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问题

2017-05-23 15:20 来源:《人文杂志》 作者:赖大仁

  Discussions about Ideas and Methods of Contemporary Aesthetics Studies

  作者简介:赖大仁,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内容提要:近期学界展开了美学与审美学之争,将当代美学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争议的主要问题,一是美学研究的对象与中心问题究竟是美还是审美;二是美学研究的价值目标究竟是美的认知还是审美经验;三是美学研究的方法究竟是本质论还是现象学。从总体上来看,这种争论一方面是源于柏拉图古典美学和鲍姆嘉滕现代美学两种不同的美学传统;另一方面也有当代美学观念嬗变的深刻现实根源。不同的美学研究观念与方法,反映了同一个美学(审美)事实的不同方面,意味着选择了不同的进入美学殿堂的入口,而在美学殿堂之中这些问题都是彼此互通的。当代美学研究可以在“建设性后现代”视阈下,各种观念和方法相互讨论、互补融合,共同推动美学研究的进步。

  关键词:当代美学/美的认知/审美经验/本质论/现象学

  原发信息:《人文杂志》第201612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学界先后进行了几次美学大讨论,围绕美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展开探讨,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美学理论,如认识论美学、实践论美学、存在论美学等等。近一时期,学界又展开了美学与审美学之争,从而把当代美学问题的探讨进一步引向深入。祁志祥教授在新著《乐感美学》中,一方面对当代美学问题的讨论进行系统梳理和反思;另一方面也进行了当代美学理论重建的创新性探索,由此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无论是“接着说”还是“对着说”,都会有益于推动当代美学研究。在笔者看来,近一时期美学研究中引起争议最多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一是美学研究的对象与中心究竟是美还是审美;二是美学研究的价值目标究竟是美的认知还是审美经验;三是美学研究的方法究竟是本质论还是现象学。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看起来分歧很大,有的似乎还针锋相对,然而却未必是非此即彼、非对即错不可兼容。形成各种不同的观点,或许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或许是基于不同的美学观念,然而都是基于同一个美学事实的问题,只不过各自反映或揭示了它的不同方面,其实都各有一定的道理和启示意义。本文对此略加评析,向学界同仁请教。

  一、当代美学研究的对象与中心问题:美还是审美 

  通常所说以什么为研究对象,其实有两个涵义:一个是指所要研究的现象或事物是什么,它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所以可称之为“事实对象”;另一个则是指所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即要从这种现象或事物的事实性存在中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来进行研究,这或可称之为“问题对象”。对于美学研究而言,如果要问“美学研究什么”?也同样是从这样两个方面来回答的:一是指美学以什么样的现象或事物为研究对象;二是指美学究竟研究什么样的根本问题。这两个方面显然又是相互关联的,有时候容易区分,有时候又特别复杂纠结。

  对于前一个方面,在美学史上曾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在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中讨论“美是什么”时,所举例子就涉及自然界和人们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或事物;黑格尔则把美学研究的对象限定于艺术,而把现实中的其他事物排除在外;鲍姆嘉滕(有的译为鲍姆加登、鲍姆嘉通等)则又把人对事物的感性把握和情感反应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等等。在当代美学研究中,人们对于美学研究事实对象的认识比较一致,就是把自然美、现实美和艺术美,以及人们的审美意识和创造活动也都纳入其中。而对于后一个方面,即美学要研究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学界的分歧就比较大了。在新时期前后,学界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首先应当回答“什么是美”的问题,也就是要研究“美之为美”的本质特性是什么?所以在各种美学教科书中,差不多都是把“美的本质”作为中心问题提出来论述,一方面追溯和介绍美学史上各种关于美的本质的理论学说;另一方面阐述著者自己的认识看法,虽然阐述的具体观点可能各不相同,但基本思路是比较一致的。然而,从1980年代中期以后,在实践论哲学和美学讨论的背景下,出现了一种新的转型趋向。一些研究者认为,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不是“美”而是“审美”,应当把“审美”作为首要问题提出来研究,甚至要从根本上把“美学”更名为“审美学”,并且陆续出版了一批以“审美学”命名的著作,一场“美学”与“审美学”的争论便由此而起。祁志祥在《乐感美学》中对这一争论做了综合评析,可以给读者一些有益的启示。①

  在笔者看来,这种美学研究的分歧与转向,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美学观念的分歧,也可以看成是当代美学观念的嬗变。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美学观念的分歧与转向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历史的观点看,可说是源于两种不同的美学传统。通常说美学是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是因为对“美是什么”的探讨具有古老的传统,而作为美学学科的系统建构则又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当代美学学科的基本观念,实际上是从西方美学传统继承发展而来的。从当代美学观念反观其历史传统,可看出它的两个主要源头:一个是来源于柏拉图的古典美学传统;另一个是来源于鲍姆嘉滕的现代美学传统。虽然在我国当代美学论著尤其是美学教科书中,对各种美学理论都有所介绍,但构成其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观念却是有所不同的。

  过去占主导地位的美学观念,把美学理解为“美之学”,把“美是什么”即美的本质特性作为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这显然是来源于柏拉图的古典美学传统。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中的“大希庇阿斯篇”所专门讨论的,就是“什么是美”或“美是什么”的问题。苏格拉底和希庇阿斯对话讨论的思路和步骤,先是比较直观地讨论“什么东西是美的”,比如一位漂亮的小姐、一匹漂亮的母马、一个美的汤罐等;然后继续追问“美本身是什么”,也就是使一件美的事物成其为美的这个东西是什么,由此寻求各种回答。比如说是黄金或象牙等,这是从事物本身的特性着眼;或说是“恰当”,这是从事物的某种特殊品质着眼;或说是“有用”“有益”,这是从事物的效用价值着眼;最后讨论到“视听快感”,这是从人的主观感觉着眼。在这场讨论中,“美是什么”是个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方面指向美的事物,这就关涉研究对象问题;另一方面则指向追问“美本身是什么”,这便关涉美的本质问题;由此追寻下去,涉及事物的有用和有益,这是美的价值功能问题;涉及从事物获得视听快感,这就成为后来所说的“美感”问题。我国过去占主导地位的美学理论,差不多就是围绕这些基本问题展开的,因此可以说它是根源于柏拉图的古典美学传统。

  后来兴起的以“审美”为中心的美学研究,则是来源于鲍姆嘉滕的现代美学传统。德国哲学家鲍姆嘉滕被称为“美学之父”,是因为他在1750年出版了以Aesthetica(英文为Aesthetics)命名的专著,他创造了这个术语,并且用它来指称一门研究感觉或感情的独立学科,为其建立了比较系统的理论。Aesthetics在中文翻译中通常译为“美学”,也有的译为“美的哲学”“审美学”“美感”等。②译名的不一致当然是个问题,在中文语境中会带来望文生义、各取所需的理解和阐释,但这并不见得很重要,我以为更值得重视的还是美学观念上的问题。很显然,鲍姆嘉滕所使用的Aesthetica具有“感觉学”“感性学”“情感学”的涵义,它所研究的对象以及目的是“感性认识的完善”,他说:“美学的目的是感性认识本身的完善,而这完善也就是美。”③这应当说是一种现代美学观念,与柏拉图所开创的古典美学传统有很大的不同。如上所说,柏拉图美学讨论的中心问题在于“美本身是什么”,这是一个形而上学问题,显然与古希腊本体论哲学和理性主义的繁盛有关。而鲍姆嘉滕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感性认识的完善”,这是一个与人的感觉、情感的丰富完善相关的“经验的科学”问题,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现代“人学”问题,这恐怕与欧洲启蒙运动背景下,反对过于强大的理性传统和追求人的感性解放的时代要求有关。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美学观念,究竟是看成对立的还是相通互补的,这正是当代美学研究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后面再说。 

  其次,再从现实根源来看。过去的美学研究把“美是什么”作为根本问题,把美的本质特性研究放在首要地位,实际上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唯物论哲学观念相关。这种几乎统摄指导一切学科的唯物论哲学观念,一是强调存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二是强调要透过现象把握本质;三是要求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去掌握事物的本质规律;四是要求理论指导实践为现实服务。而这种从古典美学传统继承发展而来的美学观念,便差不多与这种唯物论哲学观念相契合,并且也与那个时代对现实主义美学、文论的要求相适应,它之所以成为那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美学观念,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随着实践论哲学和美学讨论的不断深入,美学观念也随之发生嬗变,美学研究的重心从原来的偏重关注“物”(审美对象),逐渐转向偏重关注“人”(审美主体);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也由原来的偏重研究“美之为美”的本质论,转向偏重研究审美活动(审美实践)、审美关系,这与文学研究中以“文学作品”为中心转向以“文学活动”为中心是相互呼应的。由此可见,当代美学研究由原来的偏重研究“美”,转向偏重研究“审美”,是有深刻的现实根源的。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这两种不同美学观念的分歧呢?应当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呢?有学者站在“审美学”的立场,认为我国学界误译和误解了鲍姆嘉滕的美学,把本应为“审美学”或“感性学”的学问,误解为“美的学问”,将“美的本质”视为美学的第一问题或核心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理论陷阱。反思其原因,显然与柏拉图形而上学美学观念的影响有关。柏拉图是重“理性”轻“感性”的典型代表,他更关心的不是“美的事物”而是理念式的“美本身”,也就是追问“美的本质”。而鲍姆嘉滕对美学的最大贡献,正在于将柏拉图式的“美的本质”问题转化为“审美”问题,这也正是西方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之间的历史分野。④在论者看来,这两种美学观念是彼此格格不入的。但也有学者站在“美学”的立场,认为两者并非彼此对立互不相容,鲍姆嘉滕的著作既可译为“美学”也可译为“审美学”,其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仍然是“美”,只不过他把“美”看成是“感性认识的完善”。⑤因此可以说,“‘美’包含‘审美’,‘美学’包含‘审美学’,也可译为‘审美学’,但作为学科名称,还是保留‘美学’译名更为合适。由于在中文中‘美’与‘审美’是两个概念,‘审美’必须以‘美’为存在前提,因此,对‘美’的追问是美学研究回避不了的问题,也是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美学就是‘美的哲学’,是‘美之学’。”⑥很显然,这里是主张把“审美”包含在“美”的研究之中。

  不过,在笔者看来,“美”与“审美”是同一个美学(审美)事实的两个方面,就像寓言故事“金银盾”那面盾牌的两面一样,彼此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无论是强调以“美”为对象或中心问题,还是强调以“审美”为对象或中心问题,都只是表明美学观念的不同,各自偏重于看到和强调同一个美学(审美)事实的某一个方面,这并不意味着孰高孰低,或者说哪一个问题更重要。从美学研究的实际而言,美学观念的不同,只意味着会选择不同的进入美学殿堂的入口,一旦进入到美学殿堂之中,美与审美的问题是彼此互通的。比如,选择“美”的问题作为切入点,要讨论美的本质特性问题,仅仅着眼于事物本身的特性是肯定说不清楚的,必定要把事物放到一定的审美关系、审美活动之中,联系审美主体的美感才能得到切实的说明。反过来也一样,如果选择“审美”问题作为切入点,要讨论审美的特性与规律问题,无论是把它理解为审美关系、审美活动,还是主体的审美感悟认知,它也肯定离不开对事物“何以为美”的回答。所以说,“美”与“审美”只意味着对同一个美学(审美)事实的不同的观照点、研究的切入点,它们本身是彼此互通的,也是可以互相包含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把两者分离开来乃至对立起来,并不符合美学(审美)事实,当然也不利于推进当代美学研究。 

  二、当代美学研究的价值目标:美的认知还是审美经验 

  这里问题的涵义是,在当代美学研究中,是以认识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来研究美学问题,还是以审美经验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来研究美学问题?这种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就会直接影响到两个方面:一是美学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建立以美的认知为主导的美学理论,还是建立以审美经验描述为主导的美学理论?二是对于美学现象或审美活动的研究,是主要把它看成一种美的认知活动,还是主要把它看成一种感性经验活动?由此而形成的美学价值导向显然是各不相同的。

  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新时期初的美学,通常被称为“唯物论美学”或“认识论美学”,其特点在于,主要以哲学认识论的观念和思想方法研究美学问题。195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所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认识“美的本质”,无论是客观论、主观论,还是主客观统一论,实际上都是在认识论的范围内讨论问题。还有文艺学界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也同样是在认识论的范围内进行的。直至新时期初,以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为代表的美学理论,基本上是以认识论的观念为主导而建构的。1980年代中期实践论美学兴起,开始改变原来认识论美学的基本格局。实际上,实践论美学并不排斥认识论,因为包括审美实践在内的任何实践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认识,只不过,它要努力克服过去认识论美学“见物不见人”的弊端,更为重视和强调审美实践中主体的能动作用,并且将审美实践的价值功能更多导向主体精神的丰富与完善,这显然更符合改革开放后的时代要求。此后美学研究进一步向审美论的方向发展,审美活动中人的感性经验的特征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强调,而审美认知的因素则往往被忽视,造成当代美学研究中认知性维度的严重缺失。有学者对此加以反思,认为过去的唯物论美学往往“见物不见人”,缺乏对于“人”本身的关注,忽略了个体感性的价值。于是,强调感觉经验和情感体验成为新的理论生长点。因此,新时期以来对“个体”“感性”价值的宣扬和肯定,是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的。但也带来了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审美空灵化”和“审美虚无化”。“将审美作为一个独立的、与世隔绝的思想境界。从庄学到玄学,审美体验越来越高远,其境界越来越空灵。当美学中没有了认知而只有体验、没有了现实而只有生命的时候,美学势必遮蔽了对现实生活的关联这一维度。”“美学研究中认知性维度的缺失,使得美学难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⑦这种现象的确值得引起注意。

  在近一时期的美学研究中,似乎存在着某种“回归鲍姆嘉滕”的趋向,一些人认为美学研究应该抛开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不必总是纠缠于美的认知,而更需要回到鲍姆嘉滕所强调的感觉、感性和情感,这才是美学研究的正道。有学者指出,柏拉图的美学其实是“反感性”的,是与鲍姆嘉滕的“感性学”格格不入的。鲍姆嘉滕的思想脉络可以简单地概括为:高级认识能力—理性事物—逻辑学/低级认识能力—感性事物—感性学。鲍姆嘉滕所关注的核心是“低级认识能力”,正确理解这一理论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不应该将之纳入国内通行的认识论哲学所确定的“认识过程”来理解;二是这种“低级的认识能力”实质上是一种“作诗能力”,是如同维科所说的“诗性智慧”,这是一种有别于“理性智慧”的独特智慧。以之为基础的作诗能力、读诗能力绝不是一种“低级的认识能力”,在很多情况下这种能力甚至很“高级”,甚至高得远远超过能够达到“理性认识”的所谓“高级认识能力”。因为受制于当代中国主导性的认识论框架,中国当代美学曲解了“认识”一词,从而偏离了鲍姆嘉滕美学的重心“认识能力”,以至于我国美学论著很少认真研究“审美能力”这样的关键词。⑧论者用“作诗能力”“诗性智慧”“审美能力”这样的概念,来阐释鲍姆嘉滕的“感性学”或“低级认识能力”的理论,的确能给人许多启发。但问题在于,是否要把这种“低级认识能力”或“审美能力”“作诗能力”与理性认知对立起来?我们可以说“诗性智慧”有别于“理性智慧”,但不能说“诗性智慧”必定排斥“理性智慧”。正如说“形象思维”有别于“逻辑思维”,但“形象思维”并不必然排斥“逻辑思维”一样。作诗当然是一种“诗性智慧”,但不能说其中没有理性因素。如苏轼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白居易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能说其中只有“诗性智慧”而没有“理性智慧”吗?审美无疑是一种以感性化的感受体验为突出特征的活动,但也不能说其中没有理性化的因素蕴含其中,否则,这种“审美能力”就不可能达到较“高级”的程度。 

  本来,用“感性学”或“低级认识能力”的概念来解说审美现象,一方面固然突出了感性化的感受体验的特点,但另一方面可能也有缺陷,容易引起误解。尤其是在中文语境中,更容易引起望文生义的简单化理解。笔者就曾看到有研究者这样引用和阐释鲍姆嘉滕的美学理论,说他把美学定义为“感性认识的科学”,这是不同于理性认识的思维方法,它属于“低级认识论”,即认识上升到理性的初级阶段。“鲍姆加登把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类,说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既是两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也是认识事物的两个阶段。他认为审美属于‘低级认识论’,指的就是初级阶段的审美。”由此,论者得出结论说,审美不是文学的功能,因为文学不属于初级阶段的“低级认识”;对于文学批评而言,“只有当对文学的认识上升到理性阶段的时候,即超越审美阶段的时候,对文学的认识才进入批评的阶段,才构成认识文学的完整过程。”⑨在这里,论者就正是把鲍姆嘉滕的审美理论纳入到国内通行的认识论哲学所确定的“认识过程”来理解了。实际上,如果从思维方法的意义来理解,审美活动并不是一般的感性、感觉、感受,而是一种“感悟”;它不是所谓感性思维或理性思维,而是一种近似于佛教禅宗的“悟性”思维,所以我们常会使用“审美感悟”的说法。在这种审美感悟当中,就既融合了感性思维,也融合了理性思维,是两者水乳交融的统一体。因此,把审美理解为一般的感性、感觉、感受,把“低级认识能力”放到一般的认识论哲学中理解,是片面有害的。

  从美学发展的历史维度来看,应当说,鲍姆嘉滕提出“感性学”的理论是有特殊背景和意义的,这就是有感于从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和美学中理性主义传统过于强大,往往造成对人的感性生命、感性能力的过度压抑。针对这样一种现状,提出“感性学”来补偏救弊,努力追求“感性认识的完善”,应当说具有人性解放的重要意义。而且如上所说,审美活动本身就是以感性化的感受体验为突出特征的,因此,把美学或审美学理解为“感性学”“感性认识的完善”也似乎顺理成章。但是,却不能由此进行反推,说过去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美学就完全错了,现代美学可以不要理性、应当拒绝理性。我们同样可以站在“人学”的立场上来讨论这个问题:感性和理性都是人的特性,真正完满的人性应当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忽视或缺失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说是人性的完善。在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要求从动物性的感性生命活动向理性精神层次提升,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无疑具有历史进步意义。而当这种理性主义过度膨胀造成对感性生命的压抑,则又必然要求反抗理性而解放感性,这是合乎人性要求的,也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但是,如果这种反理性的感性解放走过了头,造成人欲横流人性沦落,那就肯定还需要有新的理性精神来加以救治。历史的运动往往是螺旋型推进的,需要用历史的观点来加以理解;而学理性的思考则可以按照“正—反—合”的辩证逻辑来加以把握,任何片面和偏激都不利于对事物的科学认识。

  以上所说主要是针对如何看待审美活动的特性而言,至于美学研究本身,当然也需要与此相适应。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那样,美学研究应当感受与思辨并重,既要避免脱离审美经验,也要反对“去理性化”。一方面,“美学是研究形形色色的审美现象的学科,美学理论的提炼必须以大量的对审美现象的感受为基础。如果割断审美经验,美学理论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对于美学研究而言,光有敏锐的现象感受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透过现象概括本质、建构理论的思辨能力……如果沉溺于经验描述而不能自拔,体现不出理性思辨的深度和广度,经不起逻辑的严密推敲,这样的‘理论’就不是名副其实、令人信服的美学理论。”⑩这里所讨论的问题一目了然,所阐述的道理不言而喻,自然无须多论。 

  三、当代美学研究的方法:本质论还是现象学 

  如前所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长期流行唯物论或认识论美学,它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在于“美是什么”。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便代表了这样一种美学观念,它把关涉美学研究对象的基本问题,都集中指向本质,包括审美对象的美的本质和根源,审美意识的本质特征,艺术的本质及其规律性等。(11)并且强调:“美的本质问题的解决,是解决美学中其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它决定了作为它的反映形态——审美意识的本质特征的解决。”(12)与这种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相适应,在研究方法上也主要是采用本质论或形而上学的方法,并且把这种研究方法划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这种美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一度很流行,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如果追溯起来,这种美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应当说是来自西方美学,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以来的古典美学传统。有学者对本质论思维方式的特点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阐释,认为在西方哲学中,本质论与本体论相通,“本体论哲学的思维方式就是:在面对对象事物时,首先追问对象事物是‘什么’,首先为对象事物定性——将对象分解成‘现象’与‘本质’两个层面,然后用那个使事物成为事物的‘什么’也就是‘本质’(从其逻辑上看是唯一性和终极性的)给对象事物下定义。这种思维方式基于一种二元对立和一元决定的分析—演绎逻辑,将存在等同于本质,并表现为对本质的终极追问和绝对确立,我们称其为本质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已经具有全人类性,是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13)对于这种思维方式,在过去认识论美学研究中,是人们所广为熟悉的。

  1980年代以后,当代美学研究发生了由认识论向实践论、审美论的转向,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也由追问“美是什么”,转向关注审美活动“如何”。与此相适应,美学研究方法也更多转向了现象学的方法。这种美学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同样是来自西方现代美学的影响,即主要来自鲍姆嘉滕的现代美学传统和胡塞尔等人的现象学思想方法。关于现象学方法的特点,学界有各种阐释,比如,海德格尔说:“‘现象学’这个词本来意味着一个方法概念。它不描述哲学研究对象所包纳事情的‘什么’,而描述对象的‘如何’。”(14)伊格尔顿阐述说:“这种所谓的‘现象学的归纳’,是胡塞尔最重要的行动。一切非意识‘内在’的东西,都必须被严格地排除在外,一切现实存在的事物,都必须按照它们在我们思想里出现的情况,作为纯‘现象’对待,而且这是我们可以作为出发点的唯一确实的论据。胡塞尔对他的哲学方法所定的名称——现象学——便产生于这种主张。现象学是一种纯现象的科学。”(15)综合起来看,现象学方法最主要的特点,一是强调“回到事物本身”,维护一个可知的世界,把超出我们直接经验和意识本身的抽象概念抛开,或者放在括号内存而不论;二是注重对事物、现象和意识本身“如何”的具体描述,而不是抽象化、本质化的归纳概括;三是重视人的主体性和主观性,正如伊格尔顿所说,它“确立了人的主体的中心地位,实际上,它提供的完全是一种主观性的科学。”(16)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代美学研究的实践论和审美论转向中,这种现象学方法的特点的确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哲学和美学研究中,本质论的方法和现象学的方法各有特点。但现在的问题是,在当代美学研究中,这两种研究方法是对立或不能相容的吗?我们注意到,在美学和文艺学反本质主义的讨论中,有一种倾向是对本质论方法持否定态度,认为纠缠于对事物本质问题的追问,容易导致本质主义和思想僵化,只有回到现象学的方法,才能把握事物的本真形态。但也有些学者持比较包容的态度,认为二者可以并存。如曾繁仁先生就坦诚认为:“本人是力主当代中国美学由认识论到存在论转型的,同时也认为现象学方法是当代美学研究的一种相对比较科学的方法,现象学与存在论是本人所强调的生态美学的哲学立场。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由认识论到存在论的转型以及现象学方法的运用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他同时又表示:“现象学方法与本质论方法是当代美学研究中两种不同的治学方法与致思路径。前者是将美学作为人文学科,坚持美学是人学,审美是人的一种肯定性的情感经验,因此更多使用的是对这种经验的描述性论述。而‘本质论’则是试图从某种逻辑起点出发的研究方法。这种本质论研究方法与致思路径,当然承认美的客观性、概念的逻辑起点等。我个人认为这种逻辑的研究方法也不失为一种可以运用的有效方法。”他主张这两种方法可以相互讨论,共同推动美学研究的进步。(17)祁志祥教授在《乐感美学》研究中,从总体上显然更为偏重于强调本质论的研究方法,同时也主张综合运用包括现象学在内的各种研究方法。该著用了一个专章来讨论当代美学理论重构的方法论问题,借鉴美国学者格里芬提出的“建设性后现代”的方法论概念,将其置于中国语境中进行阐释,阐发了许多富有反思性和启发性的理论见解。(18)我理解这里所说的“建设性后现代”的方法,其基本精神大致有三个要点:一是强调反思性,即对任何研究方法的长短得失都应当加以反思,保持清醒的认识;二是强调建构性,即反思的目的不是要像“反本质主义”那样怀疑和否定一切,而是应当更多导向建设性的理论重构;三是强调综合性,只有综合兼顾取各种方法之优长,才能实现理论创新。对于论者这种观点和主张,笔者是非常赞同的。 

  这种“建设性后现代”的方法论视阈,并不只适用于本质论方法的反思,同时也适用于包括现象学方法在内的其他各种研究方法的反思。应当说,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自有其优长和局限,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种研究方法能够包打天下,解决所有问题。不同的研究方法,适用于解决不同的问题,就像长枪短剑各种武器各有其特殊用场一样。从我们面对的美学事实来说,审美现象显然是极为复杂的,其中有多方面、多层次的问题值得研究。对于形态各异的美的事物和审美现象,以及人们各不相同的审美经验,可能确实更适合运用现象学的方法来把握它“如何”存在的状态;但无论如何,其中也还是有一个“何以为美”或“美是什么”的问题,这就可能更适合运用本质论的方法来进行追问。

  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到“存在论”哲学视阈中来看,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说明。有学者在阐述本体论或存在论的观念时认为,Ontology是关于存在(即存在者)的学说或原理,它可以区分为几种不同的问题视域,如基础存在学,本质存在学(即本体论),存在方式存在学(即存在论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或本体的概念具有双重性:既可以指存在者的存在本身(具体事物),又可以等同于本质概念。在康德那里也可以作如是观,Noumenon作本体、物自体、自在之物,这是从存在(存在者)方面来理解,作为与现象相对的本体,这是从本质的意义上来理解。这一概念的双重性不仅对西方文化而且对现代汉语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人们在哲学、美学和文学理论中使用本体概念时,有时用它来指示存在者的存在本身,有时把它当作本质概念的同义语。(19)如果这种认识理解不错的话,那么任何存在物都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方面是事物的存在本身,它的存在方式、形态等;另一方面则是存在的原因、根据、本原、本质等。对于美学研究而言,前者指向对美的事物本身和美的形态,以及审美直觉经验的把握;后者则指向对“何以为美”或“美是什么”的认识,这些都应该说是存在论研究本身的应有之义。而对于这两个方面的现象和问题的研究,前者可能更适合运用现象学的方法,后者则可能更适合运用本质论的方法。这两种方法所面对的对象虽然相同,但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和目标指向却各有不同。因此,它们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而且也是符合存在论哲学的理论逻辑的。

  从当代美学研究的现实来看,可以说我们所面对的当代美学事实或审美形态,的确发生了某些与时俱进的变化,出现了许多现代审美的新形式和新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作为美学事实的基本性质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变化。要说当今的美学研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人们的美学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美学研究的方法也各有不同,这或许没有什么不好。笔者赞同曾繁仁先生的意见及祁志祥教授的倡导,各种美学研究方法都可以在“建设性后现代”视阈下得到新的发展,彼此相互讨论、互补融合,以期共同推动美学研究的进步。

  注释: 

  ①参见祁志祥:《乐感美学》第一章、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②祁志祥:《乐感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7页。

  ③[德]鲍姆嘉滕:《美学》,简明、王旭晓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18页。

  ④程相占:《朱光潜的鲍姆嘉滕美学观研究之批判反思》,《学术月刊》2015年第1期。

  ⑤⑥祁志祥:《乐感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6~38页。

  ⑦杨宁:《重建中国美学研究的认知性维度》,《中州学刊》2016年第5期。

  ⑧程相占:《朱光潜的鲍姆嘉滕美学观研究之批判反思》,《学术月刊》2015年第1期。

  ⑨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论文学的基本功能与核心价值》,《外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4期。

  ⑩祁志祥:《乐感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24页。

  (11)(12)王朝闻主编:《美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1页。

  (13)陈吉猛:《文学的“什么”与“如何”》,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14)[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35页。

  (15)(16)[英]特里·伊格尔顿:《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理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王逢振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54、56页。

  (17)参见曾繁仁为祁志祥《乐感美学》所作“序”,祁志祥:《乐感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乐感美学》所作“序”,祁志祥:《乐感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18)参见祁志祥:《乐感美学》第一章、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19)陈吉猛:《文学的“什么”与“如何”》,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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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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