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方位考察朱子学的时代意义

2017-05-18 14:33 来源:福建日报 作者:陈支平

 

  宋代朱子学作为与先秦孔子儒学双峰并峙的中国文化高峰,理应更是福建省传统文化的不二宝库。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建省人民政府把传承、弘扬朱子文化作为我省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非常正确的。然而在新的时期里,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对于朱子学的学术研究,从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吸取朱子学的优秀内涵,从而使得朱子学在新的时代背景里,得到更加切实有效的继承和弘扬,无疑是很值得我们重新思考的。

  朱子学及“理学”的形成,可以说是宋代最为重要的历史特征之一,然而到了近现代,“理学”竟然成为最为人们诟病的文化传统。无论是笃信“理学”的,还是研究“理学”的人们,可以从宋代“理学”的庞大体系中找出许多值得世人敬佩和践行的文化精神因素,甚至奉为治国之本;而近现代许多思想敏锐、富有救国救民抱负的学人们,却往往痛责理学家的“以理杀人”“以礼吃人”。其差异之大,实在令人诧异。

  从学术的层面来思考,时至今日,人们依然容易把宋代“理学”的研究引入两个极端。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近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引进,“理学”的研究被划入“哲学”研究的专业范围,“理学”的形而上思维成了哲学家们思考和探究的核心内容,从理学家们的“文本”到研究者们的哲学结论,似乎成了现当代对于“理学”研究的必经之路。而另一方面,历史学的研究,又往往被断代史的分割而无端阻隔,研究宋代的历史学家们,着眼于宋代的“思想史”特征,而研究明清史的历史学家们,注重于生长、生活于这一时代的“思想家”们。各自欣赏、分别陶醉。

  本世纪初,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撰写了《朱熹的历史世界》。根据夫子自道,他撰写这部著作,就是有鉴于朱子学、理学学术研究的哲学化,使它的形上思维与理学整体分了家,更和儒学大传统脱了钩。因此,撰写此书,就是企图从整体的观点将理学放回到它原有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加以认识。然而遗憾的是,余英时先生从历史学家的视野思考宋代朱熹理学的整体动态的演变过程,还是未能突破断代史的阻隔。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理学家们,固然全力重新建构“政治文化”与自身“内圣”修养的尊严而可贵的“道统”,但是,我们还是不能否认,这种尊严而可贵的“道统”,确确实实给后世带来了诸多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正面的影响,或许为后人所忽视;而那些负面的影响,让现当代许多思想敏锐的学者,产生了对“理学”弃之而后快的激愤心态。那么,从宋代到近现代,这中间即明清时期,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因此之故,从哲学化之外的领域,以及从长时段的演变历史来解读朱子学、“理学”的这一过程,或许是相当有益的事情。

  哲学化的朱子学,实际上是大大限制了人们对于朱子学的全面理解。近现代以来偏重于“哲学”化的对于宋代朱子学分析,往往把朱子学引向“形上思维”的文化精神的层面或意识形态的层面,而忽视了宋代朱子学所倡导设计的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层面。从完整的意义上说,宋代朱子学应该包含道德倡导与社会构建两个部分的内容体系。朱子学在宋代并没有得到较为广泛的实践,特别是经过政府的制度化的实践。经历元、明、清时期,以皇权为核心的政府统治者根据自己的需求,把宋代朱子学中的一部分,进行了制度化的实践与推广。在这制度化的实践推广过程中,宋代朱子学中所拥有的可贵的社会批判精神逐渐消失,而作为皇权政治的附庸文化角色则得到空前的加强。与此相对照的是,宋代“理学”中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关于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的层面,较少受到政府制度化的影响,有些方面甚至还受到政府的指责和压制,反而在明清以来的民间社会,得到了比较良好的实践与传承。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在中国的社会乡村里,看到世代相传下来的由朱子《家礼》中传承而来的社会行为准则和礼仪规范的有益因素,正因为如此,我们岂能对于宋代朱子学所提倡的具有社会和谐意义的家族制度及行为规范等,予以视而不见和全盘的否定!

  从这样的思路出发,我认为,在以哲学为视野考察朱子学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从历史学的、教育学的、文学的、艺术学的、语言学的、科技史学的等等各个方面,来进一步开展对于朱子学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学术研究?而这种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学术研究,是推进新时期朱子学研究的必经路径。

  其次,我们跨越自宋代以迄清代末期的近千年时空界限,就不难看出,福建传统学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基本上是确立于宋代,延续于元、明、清以至于近现代。哲学化的朱子学研究,往往把朱子学的思想史研究,局限在宋代的断代史之内,很少思考朱子学的长时段继承与深远的文化影响力。值得福建区域文化自豪的是,从宋代以来,福建区域所涌现的朱子学、卓吾之学以及近代启蒙之学,其文化思想价值是中国其他区域文化及儒者们所无法比肩与跨越的。换言之,福建区域所出现的朱子学、卓吾之学以及近代启蒙之学,当之无愧是自12世纪来中国文化思想的高峰。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对于朱子学、卓吾之学以及近代启蒙之学的认识与解读,基本上是各不相干、相互隔绝的。这是一种极为短视的学术行为。

  尽管各自的历史际遇有所不同,但是无论是朱子学,还是李贽之学、严复的近代思想启蒙之学,他们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都是无可替代和开创性的。我们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自宋代以迄近代的文化思想演变过程中就不难看出,福建的儒者们,都是在不同时代社会变迁的关键时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文化影响力与历史作用,而这种文化影响力的产生及其永久的生命力,正是源于他们的共同精神核心:勇于批判某些陈旧不合时代进步的传统,力求创新进取。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梳理、总结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及福建儒学文化传统,就不应当人为地把朱子学、卓吾之学及严复等人的近代启蒙之学割裂开来,而把他们当作互不相干的偶发性哲学现象来进行研究分析。这样的研究方式及其成果,只能是片面性的,缺乏高屋建瓴式的整体性的宏观审视,从而大大降低了福建儒学及其文化精神的历史作用与社会作用。

  众所周知,中华传统文化及儒家文化最宝贵的核心精神之一是充满着对于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也许从哲学的层面上看,朱子学、卓吾之学及近代启蒙之学,确实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但是从文化传承及其文化精神核心而言,他们勇于对于不合理传统的批判,对于新思维的探索,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文化精神上的一脉相承,正体现了福建儒学发展史的最耀眼光辉的历史光芒。

  (作者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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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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