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

2017-06-09 11:1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 作者:曹典顺

  The Interconnec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作者简介:曹典顺,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哲学范式研究中心。

  原发信息:《中国社会科学》第201610期

  英国学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在为马塞罗·默斯托的《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所作的前言中提出,《大纲》“是唯一一部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马克思本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产主义未来所做的提示的文本。总之,《大纲》的确体现了最为丰富的马克思思想”。①霍布斯鲍姆的这一观点独具慧眼。政治经济学的出场必然内含着唯物史观的在场,唯物史观的出场必然唤起政治经济学的在场。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这种内在关联,学界存在三种不同的学理分析,即一种是按照唯物史观的形成逻辑探讨,另一种是按照政治经济学介入唯物史观的过程探索,再一种是按照问题意识进行诠释。从唯物史观的形成、运用来理解,唯物史观的形成经历了萌芽、出场和在场三个阶段;从政治经济学介入唯物史观的探索过程来理解,政治经济学的介入经历了政治经济学问题反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原理阐释三个时期;从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问题意识来理解,构成了政治经济学问题反思与唯物史观萌芽、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出场、政治经济学原理阐释与唯物史观在场三个问题域。本文以关于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问题意识为主线,以唯物史观形成、运用为脉络,以政治经济学介入唯物史观的探索为主题,试图深度澄清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

  一、问题关联:政治经济学问题反思与唯物史观萌芽 

  恩格斯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②这里所指的萌芽是指“唯物史观”内部的“萌芽”,即是指“唯物史观”的前史——具有发展为唯物史观的可能的“前提萌芽”。从唯物史观萌芽阶段开始,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就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准确地说,这种关联是“问题关联”,因为,不仅此时的唯物史观只是萌芽——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了唯物主义,而且此时的政治经济学也只是关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马克思还没有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理论。这即是说,处在萌芽阶段的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联是指政治经济学问题反思与唯物史观的初步提出,或者说,马克思通过对相关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问题的反思,得出了在现实生活世界起作用的是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的结论。反过来,如果从政治经济学问题反思与唯物史观萌芽的关系视角理解,唯物史观的萌芽阶段主要是指马克思生活的莱茵报时期和克罗茨纳赫时期。莱茵报时期是马克思从现实生活世界出发反思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开端。马克思于1842年4月受邀为《莱茵报》撰写文章,10月担任《莱茵报》编辑,1842年撰写《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开启了通过政治经济学问题来反思社会问题的研究。黄楠森等学者基于对马克思这一阶段思想的研究认为,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开始动摇他对国家和法的唯心主义观念,促使他向唯物主义转变,并成为推动他不仅以后去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动因”。③克罗茨纳赫时期是马克思将现实生活世界反映出来的政治经济学关涉问题上升到哲学问题进行研究的开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在阅读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后,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出发梳理法哲学理论,得出了具有唯物史观意蕴的唯物主义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之所以说这一阶段的唯物主义只是具有唯物史观意蕴,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唯物史观,是因为在这一阶段,马克思不仅没有论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甚至没有提及经济基础的概念。南斯拉夫学者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对马克思这一阶段工作的总结是,在克罗茨纳赫时期,马克思“有时间来钻研他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接触到的一些问题。这主要是社会问题和历史问题,既然他想采取革命的行动,那么就需要有更明确的社会观和历史观”。④ 

  唯物史观的萌芽阶段就是指马克思开始用唯物主义的思想思考社会历史领域问题的阶段,用马克思的话语表述,这个阶段起源于“苦恼的疑问”,即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遇到了思辨理性的唯心主义自由观与现实生活世界的物质利益关系矛盾的苦恼。马克思的思辨理性自由观根源于他大学期间接受的哲学思想——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这一思想明确反映在其184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直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依然受到这种思辨理性自由观的影响,甚至在莱茵报初期,马克思还试图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展现出的社会理论诠释社会现实问题。不过,社会实践毕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所以,马克思明确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⑤这即是说,马克思必然要为自己信仰的思辨理性自由观无法诠释人们利益被剥夺的原因而苦恼。唯物史观的萌芽起源于“苦恼的疑问”,结束于对思辨理性自由哲学的彻底否定和深刻批判,即马克思发现了思辨理性自由哲学的根本性错误——“事实却是这样: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思辨的思维把这一事实说成是观念活动,没有把它说成是群体的观念,而说成是同事实本身有区别的主观的观念活动”。⑥

  政治经济学介入唯物史观萌芽阶段的形式尚不是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而是对政治经济学关涉问题的反思,也即是说,在唯物史观萌芽阶段,马克思还没有系统地批判政治经济学,或者说,马克思只是开始怀疑当时通行的国民经济学观念,我们将这种怀疑称之为政治经济学问题反思。为了能够深入探究政治经济学介入唯物史观萌芽阶段的形式,应该澄清何为“政治经济学”,什么样的问题可以视为政治经济学问题。细心的学者们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中文第二版较中文第一版中的一些表述发生了变化,其中有些变化就涉及“政治经济学”概念,如在《全集》中文第一版第1卷中收录了恩格斯的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此文在《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卷中被更名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笔者看来,这一更名是为了区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的需要,即政治经济学是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创设的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指资产阶级经济学。从上述更名来理解,政治经济学问题与国民经济学问题是一致的,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问题的反思就是政治经济学问题反思。在唯物史观萌芽阶段,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问题反思有两个循序渐进的反思层次。第一个反思层次是指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内容反思,或称经济问题反思,如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论及,“我所属的那个由数千人组成的乡镇拥有极好的林区,然而我记不起乡镇的居民曾因分配木材而直接从自己的财产中得到利益”。⑦第二个反思层次是指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逻辑反思,或称哲学问题反思,例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论及,“黑格尔阐释的不是宗法的国王,而是现代的立宪的国王。国王的自然规定在于:他是国家的有形体的代表,他生来就是国王,换句话说,王位是其家庭遗产。……总之,认为政治国家的最高合题不外是土地占有和家庭生活的合题,这是多么反常啊”。⑧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政治经济学问题的逻辑反思只是哲学层面的反思,还不属于成熟的政治经济学层面的批判。 

  二、理论关联: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唯物史观出场 

  国内外学者对唯物史观出场阶段的理解不尽相同,导致差别的原因是学者们判断唯物史观出场的前提不同。从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内在关联的前提判断,唯物史观出场阶段是指政治经济学介入唯物史观开始到唯物史观诞生。如果说在唯物史观萌芽阶段,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内在关联的本质还只是“问题关联”,那么,在唯物史观出场阶段,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内在关联的本质则转变为“理论关联”。所谓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关联,就是指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唯物史观出场,实现了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逻辑兼容,即政治经济学理论不能违背唯物史观逻辑,唯物史观理论能够解释政治经济学逻辑。这即是说,在唯物史观出场阶段,马克思自觉地将政治经济学融入哲学的视域和将哲学植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逻辑统一表明,唯物史观的出场阶段应该是指马克思生活的巴黎时期和布鲁塞尔时期。巴黎时期一般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德法年鉴》时期,第二个阶段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时期。《德法年鉴》时期的主要作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表明,《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虽然已经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但还没有将政治经济学批判提升到哲学视域,所以,该时期并不是本文指代的唯物史观出场阶段,本文指代的唯物史观出场阶段开始于《手稿》时期。黄楠森等学者对马克思《手稿》时期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在他们看来,《手稿》开启了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初步探索,“在这部天才思想闪烁的著作中,马克思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对市民社会的初步解剖……使他能够从一个新的起点出发开始了对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等问题的全面探索,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制定科学的世界观打开了大门”。⑨在布鲁塞尔时期,马克思完成了三大作品——1845年春天完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6年完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和《哲学的贫困》(以下简称《贫困》)。在这三部作品中,马克思完成了哲学变革——唯物史观诞生。之所以如此判断,原因有三,其一,恩格斯在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1845年春他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马克思已经把唯物史观考虑成熟;其二,马克思在《形态》中明确指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其三,一些学者认为,《贫困》“是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第一次公开发表和系统的论述,他在《资本论》的序言中介绍了它”。(11)

  如果说唯物史观的萌芽根源于“苦恼的疑问”,那么唯物史观出场则是根源于社会实践对科学的哲学世界观的需求,或者说,从马克思的角度讲,是源于马克思迫切需要发现指导社会实践的哲学理论,因为,马克思在其《提纲》中明确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1)马克思的理性“目标”,在宏观上理解就是指“改变世界”的目标。从微观上理解,这一“目标”应该有多重意蕴,如既可以指“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12)也可以指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共产主义目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等等。不论怎样的“目标”意蕴,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理论的指导。与崇高的“目标”相适应,马克思意识到必须实现哲学史上的哲学革命,才能发现具有科学意蕴和革命意蕴的哲学理论。从唯物史观形成的历史看,应该是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促使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创设唯物史观。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学家戴维·麦克莱伦看来,对《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阅读“标志着马克思一生中开始对经济问题发生兴趣”,“并在《资本论》中数次加以引用”。(14)虽然受到恩格斯文章的启示,但对马克思而言则属于一个“自觉的”研究范式转变。对马克思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国民经济学理论的自我批判,而是一种哲学研究的范式创新,即马克思要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哲学变革。正是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置于同一个问题域中进行研究,马克思得出了哲学变革的诸多理论结论,例如,“作为类意识,人确证自己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只是在思维中复现自己的现实存在;反之,类存在则在类意识中确证自己,并且在自己的普遍性中作为思维着的存在物自为地存在着。”(15)由于这一理论结论本质上属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结论,促使马克思从《形态》起在哲学层面对其作出了前文论及的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催生了唯物史观。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即从唯物史观的内涵上理解,如果没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介入,唯物史观是不可能出场的。

  政治经济学介入唯物史观出场阶段的形式,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唯物史观出场阶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具有了未来唯物史观在场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的意蕴,或者说,虽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中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了政治经济学的意蕴,但此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原理还没有被明确概括。从唯物史观出场阶段马克思所做的工作看,在唯物史观出场阶段,政治经济学批判介入唯物史观的过程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指马克思带着批判的眼光收集阅读相关国民经济学家的相关论述和思想观点,这个时期开始于1843年夏。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已经阅读并摘录了从17世纪晚期的布阿吉尔贝尔、魁奈、詹姆斯·穆勒、萨伊等所有重要经济学家的著作”,(16)当然,这个时期,马克思也阅读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二个时期是指马克思用哲学思维审视和批判国民经济学的思辨理性的虚伪性和非现实性,这个时期开始于1844年5月底、6月初,即马克思开始写作《手稿》时期。在这个时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已经十分明显,例如,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17)第三个时期是指马克思系统梳理唯物史观原理时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个时期许多学者认为应该是开始于马克思撰写《形态》或《贫困》之时,但本文认为应该是开始于1845年春,即开始于马克思撰写《提纲》之时。至此,伴随着唯物史观的诞生,国民经济学批判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三、实践关联:政治经济学原理阐释与唯物史观在场 

  如果说在唯物史观出场阶段,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内在关联的本质是“理论关联”,那么,在唯物史观在场阶段,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内在关联的本质则转换为“实践关联”,即政治经济学介入唯物史观的形式由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化为服务于社会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或基本规律的建构。所谓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实践关联,就是指马克思自觉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建构亦称为唯物史观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换言之,政治经济学已内化在唯物史观之中,唯物史观已蕴含政治经济学。从唯物史观在场与政治经济学原理阐释的视角理解,人们通常所指认的“整体马克思”就是指唯物史观在场阶段的马克思,即运用、发展、创新唯物史观阶段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实践关联表明,唯物史观在场的第一个阶段应该是指马克思生活的伦敦时期,确切说,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以下简称《批判》时期)。之所以说是《批判》时期,是因为包含《批判》时期的伦敦时期较长,而在《批判》时期之前的伦敦时期,比如在“1850-1851年间,马克思长时间地在英国博物馆,重新开始了1844年巴黎期间以后被迫放下的经济学研究”,(18)即马克思努力撰写一些用政治经济学知识解释社会现象的评论等,但从原理或逻辑的视角理解,此时的经济学研究都不能视为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阐释。马克思研究中要“把握资本主义迅速变化着的经济构造和过程的本质部分,发现形成新社会的要素”。(19)这表明,《批判》时期是马克思用唯物史观的视域阐释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重要时期。恩格斯指出,马克思有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本文认为,马克思的这两大发现是在《批判》时期得到完整展现的。唯物史观在场的第二个时期是指马克思将包含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唯物史观运用到反思社会运行规律的相关问题之上,即在马克思最后的十年时间。在彻底完成了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融合之后,马克思认为应该解决当下的社会建设问题,即为了寻找建设新的社会的方法,马克思探讨了东方社会的跨越问题,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问题,等等,反思了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的历史材料,做了大量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等。

  出场学逻辑告诉人们,理论的出场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理论本身的时代性使然,同时,理论的出场也并不意味着该理论能够持续在场,该理论能够持续在场意味着该理论实现了合理性和时代性的有机统一,否则,该理论就必须退出历史舞台。出场学的上述逻辑表明,唯物史观能够在其诞生之后长时期在场——理论在场和实践在场,意味着唯物史观不仅是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也是社会建设的基本原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提出了“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20)的观念。唯物史观诞生以后,马克思一直都在积极践行这一理念,即马克思一直都在做着两大努力,即将唯物史观转化成社会实践或社会革命的指南努力和让其成为指导社会实践或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的努力。从社会发展史的视角看,唯物史观在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是基于马克思要在社会实践中证明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原因。在马克思看来,多次预言的“洪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很快就会爆发,所以,他必须尽快总结出政治经济学原理,以便能够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作出唯物史观的解读。马克思思想发展史表明,马克思从1857年再次研究政治经济学起,再也没有脱离政治经济学框架去思考社会建设理论和社会历史理论的问题,即使生命的最后十年亦是如此。 

  唯物史观在场的本质表明,在唯物史观在场阶段,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本质上已经不是介入而是融入,也就是说,马克思通过实践将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整合成为一个思想的整体——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之所以将唯物史观在场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阐释”用“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用“政治经济学原理阐释”表达,应该至少有两种原因,一种原因可能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依然是资本主义时代,用“批判”更能表达马克思社会变革的态度,另一种原因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特征就是批判性,用“批判”是一种哲学思维。马克思《批判》时期的“批判”与我们在唯物史观出场视域中使用的“批判”有所差别,即前者是哲学思维,后者的前提是“否定”。政治经济学原理阐释融入唯物史观在场主要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指《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时期,即《批判》的第一个时期,一定意蕴上亦可称之为《资本论》第一稿时期。在这个时期,按照《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最伟大的成就理解,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原理阐释的主要成果是“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阐明了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个时期是指《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时期,即《批判》的第二个时期,一定意蕴上亦可称之为《资本论》第二稿时期。在这个时期,按照《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最伟大的成就理解,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四卷,阐明了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经济学理论的历史。第三个时期是指《政治经济学批判》(1863—1865年手稿)时期,即《批判》的第三个时期,一定意蕴上亦可称之为《资本论》第三稿时期。在这个时期,按照《资本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最伟大的成就理解,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三卷,(21)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形态。第四个时期是指《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时期,一定意蕴上亦可称之为《资本论》成果检验时期。在这个时期,马克思用《资本论》中唯物史观理论和政治经济学原理,深度剖析了古代社会运行体制的变迁。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将“完成了”加引号,是强调《批判》时期包含的“三个手稿”所具有的《资本论》意蕴,即每一个手稿都是《资本论》的理论资源。

  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的内在关联经历了相互交织的问题关联、理论关联和实践关联的三个内在关联阶段。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划分依然有其局限性,因为,事实上,在每一个关联阶段,也存在其他意蕴上的关联内容。本文研究的方法论确定,即三个内在关联阶段的确立,只是便于人们更好地从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内在关联的角度去深度把握“整体马克思”的需要。对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内在关联的探索,学术界还会长期进行下去,而且极具理论和实践意义。

  注释: 

  ①默斯托主编:《马克思的<大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50年》,闫月梅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9页。

  ③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第135页。

  ④普雷德拉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胡文建等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2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0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8-119页。

  ⑨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1卷,第295页。

  ⑩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7-16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4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2页。

  (14)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11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2页。

  (16)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11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6页。

  (18)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290页。

  (19)内田弘:《新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王青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9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7页。

  (21)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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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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