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坤:科玄论战再审视

2017-06-07 09: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韩立坤

  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发表“人生观”的演讲,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科学家丁文江之后发文批评这种观点,力主科学可以“支配人生”。由此引发“科学派”与“玄学派”之间的著名论战。而除了当时知名的科学家、哲学家如胡适、王星拱、吴稚晖、任叔永、唐钺、张君劢、张东荪、林宰平、梁启超之外,陈独秀、瞿秋白、邓中夏等马克思主义者作为第三派亦加入其中,运用唯物主义哲学对两派观点进行批判。

  具体来说,科学的拥护者认为:1.科学研究中的实证精神、逻辑精神、规则意识可以改造传统人生观。2.科学方法可以将人生观作为研究对象,并影响和规范人生观的具体落实。3.科学信仰更适合现代社会,传统天道信仰应该被拒斥。4.精神现象和思想观念中不可检验和实证的东西,比如自由意志、直觉、良心、境界,属于非知识的形而上学。

  玄学家认为:1.传统人生观应该进行现代改造。科学精神在其中应该发挥积极作用,但科学理性仍从属于道德良知。2.科学和科学方法不能全部适用于人生观,尤其在自由意志、情感体验、审美取向等方面,科学的因果律基本失效。3.“科学的人生观”应该超越“科学一元论”而尊重价值的多元化,科学的进步不能完全实现人类的幸福。4.形而上学作为人类的终极诉求,是超科学的,形而上学的问题是科学无法解决的,更无法取代。

  唯物主义者认为:1.物质决定意识。人生观是物质环境的产物,各种精神现象都是可知的,没有凭空产生的自由意志。2.本体论、宇宙论之类的哲学形而上学不是科学,更不能对科学发挥决定作用。3.科学的研究和实验,依据的是客观的历史、环境和规律,不但能够研究人生观,更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4.情感、价值、道德、理想等思想产物和精神活动反映特定的时代环境,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战对科学及科学方法的本质和范围,精神科学的可能性和对象,人生观的内涵,价值理性、审美理性与科学理性的关系,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本质,自由意志,情感价值信仰的来源,形而上学的对象、方法和范围,形而上学与科学的关系等问题均有涉及,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有待展开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研究讨论。因此,在当时尚未形成统一的哲学观、科学观的情况下,就去讨论横跨诸多学科的复杂课题,显然难以达成统一的标准和共识。然而,此次论战虽未能解决这个“宇宙间最大的问题”,却促成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证主义、道德理想主义三大主流思想的出现。而受论战影响,科学作为独立的存在,科学方法作为一种先进的方法论,科学精神作为一种理性表现形式,被正式纳入汉语哲学研究的语境和视域之中。科学的人生观、科学的哲学、科学的方法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思想史、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

  科学派主张一切价值的适用范围都必须落实在经验世界,否认任何超出经验世界的价值理性的知识合法性,这种“科学形而上学”依据的正是科学视域下的“一维物质的宇宙观”。而玄学家们则坚持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科学世界与哲学世界、科学规律与意义秩序之间的根本区别,肯定价值观念、道德理想的实在性、独立性、合法性,强调的是“多维存在的宇宙观”。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派试图构建物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在当时科学技术的显著成效的护助之下,明显在论战中占据上风。若按照此派主张发展,中国哲学可能会彻底抛弃神秘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传统基因,转向对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和科学语言的探究,在形式、内容和方法上高度类似于西方的科学哲学。但中国哲学的自身逻辑却在科学和玄学两派的短暂分化之后,迅速实现了两者的融合。不过,这种融合进程是以现代新儒家为主导的。这表现在,论战之后,中国哲学现代转型表现为继承传统观念重建形而上学。新一代学者梁漱溟、熊十力、张东荪、冯友兰、方东美、贺麟、牟宗三、唐君毅等人,均自觉反省科学理性,以形而上学和人生哲学作为中国整体现代化的文化标志和身份属性,以此捍卫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中的合法性。

  在论战近百年之后,面对科学时代环境的极端污染、资源的过度浪费、人文精神的萎缩,我们仍然需要继承前贤们提倡哲学思辨的批判精神、坚持道德和价值的宇宙观、肯定人文至上的正确做法。但同时,我们仍要警惕中国文化中人文传统强大的自我神化的惯性。新的玄学家将科学纳入到了人文宇宙与价值宇宙的图景中,较之前的学者们更具有开放性。但“科学的人生观”仍以道德理想和境界体验为主。这种人生观过于神秘的终极价值对现实生活的科学精神、契约文化、公共秩序形成了遮蔽和消解。因此,当下正确处理科学和人文的冲突,仍然要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同时,借鉴科学派的合理意见。 

  (作者单位:沈阳大学思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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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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