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逻辑与路径

2017-06-01 09:45 来源:新华日报 作者:周显信 罗馨

 

  “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新型外交理念的高频率词汇,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生动实践。它蕴含的价值观和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这一理念也正逐步成为外交战略的“中国符号”。习近平总书记对“命运共同体”的一次次阐释,形成了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在外交关系中寻求最大公约数,既是大格局下的大智慧,也是时代的主旋律,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习近平“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三重逻辑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了无缝连接的同心圆结构,它们层层关联、层层递进,并且各有侧重。在推动其建设同时,更要注重其内在的逻辑关系,这也是促进“三体并进”、形成正向合力的基础。

  “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提出,都是从人民的利益福祉出发,是对人类发展命运的理性思考。“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延伸,“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与“亚洲命运共同体”是“利益相关、命运相连”的“共生存在”,中国的发展进步需要亚洲周边成员的协助,亚洲的繁荣昌盛同样需要中国的参与。中国坚持践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推动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和合作共赢、可持续发展的“安全亚洲”。“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也需要中国的鼎力相助,中国能够发挥带头和示范作用,实现“中国梦”与“亚洲梦”的共生共荣。

  “中华民族命运”与“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能好。”“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呼吁各民族同胞“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而且也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铺路,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和人民的幸福稳定保驾护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中国提供了发展进步的空间、繁衍滋润的土壤和茁壮成长的环境。“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不应是脱离世界而“圈地自封”,孤立中华民族的世界也将不是一个完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亚洲命运共同体”实现了“中国命运”向“人类命运”的过渡。坚持互利共赢原则,“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可产生“1+1>2”的溢出效应,甚至是“2×2>4”的乘法效应。今天的世界,联动效应无处不在,“蝴蝶效应”时有呈现。因此“亚洲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无疑也会带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亚洲属于世界,亚洲人民属于“地球村”村民。两者割裂不开,割舍不掉。正如安东尼·吉登斯所言:“共同体所刻画的社会模式代表着一种类似家庭或家园的亲密关系,共同体的生活理想一直蕴藏着社会团结的诉求”。

  促进三种命运共同体良性互动的现实路径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符合时代主题,与当下世界各国人民“思定、思稳、思和、思善”的内心愿景高度一致。目前国际仍存在诸多冲突与矛盾,但共同发展是符合各国人民长远利益与根本利益的。而如何形成“利益相关、责任相接、命运相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下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

  坚持“共赢主义”的发展理念。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的发展不可能独善其身,更不是你争我夺的“零和博弈”。合作共赢成为必然选择,“共赢主义”的时代俨然来临。对内,习近平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明确了全面建设惠及万民的小康社会目标,并强调坚持与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对外,中国坚定“和平外交”立场,呼吁与各国一道建设“大同世界”,“善其身”并“惠天下”,与世界和谐共赢、共荣共生。

  诚然,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价值观,价值观服从于国家的现实利益,但“单丝难成线,独木不成林”,“孤立者”是渺小的,而“命运共同体”是强大的、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的建立意味着共掌命运、共享利益和共担责任,这是建立在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前提之下,也是扩大利益交汇点的根本动力。“共赢主义”理念的树立,需要不同国家打破故步自封的“个体本位”,登高望远,打造通往“人类命运”的“长桥”,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理念,从“周边命运共同体”先行。兼容互鉴,互利共赢,“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不搞狭隘的“区域保护主义”。“命运共同体”的中国宣言,无疑成为推动人类和平共处的好声音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强音。

  弘扬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华。当今的社会是“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并存的矛盾体。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曾说:“冷战后的世界,冲突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西方崇尚“文明与野蛮”的二元思维方式,以文化较量和一己的利益考量为先。而中华文化倡导“和而不同”、追求和谐精神,强调一种圆融性思维和文化融合的态度,尊重和承认世界文化差异性,提倡与其他文化共荣共生。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不是偶然,是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价值和哲学观精华之大成,具有历史的延承性和当代的创新性。

  要实现命运共同体之间的共生共荣,首先需沿承“和同观”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合理面,正视并科学地对待他国文化,尊重彼此的国情与历史传统,抛弃地域偏见。其次要积极展开国家间的文化对话交流,以文化上的“同心同向”凝结彼此共同的命运,真正让三种命运共同体落到实处。

  促进世界人民“互联互通”。毫无疑问,各个国家乃至全人类之所以都可以形成这样一种共同体,最为核心和关键的因素是“利益共享”。当然勾勒这样一个同心圆结构,还有一些其它因素,如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等等,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理性的选择。

  只有各国积极展开交流合作形成“互利共生”的共同体,在区域经济合作基础上休戚与共,树立“团结、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才能促进最终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发展既要“内化”也要“外扩”,我们要促进新常态下的经济社会的协调前进,也要坚持开放发展。“新型国家关系”模式不仅是要经济上的合作日益紧密和谐,更需用文化交流的“软”动力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通过利益融合和文化的交流沟通,为人民搭建友谊平台,形成战略上互信一致、经贸上互通有无、人文交流友好频繁的互利共赢格局。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更是以物理空间上的互联互通实现心灵上的联结,开创了人类未来发展新动力,最终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作者分别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教授、博导,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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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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