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用风琴弹奏思想的声音

2017-06-15 09:43 来源:贵阳日报 作者:李辉

  思想家拥有自己的风琴

  梁漱溟先生在我眼中是一个伟岸的存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来到北京工作,竟然没有想到前去拜望,一直为之遗憾。虽未见过,作为思想家、教育家的梁漱溟,其精神活力与人格力量,可谓二十世纪的一个奇迹,令人敬仰。

  叔本华曾说过,思想家的可贵在于精神力极强固,能把所有的东西克服或同化,融进他们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的识见虽是规模愈来愈大,但已做有机的关联,全部隶属在他们的思想总体系之下。“这种场合,这些思想家的固有思想,就如同风琴的低音主调,任何时刻都支配一切,绝对不会被其他音调所压制。”(《关于思考》)那些未能走出书本的学问家,缺乏的正是一架自己的风琴,总是反复弹奏别人的音乐。

  梁漱溟拥有一架自己的风琴,用这架风琴弹奏自己思想的声音。他受过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也曾沉溺于佛学;他研究过印度哲学,也研究过西方哲学。然而一旦他在儒学中发现自己的位置,并创立新儒学思想,那些曾先后影响过自己的知识和学问,就如同叔本华所说,全部隶属于他的思想体系之中。它们不再可能改变他的思想,相反,他和古往今来的所有思想家一样,把它们化为自己所需要的成分,从而形成他思想的完整性。当他确定了自己的选择,完成了一个有别于所有人的理论体系,一个赫然存在的生命,就在梁漱溟身上所以体现出来。对于他,这一生命构成从此不会消失,它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也许显得孤傲,也许显得寂寞,但都不会因之而改变。

  梁漱溟显然有一种宗教式的使命感。最初创立新儒学时他内心是否已经充满圣徒一般的使命感,我们不太清楚,但他在年近五十时却敢于这样表示:当今世界唯有他自己是孔孟儒学的继承者和复兴者。他说:“孔孟之学,现在晦涩不明。或许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却无人能深见其系基于人类生命的认识而来,并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学而后乃阐明其伦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他还这样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梁漱溟传》138页)他是这样自信,自傲。正是有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使命感,他才会对新儒学如此迷恋,在这一点上,他真正具备了大儒的素质。在大半个世纪的思想旅程人生中,“天降大任于斯人”,历代大儒心中充满的这种豪情,同样充溢在梁漱溟身上。

  思想家必须这样。他心里始终应该拥有激情,因激情而坚韧。他不能丝毫怀疑自己的思想,不能因外界的压力或者变化而改变初衷。他可以吸收新的养料,但前提和出发点,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理论,而非其他。具有这样特点的思想家,其独立人格才会形成。

  五四时代的最大特征不是别的,恰恰是一个个思想家以充满朝气的精神面貌出现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给思想以自由翱翔的翅膀,给思想家以广阔的天地,且不管他们各自的信仰如何,体系如何,思想深度如何。一个社会应该给所有思想者以相同的机会,让思想在碰撞中闪光,让思想家在充分满足自我之中达到整个社会精神的平衡与发展。一个既造就革命家政治家也造就思想家的时代,其精神状态才是健全的。五四时代正是这样一个时代,并将以这样的特征而在不断地为人们描述。

  梁漱溟有幸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因此,他的使命感,他的宗教般的热情,他的人格,才有可能得以充分体现。

  在信札中重温记忆

  未曾拜见梁漱溟,但另外一个契机,却让我与梁先生的公子梁培宽先生有了深入接触,从他那里感受到谦和、严谨、认真。

  走进新千年,我为大象出版社策划一套“大象人物聚焦书系”。这套书,怎么能没有梁漱溟?我请汪凌女士负责撰写。她走进位于北大承泽园梁培宽家中,请他提供相关图片。没有想到,他不仅提供图片,还拿出一大摞梁漱溟晚年批注的友人来信。汪凌告诉我,我喜出望外。此时,我正开始做“大象名人珍藏”系列,第一本是黄裳先生的《劫余古艳——来燕榭书跋手迹辑存》。梁漱溟这本暮年批注手札,多么好!当即约定,前去看望梁培宽先生,第一次走进他的家。

  梁漱溟走进一九七六年,高寿八十三岁。在他看来,这个年龄该是重睹旧物、归纳一生的时候了。于是,他以翻阅旧札的工作开始暮年的怀旧之旅,也是借此重温历史,打捞记忆。于是,他也为我们留下这样一份特殊礼物——“梁漱溟批注友人来信”。

  三十年过去,就在二○○七年的一个夏日,在梁培宽家中,这些信札原件摆到我的面前,让我一一翻阅。我的眼睛不由得为之一亮。对于一个有着浓厚历史兴趣的人来说,还有比这更让人陶醉的场合吗?遥想当年,人到暮年,历尽沧桑的梁漱溟,日趋浓厚的怀旧情绪无法排遣,他从箱底找出多年间的友人来信,静静细读,凝神回味,兴致一来挥笔批注,此时此刻,必有一种怅望千秋、萧条异代的苍凉感充溢心中。

  经梁漱溟批注的友人来信达数十通。写信者包括欧阳竟无、胡适、黄炎培、陈铭枢、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张申府、叶麟、唐君毅、黄艮庸、陈仲瑜、云颂天等政界、文化界人士,其中,大多为梁氏的同辈友人或学生。来信时间,最早者在一九一六年前后,最近者在一九七六年,历史跨度长达六十年。

  梁氏批注或寥寥几字,或数行,或整页。一般在来信原件上以毛笔直接批注,但有时也单独附加一笺,详加说明。批注或署名,或不署名而改加盖名章。名章为“梁漱溟印”,四字系隶书,阳文。批注有时注明时间,有时则无。批注内容不一,或介绍来信背景,或批改信中文字,或借题发挥,对往事、对当事人予以点评。

  一批与1926年前后北伐战争有关的来信,引起我极大兴趣。来信者主要为他的朋友陈铭枢——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学生徐名鸿、黄艮庸——时在陈铭枢麾下从军。

  陈铭枢,字真如,系北伐名将,自一九二四年起即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北伐战争开始后,他所率领的第十师在攻打吴佩孚军的汀泗桥、贺胜桥战斗中立下战功。然而,陈铭枢不只是一员就读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战将,他对佛学颇有兴趣并有所研究,这也是他与梁漱溟在北伐战争前得以结识并成为朋友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当他就任第十师师长一职后,特邀梁漱溟与熊十力南下共事,二人虽未前去,但派遣三位得意弟子王平叔、徐名鸿、黄艮庸由北京前往广东,投笔从戎,辅助陈铭枢。

  梁漱溟说“所存真如手札独多”,可惜此次辑录只发现五封。其中三封为陈铭枢致熊十力信,梁氏在一封信前批注道:“此为一九二三年真如从南京来访我于缨子胡同时偶然留存之一笺。”陈铭枢此三信虽是致熊十力,但均谈及梁漱溟,且论及佛学和印度哲学,在一信后他还特地写道:“诸函皆可转呈梁先生更希就近代承教于艮庸、平叔两先生。”这大概就是三封信得以保存于梁氏之手的原因。

  另外两封均写于北伐战争期间,也是写给梁漱溟、熊十力两人。一员北伐名将的两封私人通信,留下了诸多难得的历史细节。

  其一,梁氏批注为:“此为一九二五年平叔、艮庸、名鸿初到广州时,真如兄来信。信写于入湘接洽唐生智之途中。(名章)”。其二,梁氏批注为:“此为真如统军北伐之时,行军途中来信。一九七六年八月(名章)”。前信日期注明“十五日”,无月份年份;后信注明“七月三日”,无年份。两封信均涉及陈铭枢由粤赴湘,负责游说湖南军阀唐生智(字孟湘)与北伐军合作事宜,由此分析,应写于一九二六年。

  前信两页,毛笔行书,字大,较简略,应写于前,只提及“此次到广州匆匆适奉使湘省”一句。后信三页,钢笔行书,字极小,约两千字,详告徐名鸿等三弟子近况,以及对他们三人的各自评价等。据史料,唐生智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在衡阳率军正式参加北伐军,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显而易见,陈铭枢的奉使之行圆满成功。

  在七月三日写给梁漱溟和熊十力的长信中,陈铭枢以大量篇幅阐述自己对国民革命和北伐战争的态度,并介绍了自己奉使湖南的情况。他写到与唐生智的接触与印象:

  平叔等次永兴留候司令部,弟独往衡州会唐孟湘,谋军事。孟信佛极深,持念极切,志宏愿大,胆略才识矫然不群。然好用权术,是其大病。(惟弟能窥见之耳)又其作事火辣,不易得人亲爱。(但其部曲训练之良,团结之固,一时无两。)弟自维庸愚,平昔惓惓慕才之念,以为于孟差为得之,故爱护之惟恐不至。然深虑其技痒不除(指权术),致患根本;又以其崇佛,未易以胡益阳曾湘乡之说进;耿耿我思,忧何以辍,环顾宇内,每不禁其涕之涔涔下也!此意非两兄谁与嘱之!

  由引文可见,行军途中的这位北伐名将,胸中块垒,不便与军中人士泄露,只能驰笔向两位京中友人倾诉。“孤舟夜泊,人静水流,思怀不寐,缅书寄意。明日赴战,奉讯又未知何日也?弟陈铭枢顿首,七月三日午夜笔于潇舟中。”今日再读信中最后几句,当年此情此景,仍令人感慨万分。正是这样一封感人的长信,为北伐复杂的军事形势和政治博弈留下了一份珍贵记录。唐生智后来与蒋介石时分时合,其间种种举动,或许也可佐证陈铭枢当年对其性格所做的透彻分析。

  梁漱溟这批书札,以《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辑录》于二○○九年出版。梁培宽希望我为此书写序,只能勉力为之。

  为此书,梁培宽写一篇后记,前面略述缘由:

  先父梁漱溟的若干师友故旧来信,在他手头已存放很久很久。这些数十年前的旧信他十分珍视。先父故去后,笔者曾加以清理,并妥为收存,可收存至今已近二十年,仍不知当如何处理,为它们寻得一个合适的“归宿”,才与先父的心意较为相副。

  今年五月的一天,李辉先生在汪凌同志的陪同下,首次来访,目的是看看那些旧信。在翻阅了那些纸张多已泛黄的书札之后,他似乎毫无犹豫,就表示值得出版,并且要原色影印。这有些出乎笔者的所料,而事情竟这样说定。随后在李辉先生的关心与安排下,开始了本书的选编,扫描等工作,李辉先生且欣然命笔,为本书写了序言,于是本书终得印行问世。

  李辉先生来访时,曾以他的文集《人生扫描》一册相赠。待我读过之后,才恍惚有悟,原来他是位对“往事的追寻”有偏爱之人,而且这种“追寻”是必至于“人物的内心”而后止的。那么,那些早年手札得以在此书中与读者相见,就不能不归之于这种“追寻”精神,而再往下追去,就要“追寻”到李辉先生处了。此书得以问世,应当感谢李辉先生,自是当然。

  选编工作由笔者负责,其结果是:书信分为三部分,即第一辑为先父梁漱溟致故旧师友及其他人士的书信;第二辑为故旧师友等致梁漱溟的书信;第三辑为家书。还须在此说明,致师友故旧书信(第一辑)或他们的来函(第二辑),其各自编排次序大体依照彼此结交早迟与各人的年齿而分先后。

  有梁培宽鼎力支持,这本名家珍藏系列才得以顺利出版,深深为之感谢。

  这本书出版后,朋友萧然读后,写下书评《逝去的时代,逝去的生活》,他为之感叹不已:

  读这本书,首先吸引我的是前辈们美妙、飘逸的书法。在我看来,今天的绝大多数所谓书法大家,无论功力还是境界,已经无法与梁漱溟那一代人企及。这一方面是今天的启蒙教育已经无法复制过去,毛笔、砚台早被电脑、鼠标取代。而另一方面,在基本功以外,书法的最高境界是“气”,今人之“气”,俗字占了上风,因此即便字也可以漂亮,但终究飘逸不起来。

  萧然兄说得不错。飘逸是一种境界,与精神力量和人格力量相媲美。时隔多年,再翻这本《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辑录》,感受依旧真切。

  “朋友相聚处就是我的家”

  读《<朝会的来历>及其意义》一文,梁漱溟描绘的与学生“朝会”的场景,令人神往不已。一九二四年他到曹州主持高中部仅仅半年,回到北京,却有十几位山东的高中学生跟随而来,足见他天然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他和这些学生一起在什刹海租房同住共读,开始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形式——朝会。每天早上,他与这些学生静坐共读,并即兴讲授心得。之后,这种形式坚持了多年,《朝话》即由这些讲授记录结集而成。梁漱溟这样写道:

  在北平师生共约十人,我们在什刹海租了一所房,共同居住,朝会自那时就很认真去做,大家共勉互进,讲求策励,极为认真。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寂,山河大地,皆在静默,惟间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的感觉心地清明、兴奋、静寂,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皆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啊!这样静默有时很长,最后亦不一定要讲话,即(使)讲话也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场景。师生之间,竟有如此美妙、如此令人神往的境界!

  梁培宽写道,自有朋友团体之后,父亲曾说:“于是我的生活几乎是成了两面的了:一面是家庭,一面是朋友;一面是家庭的一员,一面是朋友团体的一员。”“朋友相聚处就是我的家。”

  说得多好。

  梁培宽在后记中写到,先父昔日青年朋友逐步步入暮年;或因政治运动的风吹雨打,或因体弱多病,竟然多先于先父离开人世——

  陈亚三先生因肺癌一九六四年病逝于北京,终年六十九岁。

  黄艮庸先生,一九六六年八月以莫须有的“逃亡地主”罪名,被红卫兵押回广东,途中于车厢相连处不时遭到“提审”,“不是文斗,直到不能支持”。在番禺老家五年,捡粪挣工分糊口。一九七二年得免除“监督劳动”,抱病回京。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病故。据先生家人称,他曾表示愿留京侍奉老师;返故里终老,须待老师百年之后;不料竟先于老师而去。梁漱溟致信田慕周,写道:“艮庸二十岁从游于我,垂五十七年之久;其他人或早死,或随我较晚,或中道分手,皆不及他。”

  云颂天先生一九六五年退休。一九七○年九月与一九七六年六月,两度长途跋涉自四川来京看望老师。一九八三年中风复发,病故于重庆,享年八十二岁。据先生子女说,中风复发后,先生已举步维艰,但仍嘱子女为其购车票,打算再次赴京拜望老师。先父尝写道:“颂天为学恳切为已,师友侪辈无不钦重其人。自一九二四年远从广东来投我,同学共处达数十年,愚自忖受朋友之益,必不能不念及颂天也”。

  梁培宽感叹,先父暮年写成《略记当年师友会合之缘》一文,怀念昔日师友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由此可见,梁漱溟生活中不可一日无师友。

  梁漱溟暮年读信,是与历史对话,是与友人另外一种形式的倾谈。岁月苍老,梁漱溟深知,他和学生已不大可能重新相聚,如早年那样闲谈切磋了。我想象着,在暮色茫茫的秋日余晖下,他以复杂心情细读这封新札。往事不再,来日不多,弟子的真诚与感伤想必同样让他激动不已——

  朋友相聚处,就是我的家!

  父亲梁漱溟,常在儿心中

  《梁漱溟往来书札手迹》出版后,我想到,何不请梁家公子编选一本他们笔下所写的父亲?书名为《父亲梁漱溟》,交由长江文艺出版社于二○一四年出版。

  编选过程,同样是读儿子们眼中的父亲。梁培宽、梁培恕两位先生,非常配合。没有想到,梁培恕曾经在《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过,可惜,无缘相见。在编选这本书时,他写来一信如下:

  李辉先生:

  万分抱歉,上午寄快递时竟将家兄致你的信函等三纸遗漏。想来你已察觉并带来不便。

  我五十年代在人民日报国际部工作,此后调动几次,最后在社科院退休。今秋曾去宿舍区与老同伴聚会。半世纪过去,尚及见面者不足半数,可叹。

  祝

  工作顺利!

  梁培恕上

  2009.10.7

  借编选《父亲梁漱溟》,我读到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梁漱溟两篇大作,一是《周恩来总理——如我所知者》,一是《论毛泽东的晚年》。

  李辉先生:

  今寄上《周恩来总理——如我所知者》复印件一份。

  从此文内容看,与谈毛主席一文不同,似多可公开发表,只是不知有何处愿刊出。

  ……

  祝

  编安!

  梁培宽上

  九月廿九日

  随后,又寄来梁漱溟长达十页的《论毛泽东主席的晚年》。文章写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八日,纵论他眼中早年与晚年的毛泽东。撰写此文时,也是他开始整理友人与学生书札之际,思想家的他叙述他与毛泽东交往的过程,以及对毛泽东晚年的看法。

  很快,梁培宽编好《父亲梁漱溟》一书,并寄来一信:

  李辉先生:

  据您的意见,汇编成一本四五万字的书,现已完成,寄上请审阅,看是否可用。因须在审阅之后才能定,因此说完成是指我们的完成,最后的完成还有待审阅之后。

  内容是否合用,标题与文字上有何需作修改的,均待回示。

  《周恩来总理——如我所见》,我又与原件对照,改了几个错字。但我反复又看了两三遍,觉得内容虽有可取之处,可同时又存在一些瑕疵(至少是如此)。如说周“似乎未能洞臆于事先”的三件事,这是极难免的,因为两个人(毛与周)的所想是往往不同的,是极其自然之事。又如说彭真被批为“水泼不进,针插不进”,这是党内高层政见分歧的表现,并非彭真个人“专横跋扈”之故。这样看来,有可取之处与不可取之处,二者并存,于是相互抵销后,发表的价值就十分有限了。这种看法是否不妥?希望听听您的意见,再定是否发表。

  祝

  编安!

  梁培宽上

  十一月廿九日

  信中所说的周恩来、毛泽东两文,关涉甚大,故没有收录《父亲梁漱溟》之中。全书文章分别为梁培宽、梁培恕二人所写,包括梁培宽文章《先父梁漱溟与北京大学》、《“我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梁培恕《谨记先父梁漱溟》、《十年浩劫中与人良性互动》等十余篇。虽然只有十万字左右,却呈现父亲的可敬可亲,写出父亲处在时代漩涡之中刚正不阿、坦荡、执拗的性情与人格力量。有这样的父亲,他们骄傲!

  二○○九年十二月,长子梁培宽为《父亲梁漱溟》前面写了一段卷首语,说得真好:

  一切有生之物唯人有心。有心,使人对外有创造,对内有涵养。中国有句老话叫“动于衷而形于外”,意思是说凡内心有的,总会表现于外。

  受命编一本小册子介绍先父,便从我们兄弟二人过往所写的长、短篇中摘取十万余字。文体不尽相同,但全属记述先父不同时期生活、活动的旧作,期于将他“形于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先父尝说,东方之学(儒、释、道三家)虽有不同,但同是反身向内认识自己,与西学之向外用力(认识和利用物)正相反。又说,东方之学收效在改变人的气质,窃以为这就是平常说的有涵养。

  当前社会于东方之学颇疏远,倘若通过先父这个人使读者对东方之学有一种感知,坦白说,那正是我们所期待的。

  梁漱溟先生一九八八年去世,享年九十五岁。

  时间过得太快。生于一九二五年的梁培宽先生,今年已是九十二岁高龄。生于一九二八年的梁培恕,也年届九十。前段时间我与梁培宽通话,声音洪亮,身体依然健康,令人高兴。

  父亲梁漱溟,常在他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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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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