元现代性

  一元现代性认为,现代化是人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的世界性进程。此范式以欧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为模本,主张以工业化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榜样性示范,从而构建起以西方文明为源起、向外围不断扩散的世界现代化进程体系。此范式又可类型化为一元单线论与一元多线论。其中,一元单线论立足西方文明中心论,主张现代化即西化,现代化进程是以西方文明为中心、向外缘分层扩张的“同心圆”式的世界性体系,后进国家要实现迟到的现代化,必须在政治经济体制、发展模式、推进路径上效仿西方,否则别无他途[12]。一元多线论则认为,现代化固然是人类社会从农业生产力形态向工业生产力形态变迁的世界进程,但各国由于历史传统、体制文化、现实条件、发展阶段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可以多元、样式可以多样,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也不等于完全去西化,各国应在借鉴吸收有益营养的基础上,提升自身在现代化急剧变革过程中的自觉选择能力,实施有选择的、自主性的现代化道路[13]。

  2.多元现代性

  多元现代性的观测基点是从世界多文明中心看现代化进程。该范式立足世界多中心文明论,主张各轴心文明与现代性之间是重新体系化的关系,现代性是对各轴心文明的重构与发展,欧洲轴心文明产生的现代性具有代表性,但不是唯一性,其他轴心文明也能产生与之相适配的现代性。多轴心文明的现代化转型基于其基因传承的异质性“种子”,多元文明图景的塑造过程意味着多元现代性的生成。多元现代性认同现代性具有理性、进步与解放的共同内核,但又不认同西方图景模式的普适性,认为各民族可在保持自身特殊禀赋的基础上,以开放、包容态度形成一个动态互动的世界共同体,推动现代性发展的一致性趋势与多样化格局相融合,实现现代性共同内核与多元维度的有机统一。

  3.复合现代性

  复合现代性是在综合汲取一元多线性与多元现代性合理要素的基础上,聚焦特定场境下的现代化进程。复合现代性强调,现代性是不同时空和主体的现代性要素在不同维度上的有机组合与交融互构[14]。它既认为现代性要素具有多样性、变动性特征,又主张社会核心价值的引领性特征;既承认现代性实现路径的多样性,又主张传统基因预设的方式规定性;既认为现代性作为一项未竟事业的开放性与创新性,又强调现代性生成发展的条件性与阶段性。总体来看,复合现代性以经济社会变迁的复杂性为认识论基础,否定西方现代性的唯一必然性,认为现代性会在特定场景和土壤中生长出差异性,现代性的实现路径与实现顺序具有多维性、多动性、多层级性甚或交叉重复性面相,从而现代性的构建不应受制于向外模仿的形式追赶,而更应深耕于向内挖掘的自觉转化。

  (三)新时代中国现代化范式:复合现代性

  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现代化建设走向了自主之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开启了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从理论依据看,新时代中国现代化范式属于复合现代性范畴,具体体现为:

  1.“时空压缩”性与任务多重性相叠加

  总体来看,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发展处于综合累积的“时空压缩”场境,由此必然导致任务目标的多重性与叠合性。西方内源性的现代化发展是依循时间维度分次展开的阶梯式演进过程,从工业革命到服务业革命,从“守夜人”政府到福利政府,从自由市场经济到混合市场经济,呈现历时演进的渐序性。与之截然不同,在当前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格局下,新时代中国现代化既面临着限制政府权力、充分释放市场配置资源活力的任务,又面临授予政府权力、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任务;既面临保障财产权、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竞争营商环境的形式公平任务,又面临着限制资本权、为弱势市场主体提供有效保障的实质公平任务。西方国家历经百年渐进完成的阶段性任务,在新时代的中国压缩到一个“时空”同步进行,历时性变成了共时性,各项任务呈现叠合甚或具有冲突性张力的鲜明特征。

  2.国家自主性与人民主体性相契合

  1949年以来,中国现代化面临着相互交织的“两大难题”:一是规模治理难题,即历经战争磨难、百废待兴的自立中国,如何实现对超大规模人口的有效治理;二是工业现代化难题,即落后的社会生产力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如何快速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为此,在国家自主框架下,我国初期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初步抑制了规模治理难题,并实现了国家的初级工业化。改革开放以来,又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实现了经济总量规模的急剧扩张和超高速增长,国家多元治理的格局初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供给体系难以适应已经提质升级的需求体系,社会基本结构亟待由偏重经济范畴的市场适应型转向全域统筹的国家治理匹配型,从而建立起以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及以高效能治理为特征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坚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自主性战略,并适时回应了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主体性诉求,体现出国家自主性与人民主体性的契合特征。

  3.后发追赶性与前瞻反思性相同步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来看,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典型的外部诱致型和后进赶超型。中国现代化的“时空压缩”特征,使其同时面临追赶与反思的双重任务。为弥补“迟到的现代化”的缺憾,中国面临着对先行现代化国家的全面赶超任务,以最大化正向收益;为实现自主自立的现代化,中国面临着反省自身传统利弊与反思西方现代化得失的任务,以拆解掣肘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利因素,避免先行现代化国家的风险代价,使改革成本最小化。与改革开放初期目标明确、样式单一的追赶路径不同,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处于更高水准的发展阶段和更高位次的国际竞争能级,赶超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开放性与多样性,而且反思性赶超有助于避免生态污染、环境破坏、虚无主义、民粹主义、消费主义、精神匮乏等一系列现代性负面效应,有助于将中国现代化推向高质量、低成本、强获得感的发展通道。

  4.要素综合性与结构复合性相交融

  新时代中国现代化应坚持目标导向、需求导向、问题导向与效果导向,这有助于广泛汇聚一切有利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代性资源,实现传统要素与现代要素相融合、物质要素与精神要素并重、过程要素与结果要素相协调。通过汲取传统基因和文化精神中的合理成分,融合新时代中国情景的独特规定性,将传统要素进行现代性升级改造,形成传统与现代交融互动的通约格局;通过将自由、理性、民主、科学、权利等舶来要素,与集体正义、民族精神、核心价值、文化认同、道义力量等中国现代性的构成要素相交映,形成自由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