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祥福:大众文化批判的方法论选择

2017-06-07 09:55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 作者:郑祥福

  The Methodology Choice for Popular Culture Criticism

  作者简介:郑祥福,哲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金华 321004

  内容提要:大众文化批判涉及基本的立场与方法等问题,并且必须正确地处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文化全球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以及消费文化与消费异化的关系。面对西方大众文化的各种立场观点,作者认为,必须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立场,才能真正处理好这三个关系,推进文化健康发展。

  关键词:大众文化/文化批判/方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

  标题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2BKS059)、浙江省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研究”(项目编号:11JCML0Z)的阶段成果。

  原发信息:《浙江社会科学》第201611期

  上世纪中叶以来,大众文化迅速成为当代文化发展的一股潮流,对于这样一种文化,人们褒贬不一,各种理解五花八门,其理论纷繁复杂。之所以出现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是因为相互间研究大众文化的方法迥异。因此,对文化研究方法论的选择尤为必要。

  一、大众文化批判必须面对的几个关系 

  当代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研究是从英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化主义开始的。英国的文化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有理查德·霍格特、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斯图尔特·霍尔等人。之所以此时形成了文化主义,一方面,是因为,逐步泛滥的大众文化开始占据整个社会意识的重要一席,主流文化遭到了侵蚀。大众文化的兴起严重地威胁到了高雅文化生存的地位,特别是使传统文化发展的方向产生了偏离。在此情况下,一部分坚持高雅文化是文化发展方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对大众文化进行批判是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使然。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是反传统的文化,尽管20世纪五十年代大众文化的兴起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但是,大众文化的兴起意味着传统的文化的衰落。这从意识形态上来说,大众文化的兴起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否定,这必然会触动一些传统文化卫道士们的根本态度。

  大众文化作为资本主义的文化、后现代文化或者是全球化的文化,其形成之后便产生了各种矛盾。面对大众文化的发展,文化批判面临着如何处理以下三个关系:

  第一,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有了大众文化,文化的性质便得以改变,文化的商业化、工业化、拼贴等随之而来,传统的高雅文化迅速受到了大众文化的侵蚀,以至于传统高雅文化的卫道士立足于高雅文化对大众文化进行全面的反击。高雅文化之所以受到了大众文化的挑战,一方面是因为高雅文化乃阳春白雪,能够与高雅文化为伍者寥寥:直到上世纪初,高雅文化已经发展到非常抽象的地步,高雅文化更是成了一些语言的孤岛,真正能够理解高雅文化的人为数甚少。另一方面,因为大众文化是下里巴人的文化,它有着大量的受众,不但创作者不用绞尽脑汁,而且大众也十分喜闻乐见,大众文化的创作者与受众可以形成对话,大家都是游戏的参与者。

  但是,大众文化的出现对于传统的价值观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高雅文化所推崇的真善美、人类理想等等在大众文化中已荡然无存,而大众文化所推崇的则是激情、原始行为、歇斯底里心理状态、性与暴力等等。大众文化以一种新的文化形式拼贴与剽窃原先的高雅文化,使高雅文化从原先的收藏品,一夜之间成为大众都能拥有的消费品。所以,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对立,是一种价值观、情感、思想立场之间的对立。这就是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矛盾的根源。 

  第二,大众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一个民族往往以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而有别于其它民族,没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就不成其为民族的独立性。诸如中国、日本、欧洲、美国等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文化,因为文化就是自己本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而大众文化由于无视文化的独特性,否定了文化与文明的一致性关系,无视文化反映真善美的本性与人类崇高理想的本性,特别是在当代媒体的引导下,完全成了一种消费品,所以,大众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与民族文化的发展相矛盾的。

  同时,大众文化是一种全球化的文化,这就必然引起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之间的对立。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认为,当今全球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由于视觉文化是由西方世界较早地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所以在全世界形成了一种文化的霸权,即“文化帝国主义”。由于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一种派生物,所以,文化帝国主义便体现为对其它国家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统治形式。发达国家的文化从原来为资产阶级的少数人服务转变为向全球渗透,成为全球大众娱乐性的主体,特别是当代的大众传媒,充当了文化全球化的强有力媒介,所以也可以称这种文化为“媒介的帝国主义”,其实质就是原来西方国家军事扩张、经济扩张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在论述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的全球化过程时的主要出发点在于指出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而不在于批判文化帝国主义的扩张本性。他们认为,大众文化向全球的扩张是必然的,是消费主义发展的必然,它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从根本上引导了全球文化发展方向。在这样一种趋势中,人们只能顺从它,而无法抵御它。而萨义德则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分析认为,各种文化的冲突、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必将随着东方文化的复兴,使全球的文化结构发生变化,真正转变为多元文化共存的局面,无论是西方文化霸权还是东方主义,最终会走向融合。

  第三,消费文化的发展与消费异化的关系。鲍德里亚认为,在当代西方科学技术影响下,社会中人与物的关系是一种“主—奴”关系,但是,当今社会的人们已经丧失了消费的主动性,在现代媒体的狂轰滥炸下,消费已经被异化,沦为了媒体所控制的对象。这种分析类似于马克思《1844年巴黎手稿》中对异化现象的分析。同时,鲍德里亚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一个超真实的、仿真、拟象的商品化社会,交换成为第一原则。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消费为主体的社会,这个社会已经不再有获得最大利润和生产理性化之间的矛盾,而是潜在的无限的生产力与销售产品之间的矛盾,因此与马克思时代不同,当代所要批判的是资本主义的消费结构,而非生产方式。消费是新生产力的象征,但是这种消费是经过当代社会的广告等进行培训的,全部媒体都在发挥着对人们进行培训的作用,媒介是物品生产者的同谋,是整个社会生产与消费的操纵者,它是一种预言性的话语,不是让人去理解,而是让人去希望,它仅仅是一种符号。

  人们在消费中被奴化,人成为媒体控制的对象,成为大众文化消费的对象,在文化消费中人们丧失了独立斗争的意志,就完全臣服于大众文化。丢弃了一个民族成员应有的气节,丧失了自个独立的价值观和民族性,就无法真正做到自强自立。如何发展本民族文化,如何使本民族文化像大众文化那样走出国门、流向其它国家,成了人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西方学者的文化批判立场 

  文化批判具有独特的方法,一是因为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我们不可能割断它与传统的联系;二是文化是以现实的社会发展为基础的,如果仅从思想观念的角度对文化进行批判,这显然不可能触及文化的本质。从传统的文化研究来看,文化属于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意识形态,属于政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但是,从今天大众文化的发展来看,文化还是一种生产方式。因此,对文化的批判与研究无疑是需要选择某种方法论的。

  如果我们概括历史上文化批判的状况,那么大致可以得出如下几种方法论观点。

  首先,精英文化主导论。自从有了大众文化,文化第一次成了人们讨论的焦点。斯道雷认为,“为大多数人服务的通俗文化一直是少数掌权者的心病。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一直认为必须对没有掌握政治权力的人的文化实施控制,密切观察其不安分的迹象;通过保护和直接干涉,不断实施调整。”①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新型劳资关系的确立,文化也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有了自己的文化,因为适合于各个阶级的共同文化并不存在。汤普森对于这样一种工人阶级文化的崛起似乎是兴高采烈的,他持欢迎的态度。但与此相反的是马修·阿诺德等人则坚持以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的立场来对待这种工人阶级文化。于是乎就形成了两种文化观的对立。我们将阿诺德等人的文化研究视角称之为“精英文化主导论”。

  阿诺德把文化看作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手段。他说:“文化力促我们认识的完美:和谐的完美,将美和智两个方面集于一身的完美,将‘两件最高尚之物’结合起来的完美。”②“文化……能起到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作用,因为文化专注于看清事物本相,引导人类走向更全面、更和谐的完美。”③在阿诺德眼中,第一,文化就是知识;第二,文化是对知识的传播;第三,文化就是将知识运用于内心和精神修养的手段;第四,文化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而对于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阿诺德则认为它是一种无政府的表现形态。他对于工人阶级的评价是非常恶毒的,在他眼中,贵族一直是社会安定和发展的代言人,他以高雅斯文著称,实际上它已形象地代表了“美好”,或者说成了优美的影子。而工人阶级则不然,它具有野蛮本性,是粗鲁的同义词。他说:“再来说说我们的劳工阶级。这个阶级因一直受到日常物质之需严重匮乏的困扰,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国民思想的核心和堡垒,即认为理想的权利和幸福应是能随心所欲。”④这意味着工人阶级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阶级,他们往往有政治煽动,思想上倾向于劣质的娱乐。所以,对于工人阶级,阿诺德认为必须采取教育的方式,通过教育让他们放弃大众文化,教育是通往文化的美好和光明之路。当然,教育的方式不是唯一的,真正要防止大众文化的流行,就需要一次自上而下的革命,即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引导一场防止大众文化的革命,因为主动变革比被动受制于人更好。为了克服无政府状态的出现,一是采取强制的措施,通过高压政策确保不再出现海德公园式的骚乱,二是通过灌输文化来达到美好和光明。 

  利维斯主义的大众文化观同样隶属于阿诺德文化观的范畴。利维斯的观点认为,大众文明及其大众文化形成了一条破坏的战线,它是培育无政府主义的温床。“工业革命带来了种种变化之后,平民文化分裂成两种文化:一种是少数人文化,另一种是大众文明。少数人文化体现了‘世界上最好的思想和言论’的价值与标准,现在成了一种文化传统。这是一种有教养的少数人的文化。它的对立面是大众文明。它包含了大众文化,一种‘没有受过教育’的大多数人消费的商业文化。”⑤利维斯还举证了工人因大众文化而致力于娱乐耽误工作的例子来说明大众文化是一种没落的文化。她认为,由于大众文化的影响,现代工人工作质量受到降低,人民转向安逸和娱乐,意志消沉,整日里沉湎于娱乐文化,吸毒的恶习滋长。乡村的生活方式消失了,代之以毫无特色的城市生活模式。所以,应当给这些人居住的地区派遣文化传教士小分队,在大学的前沿阵地里、在小学和农村广泛地宣传文化传统,重建文学权威,维护精英文化。

  由此可见,精英文化主导论对文化的研究坚持的是传统的少数人的价值标准,尽管他们对文化进行分层,但却将文化的分层看作是一个严格的等级,最上层的是高雅文化,这是少数人的文化,它始终是社会的领航者,是社会秩序的建立者。而多数人的文化则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因此,从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上完全确立了评价的标准是属于少数人的高雅文化。这种文化研究方法论完全是为当局意识形态服务的。

  其次,大众主义的阶级文化论。与精英文化主导论的观点不同,有人认为大众文化的出现反映了各个不同阶级对文化的不同需求,大众文化是工人阶级自我创造性的表现形态,反映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利维斯虽然站在高雅文化立场上来批评大众文化,但她却认为大众文化是工人阶级的产物,这一产物是必然的。过去传统文化一直是少数人的文化,可如今少数人的文化地位发生了变化,高雅文化从未受到今天如此严峻的挑战,权威崩溃了,绝对服从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我早说过,文化一直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但现在少数人也意识到环境不仅是不相适宜,而是敌对的……‘文明’与‘文化’成了一组对立词。不仅权力和权威意识到现在已与文化分裂,而且对文明最无所谓的担心反而有意无意造成了对文化的敌意。”⑥不管利维斯对大众文化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她都对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平民文化的必然产物做出了肯定,也即是说要想再回到从前的精英文化已经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实。所以,她认为,现在文化已经分成了各个阶级的文化,少数人掌握的高雅文化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地位,高涨的民主情绪已经形成了高雅文化的危机。正如费瑟斯通所说的那样,“消费文化的大众普及性还暗示着,无论是何种年龄、何种阶级出身,人们都有自我提高、自我表达的权利。”⑦在他看来,后现代状况是一种确定的必然的社会发展状况,原来少数人所建立的文化秩序已经被势不可挡的文化消费所取代,而消费社会中的消费也是分成不同类型的,所以,“在这样的具体社会空间中,各种群体、阶级、阶级成员为强使他们自己独特的品味合法化而争斗、竞争,从而对这个具体的社会场域加以命名与再命名、分类和再分类、秩序初建与秩序重建都是必要的。”⑧

  约翰·菲斯克也是坚持大众主义的主要代表。在他看来,大众文化本身就是社会底层的老百姓创造出来的。他说:“大众文化是由居于从属地位的人们为了从淘汰中获取自己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另一方面,这些资源也为支配者的经济利益服务。大众文化是从内部和底层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大众文化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外部和上层强加的。”⑨无论是利维斯还是菲斯克等人对于大众文化的理解都没有像高雅文化主导论者那样从负面来进行评价,他们对大众文化的基本态度是中性的或坚持不反对的态度,把大众文化看作是自然而然所产生的一种文化发展趋势,是这个社会中某个阶层即大众所创造的满足自己消费特性的文化。因此,笔者将之称为“阶级文化论”。 

  再次,文化霸权理论。所谓文化霸权理论,则是一种从社会意识形态角度来分析研究大众文化的方法论观点。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提到了“文化霸权”问题,所谓文化霸权,也即文化的领导权,指的是统治阶级对于现代社会的统治不仅需要国家机器,而且很重要的是必须得到民众的认可,一个政府在得到政权时,首先应该得到领导权。那么,当统治者为了获得民众对它的认可之前,它应当在精神、意识形态等方面贯彻自己的执政理念,从而在文化方面得到民众的认同。这就是文化领导权问题,是一个与意识形态相关的概念。一个概念的成功实施是因为这个霸权成功地说服了大众,接受它的道德、政治、文化价值标准。所以,葛兰西把霸权看作是由社会冲突所引起的对社会进行控制的手段。他说:“一个社会集团的最高权力以两种方式来显示自身,以‘统治’的方式和以‘知识与道德上的领导’的方式。”⑩虽然霸权来自于经济利益关系,但要实施霸权,就得对被统治者进行让步,例如提高工资和福利待遇等。这种让步当然也包括对从属阶级的思想和价值观等,亦即是说通过意识形态方面的让步得以实施。因此,大众文化、媒介等是统治者实施霸权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是需要通过市民社会来实现的。由此可见,在葛兰西看来,大众文化和通俗文化的流行,其实是统治者霸权对被统治者的一种策略上的让步。

  显然,文化霸权指的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西方人认为,意识形态是为有权者服务的,而不是为无权者的,因此意识形态被视为用以掩盖掌权者统治现实的方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认为,意识形态是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观念、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精神意识的总和,它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1)。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表明,第一,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用以统治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第二,这种意识根源于现实中物质关系的基础,它是由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因此,历来的意识形态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但是,自从阿尔都塞和威廉斯以来,它已经被作了不同于马克思观点的限定。意识形态不再用于表示一套人们可能屈从或超越的错误观念;它无处不在,到处蔓延,作为社会物质生产进程的组成部分(威廉斯的观点),意识形态成了文化的一个主要成份,而且,作为对历史这种不在场的事业的再度分化(阿尔都塞的观点),意识形态成了对不可再现的历史的一种认知的测绘。(12)在大众文化的研究中,意识形态往往被用于指社会上某个特定群体的思想体系,那么这样一来,意识形态不仅可以用于指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可以用来指称被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由于社会是分层的,所以各个阶级都具有自己的阶级意识,因此也就具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包括女权主义者论及父权制时指称父权制是一种意识形态一样,在阶级以外的那种诸如父权观念,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

  把大众文化当作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来研究,至少具有下列意义:第一,大众文化仍然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因为尽管大众文化是一种由社会底层阶层所创造的文化,但它仍然是被统治者所利用的文化,是文化领导权上所作的平衡的结果,或者说是统治阶级对领导权所作的让步的结果。在统治者做出了这种让步之后,统治者仍然利用了这种文化为其经济利益服务。第二,大众文化仍然具有政治的性质,这种文化仍与政治密切相关。因此,我们讨论大众文化不仅仅是要讨论它的娱乐休闲的功能,还需要用政治权力的关系来界定大众文化。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有关意识形态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我们研究大众文化的基本方法。文化与政治相关,它是构成政治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部分;但同时,文化也与经济利益相关,是建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为人们经济利益服务的。 

  第四,消费社会的视角。把大众文化看作是一种消费,是西方文化理论研究中比较时髦的观点。其中包括鲍德里亚、费瑟斯通等人,尤以法国思想家鲍德里亚为最。在鲍德里亚看来,今天我们的社会是一个以消费为核心的社会,而非一个以生产为核心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社会财富日益积聚,过度积累,从而使消费变得非常有意义,因为只有消费才能拉动生产。“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不再是‘获得最大利润’与‘生产的理性化’之间的矛盾(在企业的主层次上),而是在潜在的无限生产力(在技术结构层次上)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13)这也就是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是通过消费表现出来的,而非通过其生产方式。在消费中我们可以找到社会秩序,所有的阶级都可以通过消费状况来获得身份的认同。

  所以,鲍德里亚的消费视角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应当基于对消费社会的分析基础上,因为消费已经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体系,通过消费我们可以看出阶级之间的平等与否,通过消费我们可以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通过消费我们可以弄清楚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秩序。第二,消费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的生产力的象征。一方面,工业社会的发展,使得当今的大众社会化形成消费力,并进而成为生产力,“消费者的需求与满足都是生产力”(14),所有的人都无法避免地被纳入到消费的体系中;另一方面,消费社会也使得大众进一步开发了人的欲望、享乐与需求。第三,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广告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控制人的手段。广告在今天的社会中,铺天盖地地存在,它不仅是在推销商品,而且也是一种鼓动大众的力量,它具有劝导和神化消费的功能,因此,广告是生产者即资本家的合谋。第四,身体成为最美的消费品。如果我们用消费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任何物品都具有消费的内涵,例如身体就是一种文化、一种符号,人们可以消费它的符号,正因为这样,色情、美丽等都成了被出售的对象,人们的欲望则在这样一种消费中得到了虚幻的满足。

  虽然,鲍德里亚的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却被说成是一种对于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改进。

  第五,全球化视角。把大众文化纳入到全球视角中加以考察,是今天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特点。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其它各个方面也开始加紧其全球化过程。因此,全球化是一个在很广泛意义上的维度。以往的全球化分析均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很少有人从文化全球化角度来进行分析。直至上世纪末,汤姆林森等人开始,把文化与全球化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形成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法。威廉·罗宾逊在他的《全球资本主义论》一书中认为,全球化是“世界资本主义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扩张”,“到21世纪早期,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人已经被整合进资本主义市场,并且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还置身于世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并且也不再可能在大范围内出现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15)之所以说是在广度上的扩张,是因为商品化不断地进入原先不属于商品生产体系的地区;之所以说是在深度上的扩张,是因为商品化不断地被纳入到了人类活动中原先不属于资本主义生产逻辑的领域,即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经济的全球化产生了文化的全球化,“跨国生产链促进了广泛的文化变化和提升了全球资本主义文化。更为普遍的是,全球生产链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文化传播的节点。”(16)

  约翰·汤姆林森在其《全球化和文化》一书中,认为全球化有多个维度,文化全球化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维度。与经济、政治的全球化相比,文化维度则相对来说比较具体。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文化代表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的秩序,一旦我们谈论文化,往往就涉及人们的行为方式,人们通过彼此间的交流而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有意义。正像我们谈论经济,就必然会涉及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谈论政治必然会涉及社会中权力的运行与调度一样。在当今的社会现象中,文化不仅涉及经济、政治,而且更多的是关系到人们的休闲、娱乐和情感生活以及相关的消费行为。所以,我们从全球化角度出发去研究文化,并非是把文化看作与其它活动相分离的领域,而是要把它看作与人类整个活动相联系的部门。“我们必须从文化、经济和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缠绕在一起的实践中,阐明文化的一种目的感——即什么样的感受使得生活充满了意义。”(17)显然,这表明了在当今的文化研究中,包含着经济、政治等各种因素。当我们从全球化角度去分析文化时,我们关心的是这样一种全球化的文化对我们地区发展的影响,对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要从文化全球化出发来分析当代社会。 

  第六,后殖民主义视角。后殖民视角,一般是指爱德华·赛义德、加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约翰·汤林森等人的文化批判理论。与全球化理论相仿,赛义德的后殖民理论同样把文化的扩张看作是全球化的一种表现。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一个构想的名词,事实上并不存在东方的空间,资本主义列强总是歪曲东方,把它设想为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他说:“就东方学而言,把学术上的专业划分为地理上的‘区域’划分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没有人可以构想出一个与东方学的相对应的‘西方主义’。至此,人们就不难看出东方学的既特殊又怪诞的特征。”(18)而其实,东方主义是西方人构想的一个文化上的名词,他指责任何有关东方主义的解释框架,把东方主义看作是一种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借口。他认为,在当代的西方有一种趋势,即认为当代世界有一种共同文化的倾向,这种文化殖根于所有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共同经历。但是,在将来的发展中,东西方文化的矛盾一定会得到解决。因为,原先的殖民地的文化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之下,会导致“文化原质的失真”,但同时,在殖民地的土著复制殖民文化的时候也会掺杂着本土文化的特征,致使殖民文化变质走样,因而丧失其权威性地位。因此,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其实就是对文化的批判。他的出发点也许就是:全球各个国家的文化、历史、传统和社会乃至种族,都是人类发展的现实的组成部分,任何以一种文化强加给另一种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斯皮瓦克则从文化身份着手来论述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她分析了殖民主义和宗主国文化的特性,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种族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她认为,所谓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概念本身就暗含着帝国主义霸权的色彩,很容易把两者转变为民族主义和反西方主义。在殖民主义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主体的同质化趋势,使得当地文化身份被边缘化。所以,在当代的文化批评中,我们应当努力地使那种“臣属”殖民化色彩恢复其本来的民族“历史记忆”,重新书写本民族的文化身份。为了恢复这种身份,我们就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揭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历史的曲解和虚构,使原来被颠倒的历史和文化重新颠倒过来。

  汤林森把西方殖民主义文化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具体体现在媒介帝国主义、民族性的话语、作为批判的全球帝国主义话语、作为现代性批判的话语四个方面。所谓文化帝国主义,就是指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他国的过程是文化先行的,通过文化来为其经济服务。这样一种帝国主义的文化体系,首先表现为媒介帝国主义。但是,汤林森却认为,媒介是中性的,它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而仅仅是起着对所属殖民地的影响作用,所以他并未能理解为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的强势侵略,认为真正对被扩张国的决定性影响的是消费主义文化,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使整个宗主国的文化向着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偏航。正是因为这样,文化帝国主义不仅没有丰富和发展文化,反而使得一部分不发达国家的文化濒于灭亡。

  由此可见,后殖民文化批判理论基于一种民族文化相互平等的基础上来讨论当前的文化全球化的,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同样属于带有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批判理论。 

  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方法 

  如果我们分析上述几种文化批评的视角,那么这些视角一般都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它们都将文化当成是一种意识形态、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所以,对文化的批判仅仅从表面的社会现象出发,没有看到文化背后的深刻本质。特别是消费社会理论,把文化当作是一种社会现象,仅仅指出了当代文化与以往文化在消费特质上的区别,却没有看到当代文化背后的那种资本主义扩张的本性,因而它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也只是表面的。第二,用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来批判现代大众文化,站在高雅文化的立场上对当代文化进行指责,忽略了时代变化和发展的要求,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的做法同样都是片面的。英国文化研究一开始就是厚古薄今,以高雅文化为标准,要求现代文化的发展适应过去的所谓规范,而把今天的文化扔进废纸篓,削足适屐,这就势必会让社会发展裹足不前。而后来的大众主义则一味地强调大众文化完全代表时代进步,是一种工人阶级的文化,这又是一种民粹主义的做法,虽然其立场站在了大众的一边,但民粹主义毕竟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第三,全球化视角和后殖民主义视角虽然批判了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扩张,痛斥了资本主义奴役欠发达国家的本性,但是,他们却未对文化发展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当代文化发展毕竟是一个社会发展的综合体现,不发展大众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能把市场让给他人,让发达国家的文化资本通过互联网等手段渐渐渗透。

  因此,对待大众文化,我们应当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首先,把文化看作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些特殊的生产形式,它受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因此,文化批评的标准应该根据这个基本原则来制定。马克思说:“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19)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的理解是这样的:“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基本观点。”(20)马克思主义是以人类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而奋斗的学说。综观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其本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哲学,马克思的目标是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使人类朝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发展。迄今为止,社会主义不仅是种现实的运动,同时也是一种人类最为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相比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它都更为进步和合理,而其进步的意义就在于社会主义把人类解放作为崇高目标,人类在历史上的一切努力无不为此而奋斗。因此,以这样一个伟大理想来衡量人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是任何一个文化批评家都能接受的标准。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批判的学说。只要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阵营的人,都无不赞同对资本主义实行全面的批判。因此,批判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本质。当然,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决不是高雅文化论,也不是阶级文化论,而是现实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批判的根基在于生产方式。生产方式是决定文化的因素,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化。所以,大众文化批判也必然应当涉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正如罗宾逊在《全球资本主义论》中说的那样,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期,资本渗透到了每一个领域,原先的那些资本未涉足的领域包括文化、教育等,都相继沦陷,成为资本发展的对象,特别是文化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当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尽管许多文化批判理论家们未能意识到这种改变是一种生产方式的变化,但是,说到底我们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其实质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标准的确立是依据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个标准的基本原则,那么我们对于文化的批评其标准就是非历史的或者非现实的,或者是非本质地看问题的。 

  其次,对于文化的批评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辩证地对待大众文化及其发展,是大众文化发展的要求,也是一个国家正确地处理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当今,大众文化已经转变为一种经济,它通过全球媒介,成为一种消费文化。一定的文化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也对政治和经济发生影响。尽管目前的大众文化发展似乎未体现文化的阶级性,但其实质是统治阶级文化经济的表现形态,是当代资本主义利用文化进行经济扩张的一种手段,是当代资本主义霸权的一种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西方的大众文化消费通过当代媒介,使之成了消费的主角,掩盖了那种资本剥削的本性;通过娱乐麻痹了人民群众的阶级意识。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娱乐外表的迷惑下,人民已经忘记了被异化、被殖民的痛苦,而兴高采烈地迎合了大众文化的侵蚀。所以,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才能重新唤回民众的阶级意识,重新唤回人民对资本主义本性的认识。

  再次,只有通过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我们才能正确地解决大众文化形成以来所出现的三个矛盾,即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的矛盾、大众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矛盾、消费文化与消费异化的矛盾。大众文化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一种消费文化,而且它仍然是一种意识形态。更确切地说,大众文化是一种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综合体。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大众文化最初是社会底层民众的产物,但是,在当大众文化的消费本性被暴露以后,这种民众的意识形态却转而为统治阶级集团即资本家集团所利用,为统治阶级的政治路线所利用。所以,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必然地要涉及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三个维度。因为只有通过这三个维度,我们才能揭示为什么大众文化是当代资本主义扩张的手段,从而才能正确地解决文化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矛盾,文化生产和文化消费的矛盾。因此,通过批判大众文化,才能使民众认清当代资本主义文化霸权。

  鉴于这样一种基本的方法论思想,我们可以认为,随着物质生产的扩大,商品堆积,使物品变得唾手可得,给人以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感觉,从而导致了人们对物品的厌烦。所以,对同样物品的消费使人们开始关注其隐含的符号意义,符号消费成了人们追逐的主要消费对象。那种文化的高雅目标和所追求的价值,开始屈从于市场的逻辑,交换价值主宰着人们对文化的接受。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文化创作的主体被经济主体所收买、利用,他们只能通过经济主体来实现大众文化观念的变革。因此,大众文化仍然是一种依附于经济主体即资本家的文化。无论是文化产品本身,还是推动文化发展的媒介,最后也都成了统治集团的盘中餐。 

  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正确地解决了上述文化发展的三大关系。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解决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关系,无论是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都应当反映人类解放的崇高目标,反映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追求。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也正确地解决了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矛盾,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文化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是人们的生活条件在文化中的反映,无论它怎样满足人们的需要,但都是以经济状况为基础的。离开经济状况来理解文化的发展,就一定会使文化抽象化。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也正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大众文化主奴关系的本质。随着时代的发展与转变,文化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中心,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显然也应当发生转变。作为经典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产生的,土地和劳动的商品化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先决条件。所以,马克思通过揭示商品的内在矛盾来揭示资本主义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本质。马克思通过对生产方式的研究来划分人类社会的各个阶段,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大众文化的生产表面上是民众的创作结果,而实质仍然是交换价值的胜利。这样一种资本主义在生产方式上的变化,引导了人民大众的消费方式的变化,人们自觉地接受了这种变化,以致给大众文化的生产提供了合法性地位。所以,要消灭大众文化消费中的异化现象,就必须回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上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劳动商品化的分析,也必然要扩充到对当代大众文化商品化的分析。“文化是当今资本主义的工具”(21),如果说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在物质生产领域商品化的纯粹形式,那么今天的资本主义则更为彻底,更为纯粹,因为资本已经扩张到原先我们想不到的非物质生产领域。由于时代局限,马克思未能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新形态,未能意识到文化会成为商品,没有能看到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相分离的现象,没有发现文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新领域。但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本原则仍然是适用的,他从生产方式出发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本质的方法是完全正确的。

  第四,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文化,对于大众文化的否定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新生,这就是说,在发展文化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前提。文化发展就是为了完善人类自身,马克思之所以要批判资本主义,就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剥削劳动力,奴役百姓,制造人的异化之源。文化作为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甚至是生产方式,均应当符合人类的全面自由发展总目标,体现人类的健康发展,体现人类社会的不断完善,而不能把利润放在第一位。如果把利润放在第一位,那么发展文化产业就和资本主义利用大众文化奴役百姓、攫取利润没有本质的不同了。所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发展社会主义的大众文化,首先应考虑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人的身心健康。其次,当今的大众文化是一种为经济服务的文化,通过发展大众文化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文化也是一种公共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应当强调其公共性,尤其应当强调文化作为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重要性,要着重关注文化价值观的教育作用。再次,大众文化是种新的文化形式,利用这种文化形式,使文化为人民服务是每个文化生产者的责任。

  注释: 

  ①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②③④⑤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论政治与社会批评》,韩敏中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6、22、44、40页。

  ⑥转引自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第39页。

  ⑦⑧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127页。

  ⑨约翰·菲斯克:《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⑩A.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P57.也见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阎嘉泽,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12)谢少波、王逢振编:《文化研究访谈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13)(14)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1、75页。

  (15)(16)威廉·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8、40页。

  (17)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剑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18)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1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4页。

  (21)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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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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