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事件与艺术:利奥塔的语位政治学和后现代的崇高美学

2017-06-19 13:37 来源:《文艺理论研究》 作者:周慧

  Event and Art:Lyotard's Politics of Phrase and the Postmodern Sublime

  作者简介:周慧,博士,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理论,英语文学和当代法国哲学研究,电子邮箱:zhouh7@mail.sysu.edu.cn 

  内容提要:文章从法国当代哲学与事件、时间的关系入手,旨在阐述以“异识”为目标的语位政治学的主要内容,诠释“后现代”一词在利奥塔思想中的含义,比较利奧塔的判断力与康德的反思判断的异同,分析后现代艺术最终走向崇高美学的原因,并由此导出“事件”对于后现代理论的特殊意义。文章最后反思了后现代理论在主体的能动与被动之间的游移不定,以及精英为持守与现实的间距而付出的思想代价。

  关键词:事件/异识/语位/后现代/崇高  event/différend/phrase/postmodern/sublime

  标题注释: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文本与政治:以德里达和福柯为个案来解读法国理论美国化的历程”[项目编号:14YJC752037]阶段性成果。

  原发信息:《文艺理论研究》第20166期

  一、事件、时间与当代法国哲学 

  传统哲学重普遍理性、轻感觉经验,而当代法国哲学无疑是对这一传统的反叛。从柏拉图开始,哲学就将永恒不变的理念、共相看作是真实的存在,将变化莫测的感觉经验看作是虚幻的摹本;因此,只有前者才具备真理的价值,才是哲学立意要考察的对象;至于后者,哲学也并不否认它们的存在,只不过习惯于将那种可以体悟却不可以为意识所把握的经验归入美学的范畴。瞬间即逝、不可表象、可以意会却难以言传的感觉经验,对于诗人而言或许具有审美的价值,但是对于我们认知世界却毫无意义。

  由于事件的偶然、无序和不确定性,在哲学史上它始终是被遗忘的要素;哲学家的任务是寻找普遍必然的共相,他要关注的自然不是变化无常的事件,而是可以穿越时空的考验而具备永恒价值的真理。“真理是什么”往往支配着“什么将发生”的问题,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如何行动的依据,并获得了指导实践的优先性。当代法国哲学恰恰是这一思维范式的逆转,思想家将不确定的事件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反对为行动寻找先于日常处境的先验原则。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过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思想家们的研究兴趣从“结构”到“事件”、从“空间”到“时间”的位移。索绪尔将语言活动区分为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前者是指说话者必须遵守的规则系统,后者是指个人具体的言说实践。从历史来看,言语的事实是在前的,但从逻辑上来看,语言却是言语的先在条件,即一切言说之所以可能的必要条件。因此,对结构主义而言,只有产生意义的共时现象才有价值,历时事件可以忽略不计。即便是重大事件,倘若没有被系统所接纳、吸收和同化,也没有存在意义。很显然,后现代从“结构”转向“事件”,正是由于他们深知,唯有恢复“事件”的活力,才可能获得对抗可计算的时间的一个支点,才能抵制和批判由概念系统、交换模式及再现机制建构起来的确定性霸权(Lyotard,Le différend 15)。

  在西方思想史上,对确定性的追求首先是通过将时间客体化和概念化来达到的。对于关心本质和共相的形而上学而言,最糟糕的就是时间“既在又不在的”的不确定性。因此,认知话语倘若以追求规则、概念和结构为己任,关键是要把时间理解为某种测量活动。只有将时间分解为同质、同量的均匀的点,将“现在”表述为一个可以测度的期间化的概念,理性才可以过滤掉不确定的因素,追求不变的本质,并最终达致普遍真理。理性的本性就在于追寻同一性:“Logos是‘变’中之‘驻’,‘时’中之‘空’,执着于此种‘必然性’,则可以以‘不变’应‘万变’,使自身处于那‘不变’的‘永恒’的‘现时’(存在)之地”(叶秀山26)。在此过程中,不可重复的此刻,以及在此刻发生的“事件”,要么被系统忽略掉,要么被放入既定的关系中,转变为可以理解和认知的实体。

  当代法国思想着力凸显“事件”的独特性,正是为了将不可表象的感觉经验重新纳入哲学的框架并思考它的伦理、政治和审美意义。通过将不为“我思”所掌控的“事件”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后现代思想家们试图重新思考差异、偶然、感觉对于人类生活的特殊意义,为哲学反抗科学技术理性的霸权、跳出确定性思维的牢笼寻找出路。利奥塔的“语位”的政治学正是在这一语境下对人文传统和思辨哲学发起的猛烈冲击。 

  二、异识论:语位的政治学 

  利奥塔的“异识”(différend)①有两层含义。“différend”的第一层意思,是指不同语言游戏之间的异质性和不可通约,即“在异质的风格之间不存在普遍的判断标准”,每种语位体系(régime de phrase)都有不同的规则,不存在一个可以支配所有领域的元叙事。但是,在今天,话语风格的逾越无处不在,所有价值都是可交换的,一切活的生命按照无生命的工业品的方式被生产、加工、处理和消耗。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生活世界成为了一个研究、谋划和占有的场所,成为了一个单纯提供能量的生产车间。在这一背景下,利奥塔坚持不同话语风格之间的不可通约就显得尤为重要。哲学家的任务就在于打破认知型话语风格的垄断,关注那些在技术、资本和市场的规则下所不能表象出来的细微差异(Le différend 92)。知识分子的任务不再是替民众提供普适价值和统领一切话语的元叙事,而是应当把小叙事的游戏尽可能地最大化(Lyotard,Au juste 113)。

  “différend”的第二层含义,是指“语位”(phrase)②的独特性,或者说语用事件之间的不可通约。语位是殊例(token)而不是类型(type)(Le différend 103;The Lyotard Reader 371)。即便是重复,也意味着新的语用事件的发生。“语位”在发生时由四项要素构成,即说话者、受话者、含义和指称。在发生的时刻,我们可以体验和感受事件的发生,但不明确它的具体内容,利奥塔称之为“表象”(presentation);但是接下来的语位可以通过把前一个语用事件放到具体的语境之中,来确定它的含义和内容,利奥塔称之为“处境”(situation)(Le différend 109-10)。利奥塔在不同的场合,常用其它术语来表达这一区分,有时候是“quid”和“quod”,有时是“Il arrive/That it happens”和“Ce qui arrive/What happens”(120;The Inhuman 82,90)。不管用什么术语,基本上,前件都是指本体论“事件”在“此刻”发生的独特性,后件是指把此绝对实体化、相对化,将“存在”的行为转换为“存在者”的属性,赋予其确切意义的过程。

  严格来讲,“事件”在“此刻”的发生不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是一个存在问题。尽管此刻我们无法确知发生了什么,但我们可以确认,“此刻”肯定“有”事情“发生”了。“存在着‘有’(il y a),这是一个被看作发生的语位,确切地说,不是那个此刻(le maintenant),而是此刻(maintenant)”(Le différend 114)。去掉“此刻”前的定冠词,这个“有”,就不再是一个确定内容的“存在”(l’être),而是一个小写的“存在”(un être),一个朝着多种可能性而开放的“有”(109)。 

  “表象”“处境”二分意味着意义诠释是由下一个语用事件来完成的,其有效性和合法性并不由其自身决定,而是由后边的“迟到者”来赋予的。在语用链条上,既不存在着原初的意义,也不存在对此本源的唯一正确解释,每一次阐释活动都是将非语境化的语用事件加上诠释者本身的特定理解将其再语境化的过程。前一个语位的真理和价值判断必须由后面的语位给出,而后来者的评判也是暂时的、相对的,受语境限制的。这就是为什么普塔哥拉斯宣称n=n+1,因为第n个语位的意义和性质总是要依赖于n+1个句子的解释(Le différend 21);为什么德斯孔布坚信“只有通过第二,第一才得以成为第一”,因为第二会倾尽其延迟的力量,来成全第一;光凭借自身的力量,第一是无法成为第一的(145)。

  利奥塔将“事件”提升到这样一种“本体论”的高度,目的有两个。首先,他试图通过“事件”的不可表象来揭示理性的限度,它始终提醒着我们,存在着不可表象的、被我们遗忘了的东西,它们不能为理性所认识,也无法由意识所掌控(Heidegger and “the jews” 5,26)。其次,“链接是必然的,但如何链接却不是必然的”(Le différend 103),由此,“事件”的第二层功能是积极的,它为意义诠释的多种可能、为新生事物的出现清除了独断主义的淤泥,留出了一片自由创造的空间。既然事件是独一无二的,既然不存在着超越于所有语位之上的宏大叙事,那么所有潜在的链接都可能是合法的链接。任何链接既是“发生”,又同时是“处境”。当它作为一个“处境”存在时,它的作用是对前面的语位进行综合和解释,这时候,每一个语位都不是开始;但是当语位作为“表象”发生时,它就是不可以重复的“事件”,那么每一个语位都可以是开始,是创造“异识”、突破已经达成共识的标准和规范的契机(Lyotard,Peregrinations 8)。

  后现代遭人诟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忽略了主体的能动和自由。但是利奥塔的语位政治学为解决主体的限度和自由这一矛盾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在语位政治学的链条上,主体作为倾听者首先是一个被动的存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语境决定了主体的有限性和时间性。在语用链条上,没有人可以占据着意义诠释的中心位置,可以宣称自己是裁决真理和正义的最终权威,或是凌驾于传统之上来主宰历史的进程。正当性、合法性、有效性并不在此时此刻发生,它总是姗姗来迟的,是由后来者给出的。但与此同时,主体也是一个说话者。自我并没有如结构或解构所言,是语言系统、能指游戏或文本网络的功能性节点,也不是像海德格尔那样,在“语言说人”的预设下,主体只能倾听、顺从语言的安排。个体并不只是在被动地等待事件的降临和发生,他是自由和能动的。自由就在于他可以不断逾越这种有限性,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来回应已经发生的语用事件,甚至溢出既定的秩序,挣脱固有的规则,通过创造新的事件来批判和重建传统。

  在一个人类被史无前例地客体化、商品化的时代,倘若我们想避免陷入齐一化和概念化的“非人”命运,不想让语位链接完全陷入系统和资本的掌控之中,那么唯一的途径便是创造新的链接方式,改变那些理论、方案和纲领预先设定的轨迹。在这里,利奥塔把目光转向康德,从现代性的开山鼻祖那里获取了重要的思想资源:没有预先的判断规则,由此我们需要的就是“反思判断”,从特殊出发来寻找普遍。正是由于对事件的青睐,利奥塔的后现代展示为一种批判和创新的实验精神,而后现代哲学被理解为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智慧,“事件”和“独创性”被置于哲学活动的中心。 

  三、后现代:实验和创新精神 

  作为后现代思想阵营的领军人物,利奥塔的“后现代”和我们对这一术语的通常理解有很大出入。受美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影响,“后现代”被理解为一个发生在现代性之后的期间化概念,它的显著特征就是抛弃现代主义运动中的精英主义,取消高雅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线,削平文本的深度和历史意识,最终实现“天才的民主化”。由此,这一思潮放弃了对意义和价值的追寻和对社会严肃问题的拷问,推崇精英和大众的狂欢,崇高和卑微的合谋,骨子里奉行的是“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或是“现实主义”的哲学(Jameson 53-92)。利奥塔反对将“后现代”看作一个现代之后的阶段,更反对将两者对立起来。他认为,“后现代”是一个时代谬误(anachronism)(Le postmoderne expliqué aux enfants 31)。确切地说,“后”字其实不应该理解为某种“在……之后”,相对于既定秩序而言,它恰恰是“领先”,是“超前”;它是一种先锋意识和前卫精神,是对一切现有事物的怀疑和超越(周慧,“通往崇高的先锋美学”70-71)。

  福柯在重新解释康德的“启蒙”一词的涵义时,曾经用“现代性”一词来指代这种批判精神。和利奥塔一样,福柯希望我们不要把“现代性”看作是某个历史时期的概念:“现代性”并不是如人们日常所理解的那样,“之前有一个或多或少的幼稚的或陈旧的前现代性,而其后是一个令人迷惑不解、令人不安的‘后现代性’”;毋宁说,它是一种态度,或者说一种气质:“这种自愿的、艰难的态度在于重新把握某种永恒的东西,它既不超越现时,也不在现时之后,而是在现时之中”(Foucault 39)。

  那么,后现代作为一种批判和创新的精神,和康德的“从特殊出发,去寻找普遍”的反思判断又有何区别呢?正如康德所言,天才不是通过摹仿或套用规则来创作的,天才的第一特征就是独创性;虽然是独创的东西,但是天才的作品却同时具有示范作用,它必然在将来成为被他人摹仿的范本,成为评判艺术作品优劣的准绳(175)。换言之,天才的艺术创造作为“表象”和溢出性的“事件”,虽然在现在来看是不合时宜的,但他们最终会生产出自己的读者和观众,为将来的艺术颁布规则。不过,康德坚持认为,天才的作品若想完成从特殊到普遍的转换,离不开鉴赏判断的认可。后者作为评判的能力,保证了天才的创造得以被接受,没有共同体的认可,前者很可能只是疯言疯语,一场胡闹,又或者即便有意义,转眼就被历史的尘埃掩埋掉。因此,康德强调,美的艺术,一定是想像力和知性、天才和鉴赏力和谐作用的结果。当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普遍化的要求或知性规律远比天才的洞见更为重要(188)。

  相反,利奥塔的判断更强调事件的独创性,他相信持守边缘、拥抱可能而不是拥抱现实的批判和创新精神远比合法化的结果更为可贵。虽然从词源上来看,événement有“结果”和“效果”的含义,但是事件的突破性力量却恰恰在于结果的不可预测,或者说放弃在理性程序中习以为常的对结果的强烈依赖。正因为不事先设想结果,不按照预定的轨迹展开行动,事件的主体才不会畏首畏尾,前思后想,才能够在各种可能性中将独特性完美地展现出来。相比普罗大众,先锋们更容易发现现实生活中的颓废趋势,更无法容忍衰败的迹象,他们总是把触角伸到语言游戏的边界,去探索新的疆域,开拓新的空间。当溢出性的事件固化为共同体的某种共识时,它就失去了事件的独特性,内化为体制的一部分,很快,又会有后来者勇敢地站出来,质疑它的权威。因此,利奥塔看重的并不是某一个事件被普遍认可的结果,而是一个个事件所蕴含的实验精神及其它们不断地挑战体制、突破陈规的过程。这样一种不断推陈出新的实验精神,以及将自由设想为可能性,正是当代法国批评家留给现代思想的最大遗产,因为人类真正的自由,不在于它已经实现了的东西,而在于它还远未成为现实的各种可能性。 

  为什么要持守边缘、强调事件的独创性呢?倘若我们把这种后现代的批判姿态转换为某种实质内容,把拥抱可能转换为拥抱现实,把精英意识转化为大众的狂欢,会出现什么样的危险和后果呢?法国理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输入美国、在大西洋彼岸大放异彩并被本土化的历程恰好可以为此提供一个很好的注解。后现代思潮之所以成为美国左派文化批评的精神武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对他者的包容,对权威的蔑视,和对多元文化和不同价值观的开放态度。因此,对于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等弱势和边缘群体而言,这种多元主义有着某种天然的魅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理论仍然保持了一种思辨哲学的精英意识,他们与已经达成共识和获得合法性的现行体制是格格不入的。而精英主义的心态,某种意义上就是法国思想与美国文化的距离。尽管法国当代思想家诊断出了现代社会的弊病,洞察到了普遍哲学的危险,但即便如此,作为思想的守护者,他们始终保持着对于世俗和流行趣味的高度警惕。但美国人,从传统上就是逃离精英文化的人(Culler 53);而实用主义的态度也决定了他们引入法国理论的最终目的并非要还原思想的“本源”,而是在不断的模仿和重复中创造自己的意义,并将其改写为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等边缘群体争取身份认同的思想武器。

  对于这一弱者从边缘重返中心的陷阱,思想家们其实早已洞若观火,而这也是利奥塔将“后现代”理解为一种尚未获得合法性的可能性的缘故。利奥塔警告我们,即便是标举宽容和多元,一旦从边缘走到中心,从理想转换为现实,成为公认的规则制定者和受益者,它完全可能摇身一变,从捍卫理想的革命者变成捍卫自身利益的独裁者。倘若失去精英意识,失去边缘的姿态,失去对自己的不断质疑和与现实的谨慎距离,仅仅标举“对元叙事的不信任”“向同一性开战”,后现代难免会和解构一样,变成某种简单地颠覆一切现存观念、信仰、体制的否定性力量,变成某种高雅与通俗并举、贵族与群氓狂欢的庸俗享乐主义,而“艺术创新”最终也演变为形式上激进、内容上保守的新的文化霸权主义,甚至陷入某种非此即彼的“政治正确性”的泥潭。这样的后现代若与资本、权力结盟,必然会丧失对抗资本和市场逻辑的任何可能性,成为市场意识形态的有效组成部分。而在这一过程中,被排斥和遗忘的恰恰是知识精英的批判意识,以及先锋们尝试着用新事物来对抗媚俗时油然而生的崇高情感。

  为了避免陷入同样的困境,利奥塔坚持认为,后现代虽然暗藏在现代性之中,但它只是蕴含在现实之中并对现实构成威胁的可能性。即便它拥有颠覆现有秩序、为将来创立规则的能量,它的合法性也是由后来者给出的,就此刻而言,它不具备正当性。由此,“后现代”不在被权威和共同体接纳的终点,它恰恰处于冒犯习规、与共识相背离的起点。它是一种创造事件的“表象”能力,而不是对前一个语位进行评价和解释的“再现”能力。所以,利奥塔的“后现代”并不是一个“现代之后”的时间阶段,思想和艺术上的先锋也不局限于某个特定时期的人群,任何具有这种开拓精神和批判姿态的“前卫派”都属于利奥塔意义上的“后现代”(Au juste 31-32)。

  先锋在没有规则的情形下创作,想像力和已经达成共识的规则处于某种极度紧张的状态。它们无法再提供一个相称的比例给美学情感,而引发这一情感的客体,也不能被概念所辨识(Lyotard,Lessons on the Analytic of the Sublime 76)。精英们转而求助于一种无形式或者是前形式的崇高美学。如果思想还想保持尊严,如果艺术在技术时代还有可能存在,那不再是表现为美的艺术,不再是想像力和知性之间的和谐一致,而是两者之间的严重错位。 

   四、后现代艺术:通往崇高的先锋美学 

  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本雅明分析了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给艺术领域带来的一系列变革,以及艺术形态和功能在现代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他用“灵晕”来概括传统艺术最为根本的审美特性:艺术作品的原真性、作为传统艺术基础的膜拜价值和审美上的距离感。三个特征中,第一个最为重要,后两个特性归根结底是从第一个特性引申而来。“即使是在最完美的艺术复制品中也会缺少一种成分: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原作的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原真性。完全的原真性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84-85)。摄影和电影技术的发展使得大规模复制和摹本变得轻而易举,而当作品失去了这种“此时此地”的独一无二性时,连同原真性一起荡然无存的,是膜拜艺术品的理由,以及欣赏者和创作者之间因为崇敬而保持的审美距离。

  “美学”(aesthetics)一词原本是“感性的”意思,但是在“电结构”主宰了一切的信息社会里,我们已经丧失了对所有事物,甚至包括时间和空间的感受力(Lyotard,The Inhuman 112)。美学的危机首先是时间和感觉的危机。依靠科技的进步和资本的支持,理性获取确定性的能力日益精进。在高度数字化的社会里,我们不仅可以由现在推知过去,甚至可以通过预期把将来纳入程序来决定尚未发生的事件。“如果人们想控制一个过程,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现在从属于人们称为‘将来’的东西,因为在这种状况下,‘将来’将完全是先定的,现在本身将停止向一个不确定的和偶然的‘以后’开放”(65)。现代性就是将时间程式化的方法,借用这一方法,将来发生的事情甚至先于“现在”到来,而事件在当下发生的独特性和各种可能性却在完美的程式中被删除了。当“此刻”事件的“发生”不再存在,当感觉陷入麻木状态,艺术自然也就终结了,因为概念和逻辑支配了一切领域。

  先锋艺术要唤起的,正是这样一种对“此刻”和对“事物”的感受力。技术或许可以将原作完美地复制出来,但有一样东西它是无法复制的,这就是“表象”本身,“某样东西此刻正在那儿”的事实。因此,“即时性”就是当代绘画艺术的主题(82)。作为唤起崇高感的那个“绝对”,不再是自然界客体在体积或力量上的绝对大,而是不可重复的“此时此地”,崇高的美学发生在“此刻”“有”“事件”“发生”之时。 

  此刻,事件发生了;存在着“有”,而不是“无”;但“有”是“什么”却是尚不确定的。我们“感到在这危险的虚无里,在所有事件之外,有某件事情注定要发生,感到某件事情将出现,将宣布并非一切都已终结。那个出现就是‘此地’,即最低限度的发生”(84)。崇高的感觉是此时此地的无规定性,而抽象表现主义就是对这个“此时此地”的最好体现(78-88)。观众在一个狭长的空间里近距离逼近一整块蓝色、红色涂料甚至是白色或黑色的虚空时(例如巴尼特·纽曼的作品Onement 1,Onement VI,Voice of Fire,Abraham等),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颜色和材料给感官带来的强烈震撼。与此同时,意识感到一阵茫然、晕眩、焦虑,没有什么好消费的,过往的审美经验和趣味统统不起作用了,它粉碎了我们在感受时对于已有知识、理论和习见的依赖。我们从作品中获得的,不是对客体的识别,不是对形式的鉴赏,也不是伦理或教益,而是“此刻,有事情发生”的感觉。

  康德的美唤起的是形式的美,但是利奥塔的先锋艺术,却是要唤起人们对材料的直觉,对那种独特的、不可重复的感觉的体验。在西方艺术史上,形式始终是高于材料的要素。从毕达哥拉斯学派起,途径过新柏拉图派、新古典主义,一直到康德,西方有一股很顽强的美学思潮,把美归结于形式因素。美在于形式的完美、比例和和谐,而精神或理式是从物质的杂多中见出整一,从混沌中见出秩序的关键。只有当材料消融在形式里,躯体消融在观念里,当情感和物质由理性来统辖的时候,艺术家才得以从自然的奴隶转化为自然的主宰,而艺术才可以通过某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后现代美学试图颠覆这一美学传统:唯有取消意志之于解释的特权,取消形式之于材料的优势,我们才能让感觉接近事件的发生,让精神被物所触及,让美学挣脱出技术和理性统治下的麻木状态,恢复感觉的无人称意义(Lyotard,Heidegger and “the Jews” 44-45)。在通往崇高的美学中,我们看到先锋艺术重新回到了审美作为感性的初始涵义;在对“此刻”有“事件”发生的叩问中,艺术试图靠近的,是那种尚未被意识所捕捉的对事物、时间和空间的原初的感受力。正是这种感受力,才使得美学仍然以一种感知的方式获得了与一个非感性的世界相抗衡的可能性。

  利奥塔受康德的影响,也试图在崇高的美学和伦理的义务之间建立起类似的关系。关键在于,在康德那里,想像力的失败反而揭示了主体理性的某种无限制的能力。通过刺激理性、激发起它抵抗自然的勇气和自我尊严感,理性反而获得了某种凌驾于自然之上的优势:自然界并不是由于在我们内心激起恐惧而被评判为崇高的,而是因为“它们把心灵的力量提高到超出其日常的中庸,并让我们心中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抵抗能力显露出来,它使我们有勇气能与自然界的这种表面的万能相较量”(Kant 120-21)。想像力的无能最终反证了理性的无所不能,因为崇敬的对象表面上是自然对象,而骨子里却是人相信自己凭理性胜过自然的意识。而利奥塔的崇高同样也与义务相连,但是这样一种情感恰恰不是要见证理性的无所不能,而是见证理性在“事件”“表象”“此刻”和“发生”面前的有限性,利奥塔的崇高真正中断了理性追求无限的欲望。从19世纪以来,这种旨在唤起不可表象感的崇高美学成为了艺术在技术时代最杰出的表现方式。 

  五、个体与政治:后现代思想的裂缝与代价 

  作为一种批判和创新精神,“后现代”主体作为说话者,需要凭借非常强大的想象力和意志的力量,才可以将新事物引入语位链接,发明新的游戏规则。对于先锋而言,意志的本质就在于“创造”,它不缺乏什么,它是一种充溢和肯定的力量,是一种主动给予而不是被动索求的力量。但是,进入后现代的崇高美学,我们明显地感到,由于对理性和意识的过度排斥,不免让语位政治学出现了前后抵牾之处,让人不由得疑惑主体在事件发生时究竟还有几分能动性和创造的自由。为了避免事件受主体意识的控制,利奥塔一再强调意识在事件之前的被动性(Au juste 73;Peregrinations 18-19);但是我们很难设想没有掺杂任何意志和欲望的工作,即便是宣称自己不掺杂任何主体欲望,这宣言本身也还是一种欲望。为此,利奥塔运用了康德的end和finality之分,以此说明“没有意志的干预”仅仅是一个起调节作用的理念,它不是真正可以达到的目标(The Inhuman 30)。

  既要与过去断裂,开创新的格局,又要撇开主体意识,这如何可能呢?至少诠释学是不认同的。伽达默尔认为,理解始于筹划,我们总是带着某种特定的期待去阅读文本,但是又会在阅读中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预设,理解和诠释就是这一不断预设、又不断修正前见的过程。历史的主体不是一个自律的主体,不是一种纯粹的自我意识,他必定带有历史的前见,因此他是有限的存在,但同时他又有干预历史、解释传统的自由。意识因拥有一个前历史而被历史所影响;而主体同时也通过一个后历史反过来影响历史。历史和主体之间是互相对话、互相决定、视域融合的过程(Gadamer 267-306)。在阐明后现代的实验精神时,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利奥塔的主体与历史之间的互动,以及语位政治学为解决主体的有限和自由而提供的可能思路。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某些时候,利奥塔为了避免主体的意志来控制事件的发生而悬搁甚至废黜意识的主张,无疑是矫枉过正了。由于他在这一立场上的游移不定,使得后现代实验精神和崇高美学在主体的能动和被动之间出现了一条难以弥合的裂缝。

  当这一裂缝溢出艺术,进入政治和伦理时,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利奥塔认为反思判断不仅可以运用于美学,还可以运用于别的领域(Au juste 168)。实际上,每个领域在不同时期都会有对突破旧规范、创建新规则的需要,人类历史就是这样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科学、技术、哲学、政治都是如此;即便是公正游戏,利奥塔也宣称,它导向的是一种广义的文学,即某种语言游戏的实验事业(97);由此,利奥塔将想像力的活动扩展到了所有语言游戏。这一立场遭到了众多理论家的广泛批评,认为后现代有将政治和伦理泛美学化的危险。例如凯罗尔认为,文学和艺术总是质疑一切,强调事件的突发性和各种可能,主张不断用新的形式和策略来挑战既有的秩序和传统;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德里达和福柯)的美学革命将哲学引向某种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要导向何方的实验,因而混淆了哲学和文学之间的基本界限(Carroll 167)。 

  平心而论,利奥塔的“判断”作为通道只是在写作、艺术、政治、伦理和哲学之间建立起了一个类似的关系,而各个领域之间的鸿沟并没有真正被跨越。这也是“异识”的第一层含义(语言游戏之间的不可通约)对于第二层含义(语用事件之间的不可通约)的意义所在。但是,人们对后现代的质疑和批评,并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从常识来理解,科学、伦理、政治都是处于共识的稳定状态,尽管有新事物不断冒出来并对体制构成威胁,但那都是小概率事件,并不代表着主流,而不断求变、从不妥协的革命精神总是让人觉得那是过于敏感的诗人或艺术家的特殊气质。其次,对于某些社会政治生活领域而言,秩序的稳定、政策的连贯、文化的传承可能比不断的变革更为重要。例如在法治社会中,倘若缺失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那么执政者可以不尊重前人遗留下来的法律和制度,从而背离法治的精神,并退化到自然国家中依赖人格化统治的时代。第三,罔顾事件的后续效果、秩序的连贯性和共同体的认可,一味求变、求新、求突破和断裂,即便我们可以理解知识份子在一个认知模式和科学技术统领一切的时代不断标新立异的良苦用心,也不得不承认其思想中暗藏着过于理想化的成分而难以为现实政治提供积极有效的建设性意见。

  不管是尼采的权力意志,德鲁兹的生成性欲望,还是利奥塔的后现代精神,都散发着某种深入骨髓的贵族气质和先锋意识。真正的精英尊重每一次事件发生时所暗含的所有可能和偶然,但是更相信一种生命意志力在破旧除新时所展现出来的能量,这种相信是对自身能力的期待,同时也是对未来秩序和价值重估的直觉。因此,不是思想的参与,而是这种苏格拉底式的与大众之间的思想间距,构成了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内核。但是,也恰恰是因为这种思想与现实的间距,往往导致理论在现实政治面前的苍白无力;它要么成为知识分子和精英文化的专有财产,却于社会共同体的公共事业无益;要么被改写、简化甚至庸俗化,成为大众传媒或少数群体呼吁多元、差异、小叙事的精神武器。后者虽然表面上标举价值的相对化和文化的多元化,实质上却悄无声息地融入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框架,甚至陷入简单粗暴、非此即彼的政治正确的新霸权主义。即便是前者,由于在理论上刻意强调个体的突破和对共识的反抗,在实践中过度质疑主体的主动性、理性的确定性、真理的普遍性,使得后现代哲学已经不再是人类团结的媒介,而只是个人不断创造或遭遇事件、追求崇高情感的艺术手段。在这一意义上,利奥塔更像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哲学家。对于诗人而言,人生就像是一张永远无法完成、却又要不断重织的网,而诗人的工作就在于将生活变成一件艺术品,因为生命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勇于突破共识,不断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至于他人的认可和社会的公共责任,纵然有所期待,也自知无力掌控,不如索性抛掉将个体追求和普遍利益结合起来的希望,哪怕这种放弃是以精英的孤独、苦行、政治无力,或者是以大众的误读、简化、政治暴力为代价。

  ①“différend”指“冲突”“分歧”或“争论”。译成“异识”,一是可以表达该词的本意,二则有意与哈贝马斯的“共识”相对,暗示知识分子为走出现代性危机而选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案。参见拙文“利奥塔的‘异识’论”,《哲学研究》8(2015):61-67。

  ②在法语中,phrase有“句子”“短语”之意,但是作为语用事件的“phrase”却可以既不是句子,也不是短语。在这里,“语位”就是“事件”之义,是语用学的基本单位。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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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Xiushan."From Mythos to Logos." Journal of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1995):19-28.]

  [18]周慧:“利奥塔的‘异识’论”,《哲学研究》8(2015):61-67。

  [Zhou,Hui."On Lyotard’s Différend."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 8(2015):61-67.]

  [19]——:“通往崇高的先锋美学——利奥塔的后现代美学观述评”,《哲学动态》11(2009):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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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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