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国忠:我们的立足点在哪里?

2017-05-16 10:34 来源:《艺术百家》 作者:阎国忠

  Where Is Our Foothold?:Also on Chinese Problem in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作者简介:阎国忠,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5 阎国忠(1935- ),男,汉族,河北昌黎人,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先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合作导师,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秘书,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西方美学史,中国当代美学,美学基本原理。

  内容提要:我们的立足点在今天的中国,在今天中国的美学问题。但今天的中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也不是隔绝于传统之中的,西方的美学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传统美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制约着我们,甚至可以说就融入在我们的血液中。所以我们必须批判地选择和吸收,这是一个前提。作为美学学者,要想有自己的立足点和话语权,就必须学习和掌握所有重要的美学成果,知道美学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有哪些问题已经取得了共识,今天摆在人们面前的还有哪些问题,并与中国自身的问题衔接起来,以便找到适合自己的切入点,并且美学学者要为自己民族及其文化发声,为植根于这种文化并具有世界意义的美学理念发声。

  关键词:当代美学/中国问题/立足点/中国传统文化/话语权/发声/contemporary aesthetics/Chinese problem/foothold/right of speech/speak out

  原发信息:《艺术百家》第20165期

  一、美学应该有自己的立足点 

  在我们国家已经可以向世界说些什么的今天,美学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常说的话语权问题。决定话语权的不是你的嗓门多大,声音多高,而是你的话语有无内容,是否值得人们去倾听。七嘴八舌,语无伦次只能引起人们的厌烦。要获得话语权,前提就要有自己的立足点。作为中国的学者,要站在中国的角度;作为今天的中国学者,要站在今天中国的角度;同时,作为美学学者,要有美学方面的积累,有可以接着前人讲的美学问题。古往今来的美学,凡是能够成为一家并产生世界性影响的,无不有自己独特的立足点。虽然他们讨论的都是美或艺术问题,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他们所置身其中的时代、民族、地域等文化元素,可以看到他们以怎样独特的话语回应了美学发展中的问题。他们是为自己民族及其文化发声,为植根于这种文化并具有世界意义的美学理念发声,只是因为这个原因,世界方愿意去关注,去倾听。

   二、美学的发展要靠对话 

  就美学来讲,不是任何发生在中国的,都是中国问题,只有奠立在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之上,体现着中国审美活动特性和历史趋向的问题,才是中国问题;不是任何发生在今天中国的问题,都是今天中国的问题,只有能够透出今天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历史性变革,并彰显着今天中国的审美理想和精神的,才是今天中国的问题。美学与所有的人文科学一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经济以及作为它的集中表现的政治是它的根基。美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探讨美学怎样随着经济、政治的发展而发展,揭示审美活动的社会和心理本源;就是探讨美学以怎样的形式参与经济、政治的变革,彰显审美活动的认知和教育功能。

  但不是有了中国的问题或今天中国的问题,就算有了自己的立足点,就可以拥有话语权了。因为美学是一门科学,它有为世界所公认的一套概念和范畴,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和历史,有需要不断深入研究和讨论的问题。所以,要想有自己的立足点和话语权,就必须学习和掌握所有重要的美学成果,知道美学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有哪些问题已经取得了共识,今天摆在人们面前的还有哪些问题,并与中国自身的问题衔接起来,以便找到适合自己的契入点。

  所有的美学都是对话,以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与其他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对话。所谓世界美学就是一种相互对话,从而获取真理的机制。美学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因为民族是生活在世界的民族,世界是由民族构成的世界。 

  三、我们曾走过的路 

  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从西方引进来的。从王国维、梁启超到宗白华、朱光潜依靠对中国传统诗学、画论的深厚功底以及对西方文化与美学的把握,在一定意义上具有了自己的立足点和话语权,但是就总体上说,当时中国美学尚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中国传统美学尚没有经过系统的整理,西方美学,特别是当时已经介绍到中国来的康德、席勒、黑格尔、叔本华、克罗齐的美学尚没有经过系统的批判,中国当代的审美活动中的问题尚没有经过系统的反思。形诸文字的,除了《红楼梦评论》《文艺心理学》等有数的几部著作外,大部分是短论式、随笔式、札记式的,有立论,有结论,但缺少周密的论证。即便是启蒙主义教育这样一个看似较为集中的话题,也没能够真正深入下去,相关的思想资源、理论内涵、价值取向、文化背景等都没有给予系统的讨论和梳理。

  20世纪60年代,围绕对朱光潜先生的批判,将重心转入美学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这是全国范围的一次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论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以康德、克罗齐为代表的西方唯心主义美学的一次清理。朱光潜通过对自己学术历程的反思确认了这次清理的必要性。蔡仪、李泽厚则通过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将讨论引向历史唯物主义方向,于是中国美学开始走出茫茫的思想旷野,以不同于西方的角度和语言营造自己的立足点,并进入全面思考和探究美学基本问题的时代。 

  四、来自西方的困扰 

  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西方后现代美学思潮的涌入,这一进程受到了干扰。

  对于西方美学,我们一直抱着谦逊好学的态度。出于启蒙主义的需要,我们曾经对尼采、弗洛伊德、萨特、海德格尔等怀有浓厚的兴趣。他们确实也大大开阔了我们的思路。但是,随之涌来的所谓后现代主义思潮,包括后结构主义、新实用主义等,却打乱了我们的阵脚。

  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西方已经进入晚期资本主义,而我们还处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中。由资本所带来的人格的分裂、社会的对立、道德的沦落、信仰的缺失开始困扰着我们。我们需要一种共通的理念,一种和谐的秩序,一种协调的步伐。而西方经过两百年的经营已经走向了反面,以历史性、目的性、整体性为其意念的“现代性”遭到了厌弃。自由、平等、博爱失去了曾有过的光环,蜕变成了纯粹的形式。所以他们需要一种彻底的反叛精神,需要“隔断联系,保存断片”,需要不确定性、非中心性、非整体性,需要解构理性、“躲避崇高”、“零度叙事”。所谓“后形而上学”、“后理论”、“后审美”,“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消亡论”作为理论,充分体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但无疑失去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哲学的那种创造力和深度。

  后现代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更重要的是它的滋生和蔓延本身对我们所具有的启示,甚或警示的作用。它让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在哲学和精神文化方面所走过的道路——一种从理性到非理性(工具理性),从人性到物性(异化),从艺术到反艺术(无作者、无人称,无主题、无情节、无节奏、无旋律)的历史过程,一种审美乌托邦的构建与毁灭,以及对我们来说,一种从理论到实践进行历史地清理和重建的可能性与必然性。 

  五、源自传统的疑惑 

  也许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的复兴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但另一种相反的倾向又迅速滋生并繁衍开来,迫使我们不得不给以必要的回应。

  我们可以听到这样一些议论:中华民族何以有这么大的凝聚力,以致经历了五千年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而始终维系了自身的统一?答案是我们有以儒道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何以有这么大的生命力,以致成为世界五大文明中唯一绵延至今的文明?答案仍然是我们有以儒道为代表的文化传统。近年来,甚至还有这样的议论:只有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的儒道文化相连接,从其中寻求“治国良方”,才能“认清社会”,“找回自己”,才能消除政治、经济、道德种种弊病,最终实现“天下为公”的伟大理想。

  于是,儒家和道家的学说被推崇为中华文化的精魂,是万世不易的真理。

  的确,在“仁、礼”、“中、和”、“内圣外王”、“经世致用”、“厚德载物”、“天人合一”等的表述里积淀着古代哲人的伟大智慧,是我们民族赖以生息发展的宝贵的思想资源。但是表述的意义与其说是指表述本身,不如说是指对表述的不断地被理解和阐释。按照现代解释学的观点,任何表述,也就是概念,都处于不断地被解释中,没有一成不变的概念,而解释不仅是理解的事,也是直觉、体验、经验的事,是一个对话的过程。所以决定的东西不是概念本身,而是概念适合时代需要的程度。不同的时代总会赋予概念以不同的内涵和意义。在概念史的背后总是政治、经济、道德、宗教等交织在一起的思想史。如果这样说是有道理的,那么儒道作为我们民族的精魂就体现在不断地被阐释中,作为真理就体现在不断地被解蔽和彰显的过程中。

  但是,即便这样说也是有局限的,因为历史已为中华文化的精魂注入了新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因素,已将真理纳入更完备、更系统、更深刻的知识谱系中。宋明以后,由于商业与手工业的发达、个性的勃兴,同时由于受佛教的影响,理学与心学取代了原初的儒道学说;民国时期初年,新文化运动中,在“打倒孔家店”的声浪里,迎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催生了“新儒家”和“新道家”;随之,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迅速在中国大地上传播开来。如果在这以后,在万里长征的途中,在抗日战争的烽火里,在抗震救灾的日日夜夜,在正在各地蓬勃兴起的科技创新园区,你问人们:活跃在你心中的是怎样的精魂?照耀你前行的是怎样的真理?他会怎样回答?!

  德国古典哲学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就是来自施莱尔马赫、克尔凯廓尔、费尔巴哈、叔本华、奥伊肯、狄尔泰、柏格森等各路人马对唯理主义的批评,就是对自然、生命、现实、感性、经验、实践的强调。狄尔泰说:“所有精神创造都源于内在生活(目的欲、生命体验、价值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关系。”[1]202任何概念,当它开始形成的时候,饱含着活生生的体验和经验,而一旦被抽象出来纳入逻辑体系中,便成为一种传递某种固定意义的符号,因此由概念组成历史并不是活的历史本身,而是它的备忘录,真正的历史就这样被遮蔽了。如今有的学者试图通过对现存史料的梳理和整合,还原出生活在几千年前的真实的孔子、庄子,这种努力是可贵的,但是可想而知是很难做到的。曾经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抽象继承法”之所以是错的,道理就在这里。 

  六、一个诸元素综合的过程 

  我们的立足点在今天的中国,在今天中国的美学问题。但今天的中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也不是隔绝于传统之中的,西方的美学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传统美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制约着我们,甚至可以说就融入在我们的血液里。所以我们必须批判地选择和吸收,这是一个前提。

  靠什么去批判地选择和吸收?靠我们今天的审美活动的观念和理想。什么是应该吸收的?是那些有益于完善自我、健全社会、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的;什么是必须扬弃的?是那些扭曲自我、败坏社会、荼毒我们健康心灵的。但与一切实用主义不同,我们将所有来自历史的东西都还原给历史,从历史的角度评价它们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我们也将自己放在历史中,从历史角度审视自己的正当性和有限性,最终的尺度不是我们,而是历史地展开的审美活动本身。我们之所以将自己的审美活动的观念和理想当作尺度,是因为坚信我们的审美活动观念和理想是与审美活动的本质和历史趋向相一致的。

  不能低估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我们的影响,恰是这种影响深化了我们对审美活动的本质与规律的信念。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关系的理论,使我们明白了审美活动的形成和发展与一定时代的物质生产分不开;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使我们明白了审美活动作为意识形态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生活分不开;关于人的本质对象化的理论,使我们明白了审美活动本质上是人的自我观照,审美活动的历史是人自我完善的历史;关于自然人化的理论,使我们明白了人在自然中生成,自然在人身上生成,人的自由与自然的解放分不开。所有这些为审视评价当今的审美活动提供了依据,为批判地借鉴西方与传统美学提供了依据,因而也为进一步营造并确立中国的美学的立足点提供了可能。 

  七、“深度启蒙”:今天的中国问题 

  站在中国的角度思考当今中国美学问题,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现代启蒙教育仍然是我们必须要讨论的主题?不过,我们所说的现代启蒙教育既与西方的17至18世纪启蒙运动不同,也与20世纪初在西方影响下形成的启蒙主义教育不同,可以给它一个名称,叫作“深度启蒙”。根据是:第一,现代启蒙教育完全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与中国革命的进程密切相关。启蒙的着眼点不是个体,而是群体,是整个中华民族。启蒙与救亡互为条件,相得益彰。所以现代启蒙不仅是教育界、知识界的事,更是全民的事,本质上是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第二,现代启蒙教育是在马克思主义引导下进行的,启蒙同时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传播和普及。启蒙不仅意味着个性的解放与个体的全面发展,而且意味着建立起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合理的关系,将人的解放与世界的解放、自然的解放结合在一起。第三,现代启蒙教育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大背景,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是社会主义新人的教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现代启蒙教育提供了广阔而生动的平台,同时,现代启蒙教育作为一种生产力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之所以还称其为“启蒙”,只是因为与西方启蒙运动一样,它所面对的,本质上还是由资本的原始积累所带来的人性的堕落和觉醒、人格的分裂和完善的问题。

  显然,启蒙教育不仅是审美教育问题,但主要途径应该是审美教育。其他任何教育,比如政治、道德、宗教、文化教育都只涉及人的精神生活的某一个方面,并且主要诉诸理性和群体,唯有审美教育涉及人的生命整体,既诉诸理性,也诉诸感性;既诉诸群体,也诉诸个体,是真正全面发展的教育。正因为这个原因,审美教育虽然同样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却能够将其融入人的内在欲求和冲动中,成为人净化和完善自我的自觉行为。资本给人带来的创痛是全面的,审美教育是它的伴生物,同时也是它的对立物。

  西方启蒙主义运动中产生了一大批哲人和著述,而且影响至今,与他们相比,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但是,我们也做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和探讨,其中一些可以说已经具有世界性意义,比如半个世纪以来围绕“实践”概念所进行的讨论。这是一个世界性课题,而且持续了数十年,但我们与前苏联、前南斯拉夫、捷克、匈牙利以及英、法等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一开始就是作为中国问题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并且一直与世界的问题——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哲学——相衔接,是各种思潮相互比较、冲撞和渗透的过程。以“自然人化”为立论的基点所形成的美学体系,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实践的本体地位,而且为系统地整理和阐释中国美学遗产提供了一个相对科学的框架,这应该是中国学者的独特的贡献;从实践概念出发,通过批判康德、黑格尔、立普斯、克罗齐、杜威、海德格尔等,探讨建立唯物主义一元论的美学,乃至提出“美是多层累的突创”这样有价值的命题,应该说也是中国学者的创造性成果。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不仅在经济意义上是如此,在精神和文化意义上也是如此。中国需要敞开胸怀,吸纳各种有益的学术成果,也有能力消化吸收这些成果,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应该有这个自信。

  但是,为了形成坚实可靠的立足点,我们还需进一步努力。因为我们还缺少足以支撑它的完整的哲学,还缺少对现实生活的系统的反思和检讨,还缺少能一以贯之、自圆其说的话语系统。美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形成一个敢于面对现实、干预现实、批判现实的学术环境,形成一个善于相互学习、相互切磋、相互促进的学术空气,更重要的是形成一种潜心学术、痴迷学术、献身学术的治学精神。否则,立足点即便有了,脚却可能因患有软骨病而立不起来。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王肖)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