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哲:儒学大家“翻译中国”

2017-05-16 09:36 来源:大众日报 作者:于岸青

 

  3月9日,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安乐哲在曲阜孔子研究院主持召开了一场学术会议——“翻译中国”项目的第二场会议。

  而两个月前召开的首次会议标志着安乐哲“国内当代儒学及中国哲学杰出代表著作”翻译计划项目即“翻译中国”项目正式启动。这也意味着安乐哲受骋为“儒学大家”后,他的工作全面展开。

  “儒学大家”是山东省儒学领域最高的学术称号,安乐哲作为海外中西比较哲学的领军人物被聘为首位山东省儒学大家,岗位就设在孔子研究院。

  会议间隙,安乐哲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安乐哲的中文很好,但依然有着浓重的“歪果仁”腔,采访中不断引用《论语》、《孟子》等原文,也大量夹杂着英语来表达更准确的意思。好在同时在座的还有安乐哲的助手北京外国语大学田辰山教授,他给我们之间的沟通帮了大忙。

  始终骑着一匹马走路

  1966年,在香港内森路上的一个小旅馆里,作为交换生初次来到香港的加拿大人安乐哲抱着成为一个诗人的心愿,对未来充满期待。进入新亚书院(后并入香港中文大学)后,室友给了他一本《四书》,18岁的他第一次听说孔子,他一下子就被迷住了。这是安乐哲决定毕生研究中国哲学的开始。

  初入学门他便碰到了新儒家学派的开山人物唐君毅、牟宗三等老师。唐君毅认为,中国过程性宇宙观的一个普遍特征是“一多不分观”,老师们的学问深深影响了安乐哲。之后,他又跟着哲学家劳思光,以传统方式精读《孟子》,这种学习方式使他日后成为能直接阅读中国古典原籍的海外学者。

  期间,香港发生了排外暴动,安乐哲等几个外国学生得到了同学家长的庇护,这让安乐哲从生活迥异的人们身上体会到——中国人对人的彼此关爱所建立的人情关系是中国智慧的生命力。

  求学之路长达13年,安乐哲横穿东西方,走遍三大洲,这是他选定中国哲学之前没想到的,但温和的安乐哲坚定地走了下来。安乐哲说:“如果你一直往前走,你最终就会很自然地到达某个地方。我的秘密就是,坚持做一件事情,不要不停地换马。我是始终骑着一匹马走路的。”

  通过孔子而思

  那时多数西方大学不设中国哲学专业,为了心中的目标,安乐哲只能“曲线救国”,辗转中国台湾、日本、英国等各知名大学,终于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得意于博士学位是“跟着哲学家拿的”。经英国导师介绍,他来到设有中国哲学专业的夏威夷大学。

  在夏威夷大学,安乐哲教书育人,深耕中西比较哲学,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引起广泛关注的学术著作,翻译了《道德经》、《论语》、《中庸》、《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淮南子》等中国哲学经典。他的《通过孔子而思》、《期待中国:探求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叙述》等著作,被认为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思想几百年的误会,清除了西方学界“中国没有哲学”的成见,开辟了中西哲学和文化深层对话的新路。

  2014年,安乐哲在夏威夷大学发起成立了世界儒学文化研究联合会,致力于儒学国际化,将儒学的价值向全球推广;同时,从比较哲学角度出发,促进儒学与西方学术的交流,增益彼此的沟通与了解,这是安乐哲始终努力的方向。这年9月,在第五届国际儒联大会上,安乐哲当选为国际儒联副会长,这是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儒学学术机构担任的最高职务。

  “翻译中国”

  据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刘续兵介绍,五年为期的“翻译中国”项目不仅有中译英,也有英译中。安乐哲率他的团队邀请了一批对中西文化均有深入了解的学术精英来参与这项工作,主要任务是将中国代表性哲学家(包括孔子文化奖获得者)的主要成果翻译成英文,在西方国家发布,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真实、准确地展现给世界;同时把安乐哲、罗思文等的比较哲学与儒学著作译成中文,让更多的人了解安乐哲的学术理念,了解西方哲学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二者互为补充,意在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尤其是现在正处于崛起中的中国,让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为不断变化的世界文化秩序提供一份独特而宝贵的资源。

  “翻译中国”项目只是儒学大家项目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工作也即将陆续展开。

  学比较哲学的要到中国找工作

  记者:您从夏威夷大学退休后来到中国,既要为博古睿工作,又要承担“儒学大家”的工作,时间上如何分配?

  安乐哲:这次我来到中国不是两个工作,是三个,还有北京大学的工作。我即将从夏威夷大学退休时,博古睿研究院(位于美国洛杉矶的独立无党派智囊库)看重我的学术资源,希望我为他们来到中国工作,于是,我跟他们签了一个两年的合同。这时北大也说希望跟我签一个五年的工作合同。我说,很好,可是我已经跟博古睿签了,你们要等两年。北大说,没关系,你在第三年就转到北大吧。

  这三个工作在内容上是有交叉的,又相互促进。因此,时间不是问题。

  记者:您退休之后,还有这么多的研究性工作需要您,您怎么看这个现象,是儒学的复兴吗?

  安乐哲:退休了还同时兼三份工作,这算什么退休?(笑)我在夏威夷很舒服,气候很好,有很好的薪水,有漂亮的房子,学生们很聪明。可是,我觉得,博古睿的思路是对的,博古睿这个人不光有钱,还有远见,他要用他的钱来使不同的文化之间达成对话。世界变化很快,科学对世界影响很大,比如人工智慧。哲学的研究也不能落后,人文对世界的影响也很大。

  在获得孔子文化奖时我讲过这样的话:“到了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则已经可以粗略预见,在未来一二十年内,这个世界将出现一种新的文化秩序,其中儒学的地位将上升到前一代人所无法想象的高度。更具体一点说,我们的时代正在经历一个文化巨变,孔子和儒学将成为世界性哲学,并在世界哲学之林中占据重要地位。”

  孔子的教义都是来自人们实际生活的直接记录,而不是形而上的预设或超自然的臆想。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是一种实用的本能行为哲学。儒学通过不断强调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部分——比如敬畏家庭、谦恭待人、珍视友谊、羞耻之心、重视教育等等,使其几千年来一直在中国人的生活里保持了持续的影响力。这对当下的世界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1978年,我开始在夏威夷大学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学中国哲学的,包括我的学生们要找一个合适的工作非常难。现在,我给学生们写推荐书,有十几个非西方哲学的岗位需要人,这是相当大的改变。像我这样的搞比较哲学的,一定要到中国找工作。

  儒学的“关系性”

  记者:您认为,当下儒学传统对世界最主要的贡献是什么?

  安乐哲:我提出了一个概念——“儒学角色伦理学”,即一个人如何在自己扮演的各种角色和所处的形形色色关系中最大程度上实现自我价值。而儒学角色伦理学与西方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提出的,是一套截然不同的关于人的理论。

  人是什么?毕达哥拉斯时代的回答是:人是一种生命力恒久的、先天决定的、自给自足的灵魂。柏拉图的名言“了解你自己”,其实就是说,了解你的灵魂。

  而儒家提出的问题则是如何成为完满的人。儒学家们在“四书”里提出了这个永恒之问:一个人只有悉心对待那些与生俱来以及界定自己人生坐标的家庭、社会和宇宙关系,才能成为人。如《论语》所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克己复礼为仁”。

  我认为儒家传统的贡献将会是它的“关系性”的理念,以“关系性”为本源的认识。即如果你的邻居做得更好,也是你做得更好。这个观念非常简单,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个互相依赖的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作为一名中国哲学学人,多年来我有机会在许多学术机构环境学习、教学。这些地方在体现儒家哲学价值观上,地位都很独特、优越。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是很幸运的,我享受与很多朋友的友谊,从中备受启发,逐渐懂得了当与他人达到合一状态情景之时的意义。这些美好的、具有转变生命意义的齐心协力,比起从任何书本学到的东西都实在,都是实景课堂,教导我如何理解与找到恰当语言,去表达处于当然关系的“人”,这才是儒家角色伦理的实在情景与真正内涵。

  记者:您与许多中国朋友都结下了深厚友谊。您怎样看待“关系”与“情感”?

  安乐哲:感情的情是一个非常妙的字。郭店楚简出土后,我们看子思都说了什么?有五个重要的方面:天、命、信、心、情。最后这个情,是感情的情。考古挖到这个材料之后,我们搞中国哲学都要回到感情。“情”以前我们不重视。在中国字里,情有两个意思,一方面是事情、情况,一方面是感情。而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都存在于一定的语义环境之中,这两个方面是有关系的。

  田辰山:关系和情是分不开的,情产生于关系,没有关系就没有情;情是状态,这个状态充满着这关系。子思说的那五个方面都是处在关系之中。

  安乐哲:我们可以性情来作为代表性。性情可从内在外在两个方面来理解。性,可从知行合一的思想方法来理解——知者,行之始也;行者,知之成也。体用是分不开的,你的思维方式和你的感情是分不开的,而且可以彼此改变。

  田辰山:可以简单地说,在哲学上李泽厚等人突出了情感,安老师突出了关系。

  记者:这个“关系”既是哲学上的,也是生活中的?

  安乐哲:从《中庸》可见,“礼”是从家庭发生的。礼,告诉人在社会当中合适的位置,比如父亲与女儿或祖母与孙子坐在一起时,怎样的座位才是合乎礼的。礼是告诉人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的办法。礼是互相性的,不是个体性的,要关注人在社会生活当中的相互关系。礼追求的不是绝对性,而西方哲学与现实生活连接的不够紧密,礼代表的中国哲学来自于生活经验,是活着的哲学。

  拿我自己作例子,从“关系”中认识我自己的方法是——我是邦妮的丈夫、田(辰山)的教授、奥斯顿的父亲、盖尔的邻居,我是我生存世界里的不同关系中的不同角色。如果我把这些关系角色都做好,那我作为一个人就是有个性的了,我会变得独特了。

  个人与家庭的关系恰恰也是:一个人要把自己整个地给予家庭,而家庭则给予这个人所需的条件使之完成自己。所以,谈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定离不开家庭。

  西方传统与此不同。柏拉图断定家庭关系一定会导致偏袒,亚里士多德说家庭不好,认为家庭是不平等的。可以说,西方传统哲学家都不关注家庭的重要性。现在,与美国民主主义构成最大冲突的正是个人主义,是自私,是普遍的利己主义,是非社会性和非家庭性。现在西方的家庭普遍不稳定。以我的家族来说,我有六个兄妹,只有我的家庭是稳定的。

  用“一多不分”讲中国故事

  记者:您开展“翻译中国”项目,主要的考虑是什么?

  田辰山:安老师认为,向世界讲述中国,存在着话语问题。不对头的话语,会造成理解中国的障碍。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特点,可以用一句话说,就是“一多不分”,也即“一个世界”“天人合一”。西方自古希腊哲学传统的特点是人的世界要服从神的世界,是天人为二,也叫做“一多二元”。要是对此没有了解,只是简单站在自己文化特质一边去解读对方,就构成文化理解的障碍。

  这次“翻译中国”项目,首先要全面了解与掌握安老师的哲学方法,然后要解决认识问题,建立起一个对的“知识框架”,在这个“知识框架”指导下进行翻译,把真真正正的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才会达到一个双赢。

  记者:什么才是负责任的比较文化?

  安乐哲:将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面临着两个障碍:一是西方存在着宗教的概念,所以在面对中国传统概念时,这种宗教思维经常会悄无声息地冒出来,从而导致误解;二是在现代主义的裹挟下,很多西方概念被引入中国,例如无论是“内在超越”还是“内向超越”,这些都是现代概念,都来自于西方。

  其实,比较文化中阐释语境才是最大的问题。当我们看到一个词汇时,一定不能望文生义,而是要回到中国传统的阐释语境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理解其含义。经过一种彼此文化的映照,对中西哲学都是一个扩大自身的机会,甚至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传统。我的方法论是先了解各自的阐释语境,再通过两个语义环境进行比较,而不是用一个思想传统向另一个传统附会去作分析。

  田辰山: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应当以认清中国文化独特优势,了解西方文化及接受心理为基础,这是让世界了解中国必要的话语准备。

  记者:您直接从古汉语翻译了那么多的中国古代经典,还对《论语》作了特别的阐释。这个过程中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安乐哲:中国哲学是智慧,康德哲学是非常抽象的思考,跟做人没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康德和孔子都是思想家,而孔子的思想离不开日常生活。

  在翻译和文化比较中,一方面需要利用西方的经验,另一方面需要还原出一个语境,即中国哲学叙事说理时的情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经典《易经》所提供的自然宇宙观词汇对我们进行中国哲学诠释具有基础意义。在这个诠释语境中,中国哲学文化能够以自己的词汇讲述它自己,从而颠覆以往很多西方人的翻译。它告诉我们:儒学是“准无神论”的;儒家所说的“天帝”,不是西方人头脑中的“天主”或“上帝”;儒学的“伦理道德”,不具有西方基督教的神性;儒学中的“人”是关系性的,而不是个体性的;中国社会是社群社会,西方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没有位置;西方哲学追求“绝对真”,中国哲学探求的是“道”;现代中国成功避免了全盘西化的最糟糕结果,而继承了儒学中“生生”、“仁民”等众多合理要素;等等。只有认识到这些问题,才可能做到负责任的比较文化。

  把儒学带到外国去

  记者:从您的求学经历看,您的老师都是学术大家,包括唐君毅、牟宗三,还有李约瑟等。他们对您产生的影响是怎样的?

  安乐哲:18岁时我感觉中国简直是另一个世界。慢慢地,我跟中国同学们的接触越来越多,我的好奇心就越来越让我更想多了解他们的价值观有多么不同。 

  我不敢说跟他们(唐君毅、牟宗三)受过教育,我跟他们认识。认识之后,我知道他们是伟大的学者,所以我仔细看他们的著作。他们那时还穿着长衫。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和钱穆,他们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骄傲,中文大学很了不起,四位重要的新儒学家和中文大学有密切的关系。

  我也有机会上香港中文大学劳思光老师的课。劳思光是个非常特别的人物,他的祖父是个总督,所以他是中国传统家族的儿子,小孩子的时候受的是中国传统教育,念北大后开始转到台湾,在台湾读的学士学位。但那时候,不是读完学士之后再读硕士博士,而是本科毕业就要开始教书。劳思光是那种哲学家——在他的范围里,没有中国哲学和西洋哲学的区分。如果作了区分,那就是对他的限制。

  我跟劳思光念过一年中国哲学。开始我不知道,但是在那以后,我就知道,他是个榜样。我们一边谈哲学,一边都抽着烟。他一方面长得漂亮,很喜欢笑;一方面很负责很严肃。我是个外国人,但写的东西要按照他的标准,我只好很努力地学习。

  我告诉您我的经历,是想说这种经历给我这个年轻人烙下了深刻印象。认识中国文化,就是从认识中国人开始的,就是从日常生活经历开始的。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这个活着的、教化的传统,那只能说,他仍没有进入中国文化这个“门”。

  我认识李约瑟老师的时候,他已经过了90岁。1986年,我在剑桥做博士后的时候,他来听我的演讲。吃饭之前,他喝了一杯葡萄酒,所以演讲过程中,他一直在沉睡。到了我讲最后一句的时候,掌声把他惊醒。所以,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说,他听过我的演讲。(笑)

  记者:您做“儒学大家”,最主要的目标是什么?

  安乐哲:现在在中国一提起儒学,有不少年轻人觉得是保守的,是历史的包袱。有一种矛盾现象存在,就是作为中国人虽然天天受儒学的影响,但更喜欢听西方的文化。

  有的学者希望纯粹性地保留儒学,有的学者希望儒学像宗教一样被对待,我的目标则是跟中国人合作,也跟西方人合作,在这个转折的时候,把儒学作为全球文化改革的资源,建立文化新秩序。

  我快70岁了,留在夏威夷很好,可在中国我觉得很精彩,一个老外,受中国文化的深厚影响。山东政府给我孔子文化奖,我还有些担心,是不是跟政府靠得太近了。牟宗鉴告诉我,孔子文化奖评选项很严格,有15个评委,你应该接受这个奖。我现在的三个工作可以说“三家为一”,不冲突,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方向和目标。

  安乐哲最后说,我的责任和中国的学者不一样,儒学是全世界的资源,我的责任是要把儒学介绍到西方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儒学,扩大儒学的影响范围。“就像贝多芬,他的音乐不只德国人喜欢,全世界的人都喜欢听。所以,我要把儒学从唐人街带到外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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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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