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环/谢伏华:论中国特色伦理学话语体系的构建

2017-06-13 10:27 来源:《伦理学研究》 作者:陈泽环 谢伏华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Ethic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作者简介:陈泽环,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谢伏华,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伦理学的发展与民族命运息息相关,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的使命是建设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伦理秩序。为履行这一崇高使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通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华优秀传统伦理学和国外伦理学积极成果三种资源,以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的话语体系。在为此并为充分提高其影响力和话语权而努力的过程中,当代中国伦理学工作者本身必须要有自觉和强烈的“文化自信”和“道德自信”。

  关键词:习近平讲话/中国特色伦理学/话语体系构建/文化自信

  标题注释:上海高校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资助。

  原发信息:《伦理学研究》第2017期

 

  自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中国伦理学也获得了健康发展的历史性机遇。思想解放使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成为可能,面向世界使伦理学得以借鉴国外相关领域的积极成果,承续传统使伦理学能够立足民族优秀道德,关注现实使应用伦理学异军突起,政府的大量投入则使伦理学的学科建设有了充分的物质保障。毫无疑问,当代中国伦理学已经实现了长足的进步,对于这一事实,我们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当然,为建设有利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伦理秩序,并由此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从履行这一宏伟使命的要求来看,当代中国伦理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都必须进一步体现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伦理学工作者为此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必须继续坚忍不拔地奋斗。

   一、伦理学话语体系与民族命运

  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发展而言,当前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它经历了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儒释道合流、宋明理学等几个大的阶段,而绵延始终、影响最大的则是由孔子开创、以伦理道德思想为特质的儒学。对此,正如方克立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有这个传统,就是通过解经、注经来发挥自己的思想。……‘六经’实际上在孔子以前已经存在,孔子的工作是对它进行整理。这是为传承中国文化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1](P252)至于儒学与被称为伦理学的这门现代学科的特殊关系,则可以从近代教育家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看出端倪:“我国以儒家为伦理学之大宗。而儒家,则一切精神界科学,悉以伦理为范围。”[2](P5-6)无论是哲学、心理学、宗教学、美学,还是政治学、军事学等学科,概莫能外。当然,在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涌入,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点之后,无论是儒学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地位,还是儒学与伦理学的关系,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儒学在中国古代哲学社会科学中居于主导地位,儒学本身就是一种以道德视角为焦点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如果笔者上述观点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应该说,在“百家争鸣”的先秦子学时代诞生之后,从“表彰六经”的两汉经学时代直到20世纪初叶的辛亥革命,儒学以其“三纲五常”的话语体系,不仅从道德上保障了古代中国可大可久之发展,而且辐射到一些周边国家,形成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的“中国文明的卫星文明”[3](P53)。当然,儒学学术话语体系的这种地位和力量并非固定不变。近代以来,面对列强的侵略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挑战,中华民族陷入了国势衰微、国民道德萎靡的境地,儒学自然也受到了激烈的责难和批判,折射出中国伦理学话语体系与民族命运的深层关联。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古代伦理学之衰落,也许正是当代中国伦理学及其话语体系兴起的契机。早在100多年前,中华民族的思想大家之一梁启超就这么说过:“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虽然,近世史之前途,未有艾也,又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位置,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4](P4)

  梁启超对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在世界历史中地位的上述评定不一定精确,但其面对中国近代学术思想落后的现实而不失其复兴希望的强烈情感则是合理的。这么说的根据在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古代伦理学的学术话语体系之所以能够有溢出中华民族的影响力,是由于古代中华文明在东亚居于相对先进的地位;而近代以来它之所以受到责难和批判,则是由于长期发挥了意识形态功能的古代儒学及其伦理思想无法承担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使命。令人欣慰的,这一使命已经由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结合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近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5]。毫无疑问,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这种历史性变化,为中国伦理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奠定了广阔和深厚的社会基础。

  当然,中国比近代以来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华民族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命运转变,这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及其话语体系,并充分发挥其建设性功能之必要的客观条件;为真正完成这一当代中国伦理学工作者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我们还必须付出不同寻常的主观努力。至于在所有这些努力中,首先必须清醒地明确的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伦理学,使其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等方面尽可能地同中国当前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称起来,绝不是少数专家学者的孤芳自赏,而是有着宏大和崇高的目标: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伦理前提。进一步说,历史和现实已经昭示我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不可能的。从而,为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的当代伦理学,我们必须坚持作为立党立国根本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化的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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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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