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怡:论分析哲学运动中的三大转变

2017-05-23 15:1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江怡

  作者简介:江怡,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分析哲学运动的当代发展,不仅体现为哲学家对共同关注问题的研究进展,以及他们对分析哲学历史和现状的全面关注,也是他们对当代哲学中不同思想传统之间关系的重新审视。分析哲学运动出现了三个转变:一是从语言哲学研究到心灵哲学研究,这是分析哲学研究对象的重要转变;二是从反形而上学到重新重视形而上学研究,这是分析哲学研究态度的重要转变;三是从非历史的研究到对自身历史的研究,这是分析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这三大转变并非时间上的顺序变化,而是逻辑上的关系变化,集中反映了分析哲学的总体面貌,由此体现分析哲学在当代哲学发展中的重要现实作用。分析哲学不仅正在走向更为科学的道路,而且越来越显示出其作为西方传统哲学在当代的延续。

  关键词:哲学的转变/语言哲学/心灵哲学/反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研究

  标题注释:本文为201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分析哲学运动与当代哲学发展研究”(批准号12&ZD118)和2012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分析哲学运动与当代哲学的发展”(项目编号12ZXA002)阶段性成果之一。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第201612期

  哲学的发展总是呈现为一个前赴后继、相互否定的过程。当我们审视当代分析哲学运动中的变化时就会发现,当代分析哲学的变化正是在推翻和否定早期分析哲学家们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现象:分析哲学最初就是作为传统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唯心论)的对立面出现的,而分析哲学的发展却是以自我否定的形式得以延续的。这是一种历史和逻辑的双重演变:历史上的分析哲学作为一种思想风格和研究纲领已经遭到哲学家们的抛弃,对逻辑经验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思想的反叛甚至成为后来分析哲学发展的重要起点;①而某些基本信念如思想与语言、经验与逻辑、世界与概念图式之间关系等等,在饱受争议之后又逐渐成为哲学研究的重要议题。②这种双重演变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分析哲学运动在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混乱的战场,分析哲学家似乎是在否定自己哲学传统的基础上从事哲学研究。更有甚者认为,分析哲学由此走向了自己的末路。③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分析哲学自身的变化,而是由于我们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变化的历史背景和真实内容,没有从这些变化中找到分析哲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规律。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对哲学家思想的考察,深入阐述当代分析哲学发展中出现的这些重要变化,把它们归结为三个重要思想转变,即从语言哲学研究转变为心灵哲学研究、从反形而上学转变为重新重视形而上学研究、从早期的非历史的研究转变为对其自身历史的研究,详细分析这些转变的思想背景和深远影响,并试图由此说明当代分析哲学运动发展的逻辑。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三大转变”的说法并非分析哲学家们的现有观点,也不是对分析哲学发展历史的自然描述,而是笔者对分析哲学近40年发展的思想概括。哲学家喜欢用“转向”一词表明哲学发展中的重大转折。但在笔者看来,若用“转向”来描述分析哲学运动发展中的变化,似乎很容易把这些变化误解为分析哲学运动向其他方向上的转变。事实上,这里所说的三大转变,既不是分析哲学研究方向上的转变,也不是分析哲学研究方法上的转变,而只是分析哲学家们在研究对象、态度和方式上的变化。经过这些转变的分析哲学非但没有终结自己的历史使命,反而把自己的研究范式确立为哲学研究的一般范式,把哲学分析方法确立为西方哲学传统的当代延续。对心身问题的当代解决方案、对形而上学问题的逻辑关注、对分析哲学运动自身历史的重新审视,这些都构成了当代分析哲学,也是当代西方哲学中的重要内容。 

  一、三大转变的背景和思想内容 

  按照时间顺序,分析哲学运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早期形成阶段(也称为逻辑主义阶段),主要以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第二个阶段是日常语言哲学阶段,主要以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学派为代表;第三个阶段是自然主义阶段,主要以蒯因的自然主义认识论、塞拉斯对经验主义的批判、戴维森的变异一元论和达米特的反实在论为代表。按照研究对象和领域,分析哲学运动也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是以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为内容的语言哲学阶段;第二个是以意识和意向性分析为对象的心灵哲学阶段;第三个是以知觉分析和心理分析为特征的认知科学哲学阶段。当然,这些阶段的划分是为了叙述和理解上的便利,事实上,各阶段也有许多相互重合之处。

  然而,无论按照何种方式划分,分析哲学运动近40年的发展的确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变,即从语言哲学研究到心灵哲学研究,这是分析哲学研究对象的重要转变;从反形而上学到重新重视形而上学研究,这是分析哲学研究态度的重要转变;从非历史的研究到对自身历史的研究,这是分析哲学研究方式的重要转变。可以说,正是这三个重大转变,形成了当今分析哲学运动的整体面貌。

  (一)第一个转变:从语言哲学研究到心灵哲学研究

  根据美国哲学家泰勒·伯奇(Tyler Burge)的解释,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语言哲学作为哲学活动的决定性起点的地位已经开始逐渐地并不可逆转地丧失了。人们的兴趣开始转向心灵哲学问题。④我们知道,语言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已经成为分析哲学运动中的主要内容,并占据了整个英美哲学的核心地位,甚至被称作“第一哲学”。伯奇认为,语言哲学获得这种地位主要有四个原因:第一个是弗雷格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工作结果,他们的研究成果毫无质疑地改变了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第二个是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与逻辑分析的密切结合,使得逻辑理论被用于分析日常语言,并得以产生对日常语言的重新理解,这就使得语言分析变成更多人可以运用的哲学技术;第三个是通过对逻辑实证主义基本原则的批判性反思而推进了哲学家们对意义理论的深入讨论,特别是蒯因的工作直接导致了哲学研究新方式的推进;第四个是在指称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重大突破,改变了传统的实指定义方式,转变为涉及更多指称环境和条件等因素的指称理论。

  笔者认为,语言哲学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使得这种哲学达到了一种高峰,即“语义上行”的原则变成了一切哲学讨论的出发点:似乎只有经过严格的逻辑的或语义的分析我们才能被认为是在有意义地讨论哲学问题,或者只有从语言分析出发我们才能进入真正的哲学讨论。可以说,正是在语言哲学的作用下,所有被看作有问题的传统哲学理论都得到了很好的处理,语言哲学家们似乎已经兑现了他们的最初承诺,即可以通过对命题的意义分析清除一切形而上学(当然也包括了被看作属于形而上学的传统哲学)。虽然早期的分析哲学家们怀有这样宏大的哲学抱负,但后来的哲学发展似乎并没有真正实现他们的最初理想。这里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哲学家认为语言哲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因此哲学的主要任务应当发生变化,这就是要从蒯因所说的“语义上行”到“语义下行”,也就是要关注语言所代表的思想内容和外在对象。另一种情况是,语言哲学自身的日益专业化使得对语言问题本身的研究逐渐进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因而不再需要哲学家们的工作。应当说,这两种情况的出现其实都与分析哲学内部存在的问题密切相关。

  按照威廉姆森的说法,分析哲学自身的困难至少表现在它无法完全用语义学和语用学处理我们在使用语言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之中。⑤实际上,早期分析哲学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由蒯因、斯特劳森和刘易斯(D.Lewis)等人指出并试图加以解决。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分析与综合的区分、还原论、语言使用的意义以及对象的指称问题等。经过后来的戴维森(D.Davidson)、克里普克(S.Kripke)以及达米特(M.Dummett)等人的努力,分析哲学的发展似乎一直在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和研究的重点。但在意义与指称问题上,分析哲学家似乎难以从语言分析的路径中得到更进一步的推进,因为诸如如何用新的指称理论去解释弗雷格的晨星和暮星的困难,如何解释指示词的认知价值,如何解释有关命题态度的句子的真值条件和逻辑形式,以及解释从物的信念(de re belief)等问题,这些都无法用语义学和语用学的方法加以解决。尤其是,在意义与命题态度之间存在一种系统的相互联系,语义分析无法清楚地说明这种密切关系。这样,对意义问题的说明就必须寻找一条新道路。这就是从语言研究转向对心灵的研究,并把这种研究作为解决语言哲学困境的一个有效出路。 

  (二)第二个转变:从反形而上学到重视形而上学研究

  众所周知,当代分析哲学是以反形而上学起家的,以至于人们通常会把反形而上学作为刻画分析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反形而上学主要采取的是两条基本路线,一条是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它坚持严格的意义证实原则,把形而上学作为毫无认识意义的胡说而加以抛弃。另一条路线是日常语言哲学,把形而上学看作是错误地使用日常语言的结果,完全不考虑日常语言的使用语境。然而,这种情况在20世纪70年代后发生了重要转变,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态度发生了彻底逆转,从反形而上学转变为对形而上学问题的重新研究,甚至分析的形而上学被看作在20世纪最后25年中的分析哲学中占据了中心地位。⑥毫无疑问,在这种转变过程中,斯特劳森和蒯因起到了重要的先导作用,他们早在20世纪50-60年代就考虑到了形而上学研究对于分析哲学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斯特劳森在其代表作《个体》(1959)中提出的“描述的形而上学”重新确立了形而上学在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而蒯因则在《论何物存在》(1948)中通过“本体论承诺”把形而上学问题转变为语词使用的方式问题,也就是把存在问题分解为语词的本体论地位问题。这样,形而上学在分析哲学的视野中就不再被看作是可怕的错误或需要消除的混乱,而是在使用语词的过程中可以保留其断定地位的便利方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代分析哲学家讨论的形而上学问题正是哲学史上哲学家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如共相与殊相、自由与必然、具体与普遍、时间与空间、存在与虚无等等,不同的是,他们采用了经验证实和逻辑论证的方式讨论这些问题,把这些问题与对知识论的讨论结合起来,把形而上学研究解读为构成知识论基础的重要部分。这种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回归”是在分析的视域中展开的,这里所谓“分析的”不仅是为了标志传统形而上学的一贯特征,更是强调20世纪分析哲学在视野、方法论意识乃至具体分析手段上的“范式转换”。基于当代语义学基础对必然性和可能性、可能世界与本质等模态理论的讨论,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不仅如此,这种展开还意味着在当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背景下的新叙述。因此,我们看到,关于空间、时间、时间中的物体存在以及因果等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无不同相对论、量子力学等最新科学理论的发展有密切关系;而在当代认知科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刺激下,心灵哲学及其关注的伴随性和突现性、还原性和实现性以及自由意志等问题,都显示出全新的意味。在这种意义上,分析哲学从语言哲学向心灵哲学的转变,也是从反形而上学的语义学出发向追问意识本质和心灵根据的形而上学的转变。⑦ 

  (三)第三个转变:从非历史的研究到对自身历史的研究

  我们知道,分析哲学运动自产生之日起就被看作是非历史的哲学,这不仅由于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声称自己的哲学与传统哲学完全断裂,而且由于这种哲学本身体现出与传统哲学不同的特征。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这种对分析哲学运动的看法受到达米特等人的挑战。达米特在1993年出版的《分析哲学的起源》中就明确提出,应当从哲学史的角度研究分析哲学运动的历史意义。⑧该书的出版掀起了西方哲学界对分析哲学历史的强烈关注,围绕分析哲学运动自身的发展和它与西方哲学史上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哲学家们发表了大量论著,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013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英国哲学家迈克·比尼(M.Beaney)主编的《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这有着1200页的“巨著”全面反映了当代哲学家对分析哲学史的最新认识,被看作任何从事现代哲学史研究的人都需要了解的重要思想资源。⑨同时,由比尼主编并已出版19本的《分析哲学史丛书》更是比较全面探究了分析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人物思想演变和重要主题,为当代哲学家们深入研究这个历史过程提供了重要思想材料。⑩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向我们表明,分析哲学已经走进了历史。

  分析哲学“走进历史”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指分析哲学家更加关注对自身历史的研究,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挖掘了分析哲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才会使人们更清楚地理解分析哲学产生的重要历史意义,从而理解分析哲学问题的重要价值;事实上,对分析哲学史的研究已经构成了当代分析哲学的主要内容。(11)其二是指分析哲学家更加关注对分析哲学与西方哲学传统关系的研究,试图通过揭示这两者之间在思想上的血缘关系,由此表明西方哲学发展的连续性以及分析哲学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继承性。显然,这与分析哲学家们对哲学史性质的认识有关,即不再把哲学史看作是外在于哲学的历史活动,而是看作哲学研究的组成部分。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对分析哲学史的研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分析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应当说,作为当代哲学的主要形态,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可以用以下方式加以表达:早期分析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激烈拒斥,与柏拉图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笛卡尔对中世纪形成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康德对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分野的怀疑和批判一样,都构成了西方哲学传统的重要内容。

  上述论述表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找到分析哲学的起源和发展,也可以用分析的方法解释分析哲学的性质,但我们似乎越来越感觉到,在当今的哲学语境中,哲学分析变成一种真正能够让思想寻求明晰性,让表达具有逻辑性,让讨论更具说服力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使得我们更加确定地理解哲学在处理问题中的作用。分析哲学从语言哲学到心灵哲学的转变,对待形而上学态度的变化,以及分析哲学自身走进历史,这些都表明分析哲学作为一种哲学形态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即它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一种固定的哲学学说,也不是以坚持一种独特的研究领域作为自己的理论特权,相反,它更关注的是如何根据问题研究的进展和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策略。这里指出的三大转变正是分析哲学不断调整自己研究思路和方向的结果。 

  二、三大转变的逻辑与现实影响 

  必须指出的是,对分析哲学运动中这三大转变的梳理,不仅是对当代哲学发展的描述,更主要的是对近代以来西方哲学变迁的逻辑说明。“分析哲学已经走进历史”展现的是两种不同维度: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对分析哲学历史进程的描述才能真正看清当代分析哲学的逻辑和问题;另一方面,分析哲学本身也是通过对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回溯,寻找自己未来发展的可能道路。这些都表明,分析哲学运动的发展逻辑与整个西方哲学思想之间具有深厚的思想关联,而分析哲学运动的性质也正是通过这种考察才得到更为清晰的展现。

  从哲学性质上看,分析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看作近代哲学在当代的延续:对语言和意义的考察正是对思想本身的逻辑研究;对真理和理解的解释直接反映了近代哲学追问思想客观性的要求;对科学性质的说明则在根本的意义上推进了近代哲学家们对思想逻辑的本质诉求。可以说,当代分析哲学的兴起恰好是哲学家们对德国古典哲学抽象思辨的反叛,也是对从笛卡尔到休谟的西方近代哲学推崇理性、追寻自然的传统的回归。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分析哲学运动与西方近代哲学之间具有思想联系。通过对分析哲学运动脉络的梳理,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分析哲学自身的独特性质。

  (一)分析哲学研究走向更为科学化的道路

  这是蒯因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所做工作的结果。当他把认识论解释为心理学的一章时,(12)这就注定了后来的分析哲学发展只能沿着科学主义的道路前进。由于早期分析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研究思路被蒯因等人拒斥为经验论的教条,因此无法经过科学验证的理论假说都被排斥在哲学研究的范围之外,无论这样的假说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还是方法论意义上的。哲学中的普遍性断定都被作为满足科学研究要求的方便条件或工具,而不再具有实质性意义。早期的语言哲学研究虽然声称哲学的主要工作是为了满足科学研究要求的语言逻辑分析,但由于这种研究的主要对象还是传统哲学命题,因此,这种语言哲学研究依然被看作具有浓厚的哲学关怀和目的。然而,心灵哲学的兴起却基本上打破了语言哲学研究的哲学梦想。当代心灵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不再是哲学命题或哲学问题,而是科学命题和科学问题;心灵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为哲学理论或主张寻求科学的支持和论证,而是从科学研究中获取哲学的灵感,或者是为科学的研究提供哲学的证明。由此可见,与语言哲学相比,心灵哲学研究具有更为明显的科学性质。

  当然,导致分析哲学中的语言哲学向心灵哲学转变也有几个外在原因。一个是心理学中计算机模型的兴起,这直接导致了哲学家们特别关注心理活动的计算机制问题,尤其是如何用计算语言表征心灵活动的特性。另一个是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促使哲学家们重新认识科学的方法论在科学实践中的作用,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行为主义限度的批判。按照伯奇的说法,“行为主义影响了对心理学的实证主义解释,影响了蒯因的翻译不确定性理论,影响了赖尔对心的概念的研究,以及马尔康姆(Norman Malcolm)对梦的话语和感觉话语的解释”(13)。然而,为心理词汇提供行为主义解释的努力最终却被证明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科学家发现,心理原因之所以有行为方面的后果,仅仅是由于这些心理原因之间存在某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这样,对心理活动的行为主义主张就不得不替换为推崇考察心理活动自然状态和机能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这就使得心灵哲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强烈的自然科学特征。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种心理学的发展,包括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心理语言学等,以及认知神经科学的出现,使得哲学家有了更多的科学实验证据来说明哲学上的自然主义和物理主义等理论的有效性。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肯定地断言心灵哲学中的问题都可以依据自然科学上的进步得到最终解决,但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心灵哲学的逐渐兴起并在当代分析哲学中占据核心地位的重要结果,就是使得哲学与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建立了比以往更为密切的联系。 

  (二)形而上学的复兴表明哲学家对逻辑性质理解的变化

  早期分析哲学家对形而上学的拒斥主要基于对表达形而上学的语言形式的逻辑分析,由此表明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特征。然而,这种拒斥态度却由于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问题的重新理解而发生了重要转变:正如斯特劳森所指出的,形而上学本身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对形而上学问题的关注就是对人类自身存在方式的关注。(14)当代分析哲学家对待形而上学问题态度的转变,正是基于哲学家们对哲学性质的重新理解。无论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对知识基础问题的讨论,还是普特南晚期对本体论与伦理学关系的重新认识,或者是克里普克在最新著作中对哲学问题的讨论,(15)他们都把目光投向了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哲学讨论,如怀疑论的基础、共相与殊相的关系、同一性与必然性等等,并把这些问题讨论放到当代哲学的视域中,这些都构成了当代形而上学问题研究的复归。

  通常认为,形而上学研究在分析哲学中的复归是早期分析哲学家反形而上学策略的失败,因而是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胜利。然而,事实上在笔者看来,分析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态度的这种转变,并非是对早期反形而上学态度的否定,更不是试图回到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而是出自哲学家们对语言背后逻辑性质的重新理解。

  首先,分析哲学家们对逻辑性质的理解不同于康德式的对理性能力的追问,而是类似于莱布尼茨式的对逻辑形式的特别要求。虽然刘易斯的模态逻辑、普莱尔(A.N.Prior)的时态逻辑、克里普克的量化逻辑等等看上去在技术上更为精细,但他们都以这种新的逻辑系统彰显了对逻辑的形式要求,而背后的形而上学思想则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刻画。这种形而上学的追问与莱布尼茨对世界普遍语言的要求在精神上是一致的,都是希望能够通过一种特定的语言形式或逻辑性质,说明世界上不同的具体事物的共同特征。例如,刘易斯就把自己的工作性质描述为力求达到稳定均衡的观点。这里的稳定均衡其实就是对常识观点的诉求,即要求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达到逻辑与常识的一致。虽然刘易斯的模态逻辑遭到蒯因等许多哲学家的批评,但他似乎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观点,因为他坚持这种模态逻辑是以数学语言表达我们对常识的一种接受。这种对常识的接受与斯特劳森的日常语言哲学有着异曲同工的效果。这些表明,分析哲学家对逻辑性质的重新理解出于对事物本质的不断追问,而本质主义自然就成为这种形而上学追问的主要标志。

  其次,分析哲学家对逻辑性质的这种形而上学解释基本上采取了不同的语言方式。他们的解释虽然有着各自侧重和不同方法论取向,但在处理形而上学问题时却都集中在语言表达式上。刘易斯追求的是系统地用数学语言阐述科学理论,斯特劳森则把哲学问题直接定义为语词或概念问题,而克里普克通过结合语义词汇和形而上学词汇,说明有关语义词汇的解释可以更好地说明形而上学词汇的使用。而且,20世纪初哲学的“语言转向”也使得语义学和语用学方法成为哲学家们处理非语言问题的可靠途径。这些表明,尽管哲学家们对逻辑性质的形而上学解释表现出不同的方式和取向,但他们都依然身处“语言转向”之后形成的英美当代哲学传统之中,而这个传统是按照蒯因所提出的“语义上行”的方式确立起来的。 

  再次,分析哲学家对逻辑性质的重新理解更是按照知识论的方式,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方式。所谓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方式是指,把逻辑理解为追问事物存在的最后根据,或者把逻辑看作支配我们理性推理的决定因素。但对于当代分析哲学家来说,逻辑的性质应当被理解为反思知识和被证成的信念后的结果,也就是对知识本身给出的一种规范性的或描述性的说明。但这种说明却是以语用学的方式,或者说,他们试图假定,任何一种这样的规范性或描述性说明都必须首先预设一种特定语境和说话方式。语用学比语义学更好地处理知识问题的一个优势在于,对语言用法的具体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当我们在说“我知道”时的真正意义。这样,对知识的任何说明都可以而且必须依赖于我们表达知识的语言使用的具体情况,并由此构成了知识的成真条件。这些表明,重新理解逻辑性质的知识论方式不仅是对知识表达的基本要求,更是理解逻辑性质的重要途径,而对逻辑性质的知识论理解,最终要解决人类思维活动的目的性问题。

  最后,逻辑学自身的发展也为我们重新认识逻辑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贡献。正如威廉姆森所言,“在认识论中,认知逻辑的模型使我们能够得出认识论断言的精确描述、适当简化的情形中的后承,远比其他可能方式所得到的更为严格和系统。……在形而上学中,竞争的逻辑通常为竞争的形而上学理论提供了有力的结构核心:例如,量化模态逻辑是任何适当发展的模态形而上学理论的结构核心。尽管并非所有模态形而上学都能有益地看出逻辑,其关键部分可以。逻辑完全不像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取代形而上学,而是成为其核心。”(16)事实上,早在1991年,达米特在《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中就已指出,形而上学的争论恰好在于对关于实在的命题的不同解释,无论是实在论还是反实在论,都是试图用逻辑的方法去给出那些无法观察的实在之物的最终解释。(17)对于实在论者来说,关于物理实在的陈述并不是由于我们观察到它们而具有真值,数学陈述也不是由于我们能够证明或否证它们而得到真值,相反,它们的真值是由于独立于我们关于它们的知识而存在的实在,这些陈述的真假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符合这种实在。而对于反实在论者而言,他们坚持的则是一种完全诉诸排斥排中律的立场。但无论是实在论还是反实在论,它们都是以逻辑的方式表现了哲学家对命题与实在关系的不同理解。这些表明,逻辑学本身的发展也为当代分析哲学的形而上学复兴提供了重要保障。 

  (三)分析哲学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当代延续

  仔细阅读一下当今哲学家对康德和黑格尔思想的解读,我们就会发现,英美哲学家的处理方式是试图以分析的方法回到历史上的哲学家思想本身,力图祛除早期分析哲学家们对传统哲学的偏见而还原历史上的哲学真相。罗克莫尔在《康德与观念论》中说,“自从分析哲学在英国出现以来,对观念论的否定性的偏见就不断地转移了人们对它的注意力。然而,在西方,在分析哲学仍然盛行的地方,对观念论的详细考察就是面对那种偏见来恢复观念论的本来面目的一个机会。”(18)这种考察就是以分析的方式仔细讨论哲学家们每个观点论证背后的根据,由此揭示这些思想产生的真正原因。

  不仅如此,分析哲学家对传统哲学的重新关注的更为深层原因在于,分析哲学本身就承载着传统哲学的历史重任,用罗蒂的话说,分析哲学不过是传统认识论在当代的延续。他说:“按照我的理解,发端于罗素和弗雷格的那种哲学,和经典的胡塞尔现象学一样,只是使哲学占据康德曾希望它去占据的那个位置的另一次企图,这就是根据它对文化中其它领域的‘基础’的专门知识来评判这些领域。‘分析的’哲学是另一种康德哲学,这种哲学的主要标志是,把再现关系看成是语言的而非心理的,思考语言哲学而非思考‘先验批判’,也不思考作为一门显示‘知识基础’的学科的心理学。……对语言的这种强调,基本上未曾改变笛卡尔—康德的问题体系,因此并未真的赋予哲学一种新的自我形象。因为分析哲学仍然致力于为探求、从而也是为一切文化建立一种永恒的、中立的构架。”(19)在维特根斯坦和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分析中同样表现出他们所依赖的先验根据,这就是对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则的先天确证。对此,奥地利哲学家斯塔德明确指出,在早期分析哲学的历史中我们总能看到哲学家们如何摧毁对理论构造的传统理解,他们由此认为,理论可以表达为一种使用规则的观察语言。(20)这正是维特根斯坦所断言的,“我们必须先天地回答有关基本命题的所有可能的形式的问题。……如果不考虑基本命题的独特的逻辑形式,那么我们对它们还是有一个概念的。不存在一种由诸基本命题的诸形式构成的等级系统。我们只能预言我们自己所构造出来的东西。”(21)石里克、卡尔纳普等人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这些表明,至少早期分析哲学家在提出他们的哲学主张和逻辑分析时,心中已经有了对逻辑性质的先验理解,这就是要从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则先天性出发,由此分析语言的表达形式是否符合先天的逻辑形式和规则。如果从哲学性质理解的前提出发,我们必须承认,分析哲学对哲学性质和任务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近代哲学对哲学性质的理解,即把哲学作为一种理解人类理性与世界关系的活动。 

  (四)三大转变的现实影响

  分析哲学运动中的三大转变对当代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分析哲学的基本观念渗入到当代哲学研究的许多方面,经历了“语言转向”后的西方哲学表现出与传统哲学不同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理性精神贯穿于分析哲学方法,因而与当代科学最新发展密切相关的分析哲学运动必然把科学与哲学紧密地联系起来,由此推进了当代哲学自身的发展。

  首先,在当代哲学中,无论是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逻辑哲学或是在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领域,对清晰性的要求始终被放到思想讨论的首位。对哲学家们来说,只有建立在意义明确的概念基础之上,哲学的讨论才会是富有成效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使得分析不再被简单理解为只有在英美哲学中才具有的哲学立场和方法,而是被看作哲学研究应当具有的基本原则和前提。这在欧洲大陆哲学中也有明显的体现。如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包含的对思想清晰性的追求始终是他哲学讨论的基础,哈贝马斯等当代哲学家对分析方法的运用并非直接表现在他们的语言表达上,而是反映在他们阐述自己思想的逻辑之中。

  其次,当代分析哲学从科学的最新发展中寻找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并以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双重影响重新认识哲学在当代科学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科学的角度看,早期的分析哲学家都是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他们都在自己的科学研究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因此,他们自觉意识到科学研究方法对哲学改造具有关键性作用,由此造就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的哲学。在这种意义上,自然科学本身成就了分析哲学运动发展。但从更深层次上看,分析哲学运动不仅来自其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密切联系,而且对当代科学的发展本身产生了积极影响。现代人工智能和认知科学研究就是建立在对身心问题的哲学思考的基础之上,认知、语言、心灵、智能、信息等早已成为当代哲学和科学共同的论域。

  最后,三大转变直接造就了当代哲学研究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科学地解释意识现象是否可以满足我们对意识问题的要求?形而上学问题在现代究竟意味着什么?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是否存在截然对立或者有某种历史的延续?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就是当代哲学中的自然主义的物理主义、外在主义以及分析哲学史研究的主要任务。

  自然主义的物理主义试图用物理解释去说明意识现象的特殊性质,并竭力对各种反物理主义主张给出符合科学的解释。然而,迄今为止,物理主义始终受到更多反物理主义反例的挑战,而其自身并没有给出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外在主义者在处理形而上学问题上的立场与传统形而上学截然不同,他们坚信特殊事物是在时空中永存的对象,而属性或类不过是我们用于谈论这些对象的便利方式。这的确为形而上学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现代唯名论的方式,但这依然存在着无法解释诸如普遍概念的本体论地位等问题,因而形而上学问题至今仍然是西方哲学家们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牛津分析哲学史手册》和《分析哲学史系列丛书》的出版,对分析哲学史的关注也成为当今哲学家们的重要工作内容。哲学家们对历史的兴趣并非仅仅出自于对分析哲学发展的关注,更是由于对当代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思想关系的重新定位。当然,由于对分析哲学运动本身性质理解的差异,学界对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依然存在分歧。这意味着,如何重新认识当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还会是未来哲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 

  三、分析哲学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 

  进入21世纪后,当代分析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分析哲学家对分析哲学的性质、任务以及范围等关键问题做出了新的理解,强调分析哲学作为一种方法和风格的重要性。当代哲学家通过对分析哲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对分析哲学的性质、任务以及范围等关键问题提出了新理解,由此改变了以往对分析哲学的认识,形成了新的分析哲学图景。分析哲学成为用来支持交流与对话的一种力量,它的明显标志是运用论证和辩明处理哲学问题的方法。也正是根据对分析哲学方法的这种理解,哲学家们对西方传统哲学重新做出了分析,并由此对当代哲学研究的时代特征给出了不同于欧洲大陆哲学的理解。根据笔者的理解,当代分析哲学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最新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对传统哲学的重新理解;哲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

  (一)对传统哲学的重新理解

  分析哲学家对西方传统哲学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主要依赖于分析方法在哲学文本考察和思想重构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英国的达米特还是美国的布兰顿,他们都把分析哲学看作与传统哲学有着密切思想联系的哲学,试图从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中获取当代哲学发展的灵感。对分析哲学运动历史的梳理,不仅是对当代哲学发展历程的描述,更主要是对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变迁的逻辑说明。这种研究在21世纪显示了更强盛的势头。哲学家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思考。一方面是注重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特别是对德国唯心主义的重新理解。(22)他们都试图从分析哲学的视角重新阐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现代意义,说明用分析的方法同样可以理解传统哲学并能够更好地说明它们的思想。事实上,近年来不少学者努力用分析的方法重新解读康德、黑格尔以及中世纪哲学。另一方面,也有哲学家力图从哲学史中寻找当代分析哲学重要问题的根源,由此说明分析哲学问题域的普遍性。(23)

  这些表明,对分析哲学运动与西方哲学史之间关系的关注,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笔者看来,哲学家们产生这种关注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分析哲学运动虽然起端于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但由于西方哲学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否定的历史,因此,分析哲学的批判已经被看作属于西方哲学传统的一个正常情形,哲学家由此就要讨论分析哲学的批判与传统哲学本身究竟处于何种关系之中。其二,分析哲学家讨论的问题虽然与传统哲学不同,但由于分析哲学所采用的逻辑推理和语言论证的方法是西方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式,因此,分析哲学家对自身问题的讨论符合西方哲学研究的这种方式,哲学家由此就要考察分析哲学家讨论问题的方式与传统哲学家们的方式在何种意义上是相同的。正是这两个原因,导致了当代哲学家对分析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产生了浓厚兴趣,由此更加鲜明地表现出当代分析哲学研究的这样一个重要特征,即分析哲学是西方哲学历史发展的现代延续。这里所谓的“现代延续”,不是指分析哲学直接继承了传统哲学的问题和方法,而是指分析哲学所讨论的问题及其方式并没有完全脱离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在更广的意义上,更是对传统哲学的扩展和延伸。 

  (二)哲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

  当代分析哲学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哲学家扩展了哲学研究的基本领域。这里所谓“基本领域”不仅是指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认识论、方法论、道德哲学等领域,而且包括了通过对哲学性质的重新解释而形成的专门研究领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X哲学”,例如“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等等。后面这些研究领域虽然在传统哲学中并没有被看作是基本的,甚至还没有出现,但在现代哲学语境中则已经成为基本的研究领域。不仅如此,在传统的哲学研究领域中,当代分析哲学的工作改变了以往我们对这些领域中问题的理解,为后来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方向。

  我们知道,传统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主要讨论实体和存在,其中涉及的话题主要包括本质与现象、实在与表象、世界与对象、事物与结构、意志与自由、上帝与人类等问题,讨论的方式主要以思辨寻求概念背后的思想内容。然而,当代哲学自“语言转向”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哲学讨论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在形而上学领域,哲学家们更加关心的是语言表达中的真理问题,讨论的话题也主要包括关于抽象物的语言学地位、意义与真理的关系、因果概念的实在性、变化中的事物同一性、知识的范畴基础等等问题,讨论的方式则变成了通过逻辑的或语义的分析揭示语言表达式的含义。这种变化不仅体现了分析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问题研究的兴趣所在,而且改变了形而上学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进入21世纪后,当代英美哲学家对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这些讨论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是对传统形而上学问题的重新关注,如对时空问题、共相与殊相问题、死亡问题、部分与整体问题等等的讨论;二是从纯粹的语言分析走向了对形而上学问题背后的人类存在本身以及人类与世界关系的密切关注。同时,哲学家对形而上学与知识论问题的关系也给予了重视,这些都使得当代形而上学研究超出了“语言转向”带来的影响。

  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分析哲学家的工作可谓有目共睹。近20年来,分析哲学运动中发生的最为重要的变化,或许就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领域中,这主要表现在知识论的重新奠基和逻辑性质的重新定位。这里的“重新奠基”是指,现代知识论不仅取代了传统的认识论而成为哲学家们讨论的主题,传统认识论中关于认识的性质、来源、范围以及评价标准的问题都已经被替换为知识论中的知识的性质、分类、证明及其与心灵的关系等问题,知识的外在表达形式比认识的内在心理内容更为重要;而且,知识论被哲学家看作处于哲学的中心位置,这个中心不是指一切哲学都以知识论为基础,而是指知识论的讨论总是会涉及哲学上的一些基础性问题,如怀疑论、实在论、关于世界的知识、先天知识、德性知识、信念的本性、意志自由等等,这些问题在哲学研究中往往是与形而上学、道德理论等等密切相关的。因此,现代知识论已经成为分析哲学在传统认识论研究领域中扩展的结果。

  在伦理学和道德哲学领域,当代哲学家已经从早期分析哲学的元伦理学研究转向了应用伦理学研究,从对伦理术语意义的澄清转向对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伦理问题的讨论,试图通过逻辑推理和论证方式说明现实伦理问题的根据和出发点。与传统的规范伦理学不同,当代德性伦理学试图通过描述德性术语的具体运用来给出具有一定或局部意义的德性术语的用法;或者是通过说明德性术语的认识作用而给出这些术语的伦理价值。从生命伦理学到工程伦理学,从商业伦理到技术伦理,哲学家并没有把自己的研究聚焦于传统伦理学中的宏大目标,而是更多地讨论现实生活中的某些具体问题。哲学家在讨论这些具体问题时往往会提出一些思想实验,作为某些特定情况的预设方案,并从这些方案中给出不同的选择理由,例如著名的“电车悖论”和“囚徒悖论”等,由此说明道德选择是一种经过审慎思考并能够给出具体理由的行为结果。

  如上所述,从20世纪后半叶起,分析哲学运动中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这些领域的出现部分是由于分析哲学运动自身发展的需要,如心灵哲学、知觉哲学、实验哲学、行动哲学等;部分是由于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促成了分析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如认知科学哲学、神经科学哲学、信息哲学等。还有一些是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断更新的哲学分支领域,如物理学哲学、生物哲学、心理学哲学等。哲学研究新领域的出现不仅表明分析哲学运动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哲学家们比以往更为自觉地意识到哲学研究与科学发展和人类行为之间的密切关系,并试图按照科学进步的模式反思哲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或者以哲学研究的方式理解和解释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总的看来,哲学家们对这些领域中的问题讨论有两个重要特点:第一,问题研究出现了明显的回归传统的倾向,从哲学史中寻找思想资源并以哲学家们的经典论述作为问题讨论的出发点成为当前分析哲学研究中比较明显的标志。第二,问题研究更多地结合当前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随时把哲学研究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显示出哲学家试图为科学研究提供概念分析手段的主动意向。 

  (三)分析哲学运动对未来哲学研究的借鉴

  当代分析哲学运动中的三大转变以及21世纪以来的变化,其发生的原因在于分析哲学自身内部的不断反省和批判,在于哲学家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更在于哲学分析方法的灵活运用。哲学的生命力就在于直接面对社会的变化和科学的发展,能够以哲学概念的方式回应这些变化和发展给哲学带来的挑战和问题。而这种回应本身却以哲学研究的方法被标志出来。当代分析哲学能够顺应这些变化和发展,也正是以其清晰明确的分析方法为标志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中国的哲学研究者学习和借鉴的。

  首先,如何以哲学的方式把握这个时代的哲学精神,是我们始终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与传统哲学的追问方式不同,这里“哲学的方式”并不是从某个在先的理论原则出发去解释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而是要走进这个时代,从现实生活的具体问题中发现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内容;通过对这些概念内容的分析推理,我们就可以形成能够超越这个时代的哲学观念。现实赋予了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经验和人生道路,但对人类共同生活体验的考察,则会生成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判断,并由此作用于每个人的生活经验。这个生成过程不是或主要不是反思的结果,而是思想共同体通过不断论辩和思想澄清的过程。个体反思仅仅代表了思想者的认识经历,只有把这些不同个体的反思结果放到思想共同体的论证平台上,我们才能看到这些反思结果的价值所在。当代分析哲学家所采用的对具体问题的辨析论证方式,就是要对我们所面对的各种经验现象以及由此引发的现实问题给出更为清晰的说明。对他们来说,这些现象和问题所涉及的语言问题不是最后的结论,但却是首要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对任何问题的分析考察,首先是对构成问题的表达方式的考察。虽然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方法,但却是讨论任何问题的出发点。对问题本身意义的澄清和论证,就是解决问题的成功开端。 

  其次,分析与论证作为分析哲学运动为当代哲学发展提供的重要方法,同样适用于中国哲学的问题研究。虽然蒯因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分析性”概念提出了批评,但分析与论证始终被作为分析哲学的主要标志和重要方法。这里的“分析”不是从某些先天原则推出必然结论的过程,而是通过对我们所讨论问题意义的辨析更好地理解问题本身。这里的“论证”也不仅意味着能够给出形式化的逻辑推理,更是指向对所持观点的合理解释,即符合内在逻辑一致性的说明。同样,分析是哲学研究的第一步,但不是最后一步;但论证则应当是贯穿整个哲学研究的过程。然而,如何能够做到这些,却还需要我们不断努力和探索。

  最后,分析哲学运动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还在于哲学研究需要伴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改变自己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向、角度、方式等。每个时代的哲学都会根据自己时代的变化和要求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方式,这在分析哲学运动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人们常常把“狐狸型的哲学家”这个称谓赋予分析哲学家,例如罗素、普特南等,因为他们总是会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或外在问题的变换而改变自己的研究策略或立场。从方法论的意义上说,哲学研究的重要价值正是要对每个时代的特殊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而不仅仅满足于对哲学上的永恒问题作出时代性的解释。这就需要哲学家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把哲学研究作为回应时代问题的一种独特方式。应当说,分析哲学运动中出现的三个转变,正是哲学家回应时代变化的结果。 

  综上所述,从分析哲学运动出现的三个转变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分析哲学研究自身转变的意义,更理解了当代西方哲学发展的重要变化。这些变化是西方哲学家对自身问题研究中存在困难的解决结果,也是他们对当今哲学研究中普遍遇到的共同问题的重新思考。从语言研究到心灵研究、从反形而上学到重新重视形而上学、从非历史的研究到自身走进历史,这些也反映了当今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对心灵的研究能否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对当下人类存在的重新发问能否满足我们对这个问题本身的要求?从历史中寻找对当代问题的答案线索能否有助于我们对当代问题的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我们需要认真加以思考的。在这种意义上,分析哲学运动中的这三大转变,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这些问题的重要意义。

  ①当代美国哲学家雷谢尔就明确指出,“分析哲学有两个实质上可分离的方面。一方面,它有其学说立场——它关于一个后哲学时代的意识形态见解,导致了这样一种实践:或者去消解哲学领域里的传统问题,或者将其归约为经验的事实问题。……除了学说之外,还有方法、技术以及运作程式。这涉及这个纲领的方法论方面,后者包含这样的程序性命令:竭力将精确和明晰注入你的哲学工作中去。作为一种学说纲领,分析哲学已证明是一条死胡同,是一次失败。而作为一种方法论资源,它已证明是无限富饶和多产的,并且在哲学的每一个领域内都可以感受到它的有益影响。”(雷谢尔:《分析哲学的兴起与衰落》,陈波主编:《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3页)

  ②美国哲学家塞尔和英国哲学家达米特都曾明确表示过这样的看法。塞尔指出,“分析哲学是由一种关于两种语言区别的信念和一个研究纲领规定的。这两种区别:其一是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区别;其二是描述的说话方式和评价的说话方式之间的区别。这个研究纲领是一个传统的哲学研究纲领,即试图探索语言、知识、意义、真理、数学等等有疑问的哲学现象的基础。”(塞尔:《当代美国分析哲学》,陈波主编:《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第61页)达米特则认为,“分析哲学有各种不同的表述,而使它与其他学派相区别的是其相信:第一,通过对语言的一种哲学说明可以获得对思想的一种哲学说明;第二,只有这样才能获得一种综合的说明。逻辑实证主义者,维特根斯坦在其学术生涯的各个阶段,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和美国以蒯因和戴维森为代表的后卡尔纳普哲学,尽管相互区别很大,却都坚持这些相互交织的准则。”(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王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③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关于分析哲学已经走向末路的说法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国哲学家罗蒂和英国哲学家科恩(Jonathan Cohen)。

  ④参见Tyler Burge,"Philosophy of Language and Mind:1950-1990,"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vol.101,no.1,1992.中文参见伯奇:《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1950-1990》,陈波主编:《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第154-191页。但作者的名称被译为“伯格”。

  ⑤参见威廉姆森:《近40年来分析哲学的转变》,《世界哲学》2015年第4期。

  ⑥参见威廉姆森:《近40年来分析哲学的转变》,《世界哲学》2015年第4期。

  ⑦严格地说,作为语言哲学基础的语义学研究本身就包含了大量形而上学问题,如必然性与可能性问题、模态与可能世界问题、实体与属性关系问题等等。早期分析哲学家们的逻辑工作也是为了说明形而上学问题无法用传统演绎逻辑加以解释,因此需要新的逻辑工具解决或消解传统形而上学问题。例如,罗素著名的“摹状词理论”就是用命题逻辑工具解决存在问题的经典范例。 

  ⑧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第1页。

  ⑨Michael Beaney,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

  ⑩该系列丛书由英国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已经出版的19本著作既包括了对波尔查诺、弗雷格、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斯特宾、卡尔那普、达米特等哲学家的专门研究,也包括了一些专题研究,如分析哲学中的历史转变、摹状词理论、早期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中的判断与真理等,甚至还包括了塔尔斯基的最新文集《语言哲学与逻辑》。即将出版的6本著作还讨论了分析哲学与数学基础问题、行动哲学中的因果论与非因果论问题等,也包括了对20世纪20-40年代科学哲学兴起的关注以及对G.F.斯陶德的哲学心理学的研究。

  (11)Michael Beaney,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Analytic Philosophy,p.37.

  (12)这是蒯因在1969年发表的《自然化认识论》一文中提出的著名观点,参见涂纪亮、陈波主编:《蒯因著作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3-64页。

  (13)陈波主编:《分析哲学:回顾与反省》,第175页。

  (14)Peter Strawson,Individuals,London and New York:Methuen,1959,pp.10-11.

  (15)参见Saul Kripke,Philosophical Troubles,Collected Papers vol.1,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

  (16)参见威廉姆森:《近40年来分析哲学的转变》,《世界哲学》2015年第4期。

  (17)M.Dummett,The Logical Basis of Metaphysic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8.

  (18)罗克莫尔:《康德与观念论》,徐向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2页。

  (19)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李幼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5页。

  (20)Friedrich Stadler,The Vienna Circle:Studies in the Origins,Development and Influence of Logical Empiricism,Vienna-New York:Springer,2001,pp.16-17.

  (21)L.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trans.D.F.Pears and B.F.McGuinnes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1,§§5.55-5.556.

  (22)参见Tom Rockmore,Hegel,Idealism and Analytic Philosoph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4; P.Redding,Analytic Philosophy and the Return of Hegelian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T.Sorell and G.A.J.Roger,eds.,Analy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Philosoph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23)参见Vincenzo De Risi,Geometry and Monadology:Leibniz's Analysis Situs and Philosophy of Space,Basel:Birkhauser,2007; J.Miller,ed.,Topics in the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of Mind,Berlin:Springer Netherlands,2009.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王肖)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