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又守正出新

2017-06-08 00:00 来源:辽宁日报 作者:刘东超

  虽然不可避免地带着少量糟粕成分的泛起,但总体上说,在当代中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很大的复兴和重构。许多传统伦理的积极内容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许多优秀传统思想进入当代学术建设,许多传统艺术成分汇入当代艺术创作,中医、武术还在发挥着巨大的强身健体作用,一些有效的传统教育资源仍在现实中发挥着功能……这些充分表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呈现出历久弥新的景象。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千年接续不断且与时俱进,和自身特质及后人建构有关

  首先,中华传统文化有着较为完整的框架和极为丰富的内容。站在今天的视角上,从学科来看,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哲学、历史、文学、法学、伦理、医学、建筑、艺术、体育、教育、饮食、天文、地理等学科,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工具科学四大领域,尤其在人文科学领域的成就最为突出。与其他几大传统文明体系相比较,其框架是相当完整的,层次是比较细致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也正因如此,它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能够更好地解决历史在前进中提出的各种问题。框架的完整系统和内容的丰富多彩是中华优秀文化历久弥新的基准条件。

  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思想和高远的境界。正如每种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特异之处一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自己深邃严谨的思想体系和高远空灵的精神境界。儒家思想从血缘亲情出发,强调伦理,维护“礼治”,倡导“德治”,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传统社会非常自然质朴的思想途径,建构的体系较为平易实用,达到的境界非常切近世俗人间常态。道家思想从自然出发,强调清静自守、返璞归真、贵柔无为。其思想起点处的“道”是对宇宙本始的设定,由此推出的学说体系开阔通达,达到的境界比儒家高远,更具艺术色彩和直觉维度。道教思想主张“我命在我不在天”,希望通过自我修炼追求永生。其思想路径是从生理层面入手,通过精气神的炼制提升生命层次,达到的境界具有神秘主义色彩。佛教思想虽然来自印度,但产生了中国化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宗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思想。其思想路径是利用复杂思辨层层推进和利用戒定之学级级抬升,达到的境界更具神秘色彩和空灵特征。这三家四派思想都形成了独特的东方特色,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其思想内容和精神境界中既有大量宝贵的成分,也有需要辨析和扬弃的地方。独到的思想体系和高远的生命境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内在条件。

  再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分布地域广泛,形成了甚为庞大的实践体量。我国疆域广阔,仅仅从文化地理的角度就可以划分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北、西南、港澳台八个大的区域,这八个区域早在秦统一时就已经在中华版图之内了。这就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保持内在统一性的同时,漫延、分布、散落于各个自具特色的地域。这一方面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这些地域得到保存、传承,被这些地域的人们付诸实践,另一方面又推动各地形成了普同性基础上的地方文化特色。一个较好的例子便是中餐。中餐具有统一的选配原理、烹饪手法、就餐礼仪和养生理念,但在清初就形成了川菜、鲁菜、粤菜、苏菜四大菜系,至晚清又分化增加了浙菜、闽菜、湘菜、徽菜,成为八大菜系。现代又可添加潮州菜、东北菜、冀菜、豫菜、鄂菜、本帮菜、客家菜、赣菜、京菜等菜系。这非常形象地说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普遍原理落实为具体行为、从核心地区向四周扩散的程序。这实际上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大体量、增强实践力量的过程。这一过程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提供了重要支持,其原理即“通过空间的扩大实现时间的延长”。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守正出新继往开来

  首先,有必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糟粕和精华的辨别。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时说:“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因此,剔除糟粕、继承精华是对待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会涉及许多较为复杂的情况。一是精华与糟粕纠结混合在一起,离析起来颇为不易。有时精华和糟粕仅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二是表面看来是精华或在原理上是精华,但进入实践之后会带出一些负面和消极的成分。三是传统文化中存在大量中性的内容,其中一些内容可好可坏、时好时坏。四是不同思潮对于传统的判断衡量标准不同,因而何谓精华和糟粕存在一些争议。对于传统文化精华和糟粕的辨析,实际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外延的确定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论出发,必须着眼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定位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多重需求,必须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必须按照准确、辩证、到位的原则。

  其次,必须借助新的社会工具。任何文化的兴盛都必须具备可资承载的时代工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在当代开拓前进,必须运用这个迅速转变的时代所提供的各种新载体、新方式。考虑到传统文化产生的时代局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和现代文明的工具体系相衔接才能发挥作用。传统科技的重新运用,必须借助现代科技的实验手段、测度手段,否则无法进入生产和生活,即使像中医这样尚不能完全由现代科学解释的内容,也不可避免地要借助现代检测手段和实验手段,才能更为准确地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必须借助新的传媒方式。《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指出:“实施网络文艺创作传播计划,推动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剧、微电影等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施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中华文化电视传播工程,组织创作生产一批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具有大众亲和力的动画片、纪录片和节目栏目。”也就是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不可能离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现代传播体系。

  再次,必须结合新的社会实践。任何传统文化的新发展都必须找到新的实践结合点。在此我们应该关注两个层面。在总体层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才能得到新的发展。这一结合的关键是传统文化作为材料和资源融入这一伟大实践,为这一实践提供民族特色和文化底蕴。在各个具体领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进入实践过程,落实成为实践因素,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由于传统文化在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差异较大,因此进入各个领域实践的方式、内容和功能差异也很大。一般而言,在中医、武术、艺术等领域只要略加调整和改造就可以发挥实践功能。在哲学、伦理、教育等领域,传统资源只能被“打碎”成为待加工的原材料,借助当代的学术构造和实际操作才能进入实践。在文物、考古、历史村镇等领域主要是进行保护基础上的展示工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但它并非是一块不容“碰撞”的实体,而是在时间长河中流动的活跃力量。其消长升落关联着自身的特质,更在于后人的继承和创构。今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代代相传,主要取决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守正出新、继往开来。

  刘东超(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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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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