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雅各比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2017-06-06 10:18 来源:《江海学刊》 作者:黄其洪 邹勤

  On Russell Jacoby's Critique of "Orthodox Marxism"

  作者简介:黄其洪,1979年生,西南大学三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邹勤,1991年生,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在《失败的辩证法》一书中,雅各比分析并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过度革命化倾向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和人道主义灾难,“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化倾向所带来的对个体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彻底排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化倾向所带来的与资本主义的同质化危机。这三种倾向在哲学上根源有所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都是由于对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误解或误用。为了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当务之急是要重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

  关键词:过度革命化/科学主义化/资本主义化/辩证法

  标题注释:本文受到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阿伦·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项目号:16SKB015),西南大学中央业务费重点项目“西方空间哲学与城市化理论研究”(项目号:SWU1609126),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号:SWU1509396)资助。

  原发信息:《江海学刊》第20171期

  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是晚近西方马克思主义中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目前,国内对雅各比的研究仅限于他的知识分子理论①,而雅各比的哲学思想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我们看来,这是必须要补上的一个理论缺环。对于雅各比哲学思想的研究,不仅有利于我们完善对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的清理,而且还有利于我们重构马克思的现代性和社会主义理论,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雅各比的哲学思想首先体现在1981年出版的《失败的辩证法》一书中(该书直到目前还没有中译本),在该书中他对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批判。他认为,为了要超越“正统马克思主义”,避免它的种种失误,必须恢复和发展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彻底激发马克思思想中的黑格尔因素,在与黑格尔的深层对话中实现对黑格尔的颠倒,从而实现对马克思哲学的重构。

  何为“正统马克思主义” 

  在雅各比看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直都存在着某些组织或者个人试图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的情况,他们往往把自己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重构和解释看作是正统,而把其他的理解或者解释看成是非正统,甚至是修正主义。为了凝聚人心和统一行动,为了给自己的行为寻找合法性根据,这样做,似乎是必要的,特别是对于一个革命性团体来说,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自1848年《共产党宣言》宣告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主要出现了四个国际性的共产主义组织,分别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和第四国际。虽然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经过与其他革命学说的竞争已经成为第一国际的指导思想,但是,由于马克思本人旗帜鲜明地反对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马克思的思想也还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世,当第一国际面临具体的争论或者困惑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可以及时发表自己的看法,指明或者纠正第一国际的航向。因而,对于第一国际来说,没有主张正统马克思主义和非正统马克思主义区别的必要。而对于第四国际来说,虽然自1938年成立以来在西欧、北美和拉丁美洲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是,它的否定性多于建设性,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为反抗而反抗的怪圈中,缺乏正面的意识形态建构。也许他们会自称自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的正统地位并没有得到传统的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承认。因此,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第四国际从来就没有取得正统地位,不足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对象。 

  雅各比非常明确,最早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是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核心的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②。恩格斯逝世以后,为了保证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保证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在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航向的基础上与时俱进,需要把某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系统塑造为正统,因而在恩格斯的基础上继续将马克思主义系统化就成为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斯坦、饶勒斯和奥古斯都·倍倍尔等人的理论和实践的任务。作为恩格斯亲密的战友、学生、遗嘱执行人和著作、书信的编撰者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一方面在理论层面补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伦理学缺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伦理学转向③,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沿着由恩格斯主导的《爱尔福特纲领》的方向继续前进,开拓出不同于传统科学社会主义的新的无产阶级斗争形式,即以议会斗争、和平转变和高福利国家为基本特征的民主社会主义新路线④。由于这种哲学努力和新的斗争路线适应了当时西欧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变化的新特点,这种新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体系一经提出,就在第二国际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从而被尊为“正统马克思主义”。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第二国际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各国议会中对各自国家政府的支持,宣告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本原则的破产,使得第二国际自行消亡。这个决定性的事件惨痛地说明了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体系存在着致命性缺陷,它将导致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背离。也正因如此,无论是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第三国际,还是以卢卡奇⑤、柯尔施⑥和葛兰西⑦为代表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对第二国际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展开了批判和反思,在他们的眼里,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修正主义”,一种向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全面投降,一种与资本主义同质化的蜕变。雅各比认为,正是由于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糟糕表现和自行解体宣告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正统”地位的罢黜⑧。

  十月革命成功之后,迅速崛起的第三国际接过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在哲学上回复到由恩格斯开启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路线,在实践上回复到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的总体性革命的1889年之前的马克思主义道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次回到由马克思主导的科学社会主义路线⑨。雅各比认为,在反对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化转向和议会斗争、和平转变、高福利政策的改良策略等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是苏联领导的第三国际的同盟军,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西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阵营共同推动了第三国际对马克思主义“正统”地位的抢占。至少在1956年之前,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苏联抱有好感,认为苏联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应该认真学习的对象,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哲学上从一开始就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不同的方向和问题意识,征用不同的学术资源,具有不同的理论兴奋点⑩。

  毋庸置疑,苏联及其代表的新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推动东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上,还是在反击法西斯主义对世界人民的蹂躏上,抑或是在影响西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改善西方国家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上,都曾经起到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成功的诱惑以及胜利的芬芳促进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显现出如何走向成功的严谨性”(11),“这在本质上是乐观主义的,因为这是无产阶级这一进步阶级的文学。这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公开和隐藏的逻辑以及最近的历史研究。”(12)当雅各比在上世纪80年代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行多重批判的时候,他笔下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绝对不是指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已经只是历史的遗迹,不构成对雅各比哲学思想的现实挑战,而以苏联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才是他真正需要进行理论和实践反思的对象。所以,可以明确地说,作为雅各比批判对象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是指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雅各比认为这种理论体系具有过度革命化、科学主义化以及资本主义化的倾向。 

  雅各比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过度革命化倾向的批判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标志着东方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半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通过无产阶级意识的极度高扬,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超越经济发展的阶段而能动地在一国率先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在两个基本点上突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判断:马恩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是率先在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而且是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苏联的成功使俄国人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领袖都相信,无产阶级意识的形成和宣传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他们似乎认为革命是可以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他们力图去总结人为地制造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并力图将这种规律应用到其他的国家,想通过这种方式加快资本主义体系崩溃的步伐,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正是由于俄国革命是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半资本主义社会发生的,因而当无产阶级政党夺取了国家政权之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依然面临着各种客观存在的现实的或者意识形态的矛盾,无产阶级政党为了迅速地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对这些矛盾采取激进的阶级斗争策略,对党外的敌对分子采取毫不留情的镇压,对党内的分歧也采用大清洗的方式。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对于这些国家过于超前,不是自然而然地在经济基础上产生的,因而,要使党员和群众在思想上与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是非常困难的,一段时间过去以后,又会出现意识形态的分裂。这样,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阶级斗争将隔一段时间来一次,不断进行革命。雅各比把这种倾向叫做过度革命化的倾向(13)。

  在雅各比看来,这种倾向产生的原因有:第一,“正统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意识能动性的过分自信。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极度高扬这种无产阶级意识的前提下取得成功的,他们天真地认为,只要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功地激发各国的工人阶级的无产阶级意识,十月革命的成功就可以在其他国家复制。“与无政府主义,工联主义,或理事会共产主义不同的是,它已经证明了自身,为效仿提供胜利的革命”(14)。第二,“正统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不得不面对各种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敌对势力或者思想的挑战,为了保证无产阶级政党领袖的权威性和党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就需要对党外敌对分子进行镇压,对党内异议分子进行清洗,为了使这些活动更加具有效力,对敌对分子和异议人士更具有威慑力,对一般党员群众更具有教育功能,一般情况下都会采用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第三,“正统马克思主义”在紧急时,可以将错误归咎于历史。雅各比论证说他们的错误不在于对历史的依附,而在于历史成为永久的、理论弊端的诉讼保险政策。理论或理论家从来都是正确的,不需要反思,如果实践中出了问题,责任不在于理论而在于实践。这样的意识形态论证,保证了革命领袖永远具有发动革命的权力,使这种能动的不断革命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

  雅各比具体分析了这种过度革命化所带来的危害:首先,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前提下不断革命,带来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社会动荡和人道主义灾难。雅各比以1934年苏联共产党第十七次中央委员会为例,此次会议“宣布该党在各方面都已‘获胜’。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现在是‘唯一的指挥力量’,官方把这次会议称为‘胜利者的国会’。但是,几十年以后,1956年,赫鲁晓夫的报告却指明了这些胜利者的表现:‘在139个被选出的十七大中央委员当中,有98人,即70%被逮捕和枪杀……1966名十七次党代会代表中的大多数……有1108名被指控革命犯罪而被逮捕或枪杀”(15)。仿佛这些永远在追求成功的“正统”政治家们背叛了他们的理念,从政治正确走向了政治错误。其次,这种过度革命化倾向不只表现在一国,随着革命的输出它还将在世界其他地区产生影响,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遍及欧洲和北美的大学生造反运动,即俗称的“五月风暴”。这些革命运动不仅造成了世界各地的社会动荡和人道主义危机,还对各自传统文化造成了致命的冲击,也妨碍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

  雅各比分析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过度革命化的哲学根源:首先,“正统马克思主义”犯了唯意志主义错误,背离了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在这里,雅各比提到了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到的“两个绝不会”的原理,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遗忘了马克思1859年的历史唯物主义命题,一味强调无产阶级意识的能动作用,一味强调革命领袖的意识形态灌输作用,才会走向这种过度革命化的倾向(16)。其次,“正统马克思主义”错误地理解了辩证法,真正的辩证法不仅强调对立,还强调统一,不仅强调异化到对方,还强调从对方中的回复。因而,在真正的辩证法看来,任何一个对象内在地就包含着两个方面,而且这两个方面相互成就对方,对抗中有统一。既然如此,革命领袖也不可能是绝对正确的,他也可能内在地包含着错误;反之,那些异议分子或者反动阶级也不可能都是绝对错误的,以至于必须通过消除他们生命的方式来消除他们的影响(17)。由于对辩证法的误解,“正统马克思主义”将一种辩证的原则知性地确立起来,以至于造成了绝对正确与绝对错误、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的生与死的对立,而且最终将这种对立演变为一方对另一方身体和生命的消灭,从而造成了令人痛惜的人道主义灾难。既然如此,恢复辩证法的真正本质,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就成为纠正“正统马克思主义”过度革命化倾向的必要环节。 

  雅各比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倾向的批判 

  在雅各比看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化倾向是与过度革命化倾向相联系的一种倾向。如前所述,苏联和后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革命都是发生在东方落后的前资本主义或者半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一种超前的行为,这就特别需要意识形态的建构功能,怎样才能让一般民众相信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呢,就是这种意识形态建构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其实,晚年恩格斯已经在有意识地回应这个问题,他采用的方法就是力图提出一个包括自然、社会和思维在内的大全的客观系统,把马克思主义论证为一种有关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客观的科学。这种努力典型地表现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的这种科学化努力被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继承并且得以系统化。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叫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它对自然界现象的看法与了解,理论基础是唯物主义。而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18)。“正统马克思主义”将作为自然方法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和应用到社会、历史和思维领域,企图复制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所获得的成就,从而达到最高的客观性和必然性,把个体的主观性和能动性排除在社会和历史之外。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现象:为了激发无产阶级意识的极端的能动作用就必须彻底排除个体的主观性和能动性,这就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倾向的最后的秘密。

  雅各比认为之所以恩格斯和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要采用科学主义化策略以论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主要的原因是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生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新的自然科学技术被迅速应用到工业领域、交通和通讯领域,带来了西方世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极大便利,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因此,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先是在西方世界,接着是在广大的东方国家,到处弥漫着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迷信,无论是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企业家还是普通民众,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相信自然科学的真理性和必然性。就连哲学要想获得存在的合法性也必须找到它与自然科学的关联,似乎只有哲学成为自然科学发展的工具的时候,才有存在的必要性。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才出现了现代意义的社会科学。孔德最初把社会学解释成为“一种特殊的物理学”,从其名称上我们不难看出孔德把社会物理学与自然科学视为一致。他认为“所有的现象都服从于变幻莫测的自然规律中。我们的任务在于……用一种观点去寻求对于规律的精确发现来把社会物理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降低到可能最低的数值……”(19)。雅各比还指出,就连作为哲学流派的维也纳学派也模仿和采取自然科学的步骤,寻求在哲学领域复制自然科学的精确性。他们将“‘科学的世界概念’解释为‘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并附上逻辑分析。用一种科学世界概念来寻求一种中立的公式系统……”(20)。因此,恩格斯和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化倾向实际上是对19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和东方世界普遍流行的科学主义思潮的一种主动的理论回应,当然,这种回应的目的是要为无产阶级意识的能动建构提供合法性论证。

  在雅各比看来,不可否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化努力曾经在激发人民群众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热情方面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从根本上却存在着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它混淆了德语“Wissenschaft”和英语“Science”之间的区别。马克思曾明确宣布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历史“Wissenschaft”,而“正统马克思主义”却将这种历史“Wissenschaft”降格为历史“science”。(21)历史“Wissenschaft”是本体论意义上的,这里面有很强的生存论的和价值的维度,因而不简单是人的认识的对象,同时还是人的理解和实践的对象,人既是客体又是主体。但是历史“Science”就只有认识论的意义,这里缺乏生存论和价值的维度,人只是历史的客体而不是主体,因为在这种历史“Science”中,人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只需要按照所谓的客观的历史规律执行即可,而革命领袖被设定为代表着历史的规律,因而只需要完全听从革命领袖的计划和安排即可。所以,这样的混淆,不简单是字句之争,而是涉及是否能够确立个人的价值和实践主体地位,能否确立个人的自由问题。其次,“正统马克思主义”标榜自己是科学(“Science”),指责其反对者违背了科学准则,认为它们是前科学的、非科学的、文学的、浪漫主义的、乌托邦主义的、历史的、人文主义的以及美学的等等。但是雅各比认为马克思本人却很少采用“Science”这个术语,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Science”与资本之间的联姻关系,对“Science”的意识形态功能也多有批判。马克思不止一次将自己从“科学社会主义”中分离开来,他还指责普鲁东迷信科学,“没有哪个思想派别比普鲁东更能随意抛掷出‘Science’这个语汇”(22),在另一个文本中还批判孔德的实证主义并没有找到理解社会和历史问题的钥匙。所以,这些事实都说明“正统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化理解违背了马克思本人的基本信念。最后,“正统马克思主义”丢失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则:历史性原则。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性原则指的是对任何一种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的分析都必须回到它所处的历史时代的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等要素中去理解,而这些要素都是历史性的,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和不同的结构,而且前后相续的历史阶段之间还有一种内在的制约关系。所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总强调不同历史结构之间的转换,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相互制约和继承,不同历史阶段的矛盾形式的整体性变化,等等。但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那里,“社会历史科学能够成为例如同生物学一样的紧密的科学”,历史似乎变成了一种线性的结构,只有连续性没有断裂性,只有统一性没有多样性。(23)历史性原则的遗忘,使这种所谓的历史科学变成了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所说的“无人身的理性”,一种神秘的独断主义的东西。可以料想,如果马克思见到了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他也一定会像1879年对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4)。 

  雅各比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化倾向的批判 

  雅各比最后还分析了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化倾向。由于“正统马克思主义”都是在东方落后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当无产阶级政党获得专政地位之后,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使自己的国家缩小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的差距,如何迅速地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因为只有这样,他们的国家才能打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而获得经济上的独立,这是涉及他们国家的基本生存的问题。而现代化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是首先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下获得发展的,对于这些后起的工业化国家而言,他们自己民族的历史中并没有任何的工业化经验可以借鉴,他们唯一可以借鉴的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因此,一方面他们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另一方面他们为了自己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又不得不强调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学习他们的工业革命、管理制度和生产技术,为此,他们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的历史进步性。在很多时候,由于事情的急迫性,至少在经济层面他们对后一方面的强调超过了对前一方面的强调,以至于人们在经济上遗忘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别。列宁说:“承认资本主义的先进性这一角色是非常和谐的……与对于资本主义消极的和黑暗的完全认知。”(25)其次,“正统马克思主义”把殖民主义叙述成为“只有忍受资本主义的痛苦,原始人们才会达到文明。因此我们的责任不是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26)。也就是说,在意识形态上,“正统马克思主义”由于对资本主义的肯定而肯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东方国家的殖民统治,认为这种殖民统治是东方国家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必由之路。最后,雅各比还指出,为了迅速追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步伐,“正统马克思主义”对科学和技术的渴望甚至超过了西方的资本家,他们极度重视科学和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意义,而丝毫没有反思到科技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和资本主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人的劳动异化的原因之一。恰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把对科技的意识形态性和异化特征的反思系统化。总之,在雅各比看来,“正统马克思主义”屈服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殖民主义与科技,从而表现出强烈的与资本主义的同质化倾向。

  雅各比认为,“正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资本主义化的倾向,一方面与他们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有关,与他们急切想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迅速实现自己国家现代化的心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们由于缺乏真正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而误解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判断有关。在马克思本人那里,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曾经在历史上起过十分革命的作用,高度肯定资本主义对西方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的积极意义,甚至对资本主义在其殖民地所起到的推动作用给予了一定的肯定。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当然是渴望统治资产阶级的最后人群’,然而‘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最好是忍耐,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创造出的物质财富意味着一种新社会的基础,而这种基础能够解放你所有,而不是回到过去的社会形式……使整个国家回到中世纪的野蛮状态’。”(27)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在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异化和物化现象,而且自身产生出一种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一定包含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外部包含资本主义世界中心与边陲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必将日益突出,这些问题都将导致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到来。因而,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整体性替代。但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由于以上所说的那些原因,在现实的决策中只强调某一方面而忽略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判断的统一性,以知性的方式处理一个辩证的问题,结果出现了这种资本主义化倾向。这是在意识形态上向资本主义的投降,有了这样的倾向,“正统马克思主义”接受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就是理所当然的。

  在雅各比看来,“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化倾向带来诸多影响。首先,“正统马克思主义”大力肯定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殖民主义和科学技术,容易导致在意识形态上对资本主义的屈服,使社会主义丧失文化主导权。公民容易怀疑国家领导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的忠诚,从而一方面使有关社会主义的宣传变成无人相信的说教,另一方面在思想上使反抗社会主义的势力变大,容易引起国家的政治动荡。其次,当“正统马克思主义”一味追求工业化、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容易陷入到数字崇拜中,因为这些东西都可以在数字上得到衡量。一旦整个国家的工作主要以这种数字化的方式进行的时候,人文的东西、宗教的东西和伦理道德等领域就容易遭到忽视,整个民族将因此而缺乏必要的反思和批判的能力,这将进一步强化集权和专制,个体的主体性将遭到抹杀。最后,“正统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化倾向造成了现实的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对资本主义的投降,这让许多激进的思想家感到失望。为了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寻找到从整体上超越资本主义的方向,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独立的思想探索,威廉·莫里斯、马尔库塞、恩斯特·布洛赫、安德烈·布雷东和赖希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在雅各比看来,这些探索虽然没有断绝与保守主义、浪漫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联系,但是,它们毕竟给人类提供了新的希望(28)。因此,这似乎也可以看作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化倾向的一个间接的积极结果。换言之,正是这种资本主义化倾向倒逼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乌托邦精神的发展。雅各比认为,这是极为必要的,但是可能首先需要做的是,重新全面而准确地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才能避免资本主义化倾向和单纯的乌托邦的两极。 

  在我们看来,雅各比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三种倾向的描述、分析和诊断是深刻的,在经历了斯大林的大清洗、“文化大革命”、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和苏东剧变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写于1981年的论述,感叹它的深刻性的同时,也不得不钦佩雅各比敏锐而准确的预见性。这些理论反思,不仅对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具有解剖刀式的冷静和有效性,而且对于一切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运动都具有警示作用。既然在过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由于犯了上面所说的那些错误而招致重大的挫折,那么,我们今天在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要尽量避免重蹈覆辙。

  正如雅各比所言,由于对辩证法的误解,“正统马克思主义”将一种辩证的原则知性地确立起来,造成了绝对正确与绝对错误、革命与反动、先进与落后的生与死的对立,最终将这种对立演变为一方对另一方身体和生命的消灭,从而造成了令人痛惜的人道主义灾难。既然如此,恢复辩证法的真正本质,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就成为纠正“正统马克思主义”过度革命化倾向的必要环节。而为了纠正“正统马克思主义”科学主义化倾向,也必须恢复辩证法的总体性、自我相关性、结构性和层次性等特征,避免将历史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化,避免对历史进行线性化理解,恢复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辩证法维度同样成为完成这项使命的必要环节。最后,“正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会出现资本主义化的倾向,一方面与他们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有关,与他们急切想赶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迅速实现自己国家现代化的心态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们由于缺乏真正的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而误解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判断有关。我们不难发现,这三种倾向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原因:那就是对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的误解或者误用。既然如此,如何恢复辩证法的本性,如何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就成为真正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同样也就成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雅各比才花了很大的工夫去清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成为晚近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至于雅各比究竟如何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以及二者的关系,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笔者将就此话题以专文论之。

  注释: 

  ①雅各比的知识分子理论主要体现在《最后的知识分子:学院时代的美国文化》、《不完美的图像:反乌托邦时代的乌托邦思想》和《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这三本书里。据不完全统计,直到目前国内对雅各比知识分子理论研究的论文已经有20余篇。这些论文中的大部分都把研究视角瞄准到雅各比的知识分子概念、雅各比对知识分子消逝的成因的分析、雅各比有关知识分子消失现象的表现或影响的分析以及雅各比对此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其对我国知识分子的启示与借鉴等问题上。在所有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华东师范大学桂传俍的博士论文《雅各比的知识分子理论研究》(2009年)、丁帆的《消逝的知识分子就消逝在大学里?——〈最后的知识分子〉读札》(2010年)和姚建斌的《乌托邦与社会怨恨》(2015年)。可以说,直到目前,国内对雅各比知识分子理论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的学术共同体,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但是,对雅各比的哲学思想的探讨似乎是以本文作为起点的。

  ②⑧⑩(11)(12)(13)(14)(15)(16)(17)(19)(20)(22)(23)(25)(26)(27)(28)Russell Jacoby,Dialectic of Defeat——Contours of Western Marx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p.4,p.5,p.10,p.12,p.19,p.21,p.12,p.15,p.18,p.20,p.21,p.24,p.24,p.20,p.27,p.27,p.31,p.34.

  ③方章东:《第二国际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观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④托马斯·迈尔:《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概念》,殷叙彝等译,重庆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

  ⑤周立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页。

  ⑥张亮:《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开辟的道路》,《江海学刊》2009年第2期。

  ⑦孙民:《政治哲学视域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从葛兰西到拉克劳、墨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页。

  ⑨李涛:《恩格斯晚年的社会主义观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4年第4期。

  (18)《斯大林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77页。

  (21)黄其洪、蒋志红:《简论马克思对Wissenschaft的特殊用法》,《太原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24)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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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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