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石磊:作为"复魅"之路的实践哲学

2017-05-17 10: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郭石磊

  “祛魅”是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时使用的一个核心概念,他把社会现代化的过程理解为一个祛魅的过程。后现代哲学家大卫·格里芬从四个方面概括了现代的世界观,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祛魅世界”的表现。

  第一个方面表现在人们对外部强制性力量的崇拜,认为它是一切变化的基础。在神已经消失的现代世界中,人们把对神的崇拜转向了对科学技术的崇拜。世界得以运转的原因被我们理解为基本实体间由于强迫性而相互作用的结果,世界是因为力量的关系而存在。即便对于人类社会的理解,我们也逐渐认同“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法则,并把这种进化论思想引入伦理学,认为追求自我利益也就是在促进整体的利益。这种范式往往导致崇拜权力和不宽容的相伴出现。

  第二个方面表现在科学主义的自然观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这种自然观认为自然是由无生命的物质构成,它不具有内在的价值。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把自然当作完全的客体,以掠夺的方式加以对待。不仅如此,这种观点发展到极端,还把“未开化的人”当作客体加以对待。同时,工具理性的发展与“自然的祛魅”又刺激了人类的欲望,人们把生活的意义理解为占有,把发展理解为物质财富与科技力量的增长。

  第三个方面表现在以还原论的方式看待人性,把人理解为接受性的动物。这种观点认为性动机与经济动机的结合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动因,人们所需要的不过是围绕衣食住行以及性刺激等方面的足够满足。把人性片面地理解为被动性的观点,往往使得掌权人士制定出不现实的政策。这样的社会系统鼓励的是适应性而非创造性;这样的社会是少数人作出决定,多数人只是执行而已。处于这样的社会之中,公民也慢慢把自己的民主参与理解为无足轻重的,他们随即会失去对公共事务的兴趣。

  第四个方面表现在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理解为一种外在的联系,这导致了一种非生态论的存在观。生态论的存在观把关系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联系”。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和环境之间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互介入的。这种非生态论的观点带来了很多消极后果,比如生态环境的污染、离开群体的消极个体的出现、以实现自我利益为根本目的的强权政治等。

  在“祛魅”的理性化过程中,神秘的力量被计算能力所击败,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生活的目标被定义为追求外在的物质财富,曾经是手段的东西变成了目的。环境污染、人类中心主义等问题逐渐凸显。总之,“世界的祛魅”与工具理性的发展给现代人带来了严峻的生存困境。现代西方哲学需要对“世界的祛魅”这一事实作出理论回应。实践哲学的复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它主张回归到实践哲学传统中去发掘解决现代社会危机的理论资源。

  亚里士多德将知识进行分类,按其对象不同划分为理论哲学、实践哲学和创制哲学。理论(思辨)哲学包括神学(形而上学)、物理学、数学,实践哲学包括伦理学、政治学等,创制哲学包括医学、诗学等。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将关于“神圣的知识”归于理论哲学,造成了实践哲学某种程度神圣性的缺失;另一方面又将实践哲学的目的理解为最高善,其主要内容是关于善与实践智慧的研究,这样又保证了公共生活领域的终极或崇高的价值。“世界的祛魅”给人们带来了消极的后果,它在把世界和自然的功利性价值凸显出来的同时,消解了价值系统中的其他价值,尤其是伦理价值、美学价值等。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实践的善包含了各种具体的善,是诸多价值的统一体。这种观点有利于恢复现代生活中的“道德的善”、“艺术的美”,也就是恢复社会生活中的伦理价值与美学价值,以及处理好它们与“科学的真”的统一性问题。

  总之,实践哲学的“复魅”之路就在于沟通理论与实践领域,恢复传统的实践与实践智慧概念,将善的重要性与科学发展联系起来。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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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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