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责任 尽可能诚实地理解我们的时代

2017-05-04 09:49 来源:新京报 作者:王前

 

  记得在八十年代文化热时期,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法国思想家当数萨特。萨特不仅写哲学书,也写剧本、小说,才气纵横远在一般哲学家之上,而且还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其形象满足了很多中国读书人对西方大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想象,于是引得大量读书人读他的著作。而在萨特大行其道的时候,他在巴黎高师的老同学,被称为“最后的自由主义者”(阿兰·布鲁姆语)的雷蒙·阿隆却不怎么知名。当然也有慧眼独具的出版社那时就出过他的代表作《社会学主要思潮》,但似乎没有什么影响。法国当时就有人讲,如果阿隆离他的时代远一点,他本来是可以成为我们时代的孟德斯鸠的。

  我在九十年代初最先读到的是《雷蒙·阿隆回忆录》,没有几天就读完了,大呼过瘾。那种痛快的感觉跟后来读阿隆的朋友以赛亚·伯林在欧美大力推荐的《往事与随想》很像。赫尔岑的自传比阿隆的更厚,文笔也更好,读起来也是难以释卷。如果说赫尔岑的自传是一位十九世纪著名思想家对动荡时代的观察与反思的话,那么阿隆的自传就是二十世纪一位重量级思想家对极端年代的锐利观察与诊断,也可以说是他留给未来世代的遗言。后来国内阿隆著作的翻译渐渐增多,他的自传又出了新版本,目前主要著作差不多都翻译成了中文,如《知识分子的鸦片》等。尤其冷战结束以后,阿隆的很多判断被证明颇具先见之明,用当代著名史学家托尼·朱特的话来说,阿隆严守理性,与各种狂热、激情对峙了几十年。

  最近“轻与重”丛书收入了阿隆的《历史意识的维度》,让我有机会再次阅读阿隆。这位二十世纪的见证人对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和启示吗?

  历史意识

  人类是其生活时代的行动者

  阿隆年轻时就立志要成为哲学家,他探讨历史当然跟普通的历史学家不一样,总是离不开哲学的思路,《历史意识的维度》就属于历史哲学类的著作,但是读起来一点也没有干巴巴的感觉。我们知道阿隆的博士论文以《历史哲学引论》之名出版,而相隔三十年后的《历史意识的维度》可以看做他的历史哲学的发展。标题里的“历史意识”是关键词之一,可以看到他早年留学德国热心学习现象学的印迹。阿隆在这里讲的历史意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对每个集体而言“人性、文明、民族、过去和未来、建筑和城市经历的变迁所具有的意义。”如法文版序言所言,阿隆是要通过这个观念,说明人类不论其境遇和心境如何,首先是其所生活的时代的行动者。阿隆的一生中绕不开这个事件:具有那么高度教养的德国人怎么会选出希特勒那样的人当元首,并走上法西斯的道路。阿隆作为真正的启蒙之子,他要用理性的力量来对抗历史决定论。

  比如他在书的第一部分讨论历史的哲学和历史意义等。阿隆当然不是在给我们像老学究上课一样滔滔不绝地阐述一套历史学纲要,他通过对修昔底德这位他心目中的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是如何叙述和评价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解读,想反驳两种解释:一种是历史决定论,另一种是神定论(providentialiste)。在具体反驳的过程中他的论敌有汤因比、斯宾格勒等西方著名思想家,与他同时代的杰出思想家梅洛·庞蒂也被他点名。阿隆的主张非常清晰:“声称自己预先就知道了终极的意义和救赎的途径,是用知识和行动上冰冷的进步替代历史神话。”“如果人类停止了探寻,如果人类自以为已经道出了最终的结论,人类也就丧失了自己的人性。”阿隆绝不是虚无主义者,他并非不承认历史的意义,而是主张一种历史多元论。他之所以利用修昔底德作为一个伟大范例,就是为了给分析“历史意义”(sens de l'histoire)找一块敲门砖。

  民族与帝国 战后欧洲霸权的丧失

  本书的第一、第二部分主要是反驳历史决定论,是历史哲学的精彩对决。被选入最新的阿隆文选里的第三部分也充满洞见,比如谈“民族与帝国”这个在我们的时代依旧没有过时的话题,以及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大战中帝国和欧洲体系的毁灭等。在这种大变局中,他说一旦亚洲人掌握了曾给予欧洲人财富和权势的生产和战斗工具,欧洲各国的优势便会丧失。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历史证明了阿隆对世界史的这一观察。在谈到亚洲体系建立时,这位到日本访问过的法国思想家对日本近代以来的变革做的描述非常精准。他说日本的工业化与德国非常相似,但是资产阶级的理念和自由主义制度并没有同时生长。日本把西方的技术文明插入到了原有的等级社会的秩序当中,可依旧保留了自上而下的权力机构,武士阶层的领导阶层控制着国家。明治维新时期建立的这种政治结构毋庸讳言也是为日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埋下了伏笔。在谈到日本在二战时同时挑战中国和西方的不可思议的战略时,阿隆说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冒险,因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忘记了“民主国家虽然行动迟缓,但在取得完全胜利之前,是不会停手的”。

  阿隆在这里强调了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大国都过分迷信机器的力量,却忽视了隐藏在权势与福祉背后的东西。半个多世纪前的这个判断,我们现在再看,是否还是有针对性呢?阿隆写过另外一本很有名的书,叫Plaidoyer pour L'Europe décadente(《为颓废的欧洲辩护》),以十足的底气与自信为西欧的理念辩护,那是基于他对西方文明终生不变的坚定信念。尽管他知道经过两次大战,欧洲已经失去了在世界上的主导权,但是作为一个欧洲文明的代言人,精通西方主要国家文化的大知识人,他对西方文明还是深具信心,所以他才能说一些东亚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忽略了西方文明的真精神。

  哲人责任

  擦亮一代知识分子的眼睛

  《历史意识的维度》中阿隆多次提到修昔底德,在讲历史的证据、推论及对象等的第二部分中,还用了一整章来讨论修昔底德的历史叙述,可见他对这位伟大的史学家的推崇。除了因为很多人觉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跟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有类似外,阿隆也是为了回答一个问题:“一种修昔底德风格的历史在二十世纪依然是可以接受、可以理解的吗?”在他这位一生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亲眼目睹欧洲失去昔日的霸权地位并被两个强权主导命运的思想家看来,修昔底德在当代仍旧具有意义,因为当年的欧洲“尚未准备好超脱地看待当代的既成事实,也尚未准备好将战斗者们的痛苦和功勋遗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隆想自觉地肩负起反省二十世纪这个动荡世纪的使命:“我们想要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还更想知道发生了什么”。

  年轻时就立志做哲人的阿隆,用“哲人的社会责任”作为最后一章的标题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在阿隆看来,哲人首先应该对哲学负责,他越好地为哲学与真理服务,也就能越好地为城邦服务。“哲人是与自己、与他人对话的人。他这样做为的就是克服这种摇摆不定的状态。这就是他的本分,这就是他对于城邦的责任”:这样说的阿隆令人想起苏格拉底。

  阿隆去世六年后,历史证明了他的判断的正确。当然,晚年他就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尤其是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问世后,越来越多的人最终明白阿隆比萨特更为靠谱,准确地诊断了时代的病根。若要知道他为何能做到,我们还是读他的书吧,尤其是这本《历史意识的维度》,还有很多睿智和洞见等着我们去发现。

  至于他最终成了二十世纪的修昔底德与否,还是留给读者各自判断吧。最重要的是他作为哲人,阿隆高度圆满地完成了他一生的使命。在被朱特称为“黄金一代”(golden generation)的一代法国大知识人里,他对历史的洞见至今闪耀光芒。本书新版问世后,法国有评论说,“(书里的)反思几乎完全没有失去其现实意义”。

  □王前(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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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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