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置能动性:中国马克思主义出场的一个核心问题

2017-08-17 14:42 来源:《江海学刊》 作者:王南湜

How to Put Human Agency:A Central Question of Appearance of Chinese Marxism

  作者简介:王南湜,1953年生,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古典哲学的比较与汇通研究”(项目号:16ZD097)的阶段性成果。

  原发信息:《江海学刊》第20172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场的历史。这种出场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缘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以能动地改变世界为目标的哲学,如何在肯定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安置人的能动性,便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个核心问题。反思能动性问题在这一出场史中的起起落落,就能够从中获得必要的教益,从而有助于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初期,日本是最重要的中转途径。尽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重大发展,并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思想潮流,是在十月革命胜利的激发下开始的,且后来苏俄之传入途径占据了主导性地位,但是在“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急速传播的初期,由于当时俄语人才缺乏而留日人数众多,日本途径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3年前后。在从日本引进马克思主义的先行者当中,李大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一系列著作也产生了最为显著的影响。李大钊等人从日本引介来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唯物史观。与当时和后来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要么无批判地接受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要么在接受通常阐释的前提下对其加以攻击不同,李大钊在信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对通常的阐释保留着自己的疑问。他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要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及其规律,另一是人的活动,即阶级竞争或阶级斗争的作用。但他觉得这两个方面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张力:即历史规律论是一种决定论,而通过阶级斗争去争取解放,则是一种能动论;如果历史是决定论的,则通过阶级斗争获得解放所要求的人的能动性似乎难以在同一个理论体系中与之兼容。虽然李大钊也对这一张力做了某种推测性的解释,但却仍有存疑。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即这一问题不仅涉及理论内部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也涉及理论上的主张在实践中的效果问题,即在理论上排斥人的能动性的决定论,在实践上可能会有一种坚定人们信念的作用。看似悖谬的是:肯定历史有一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趋向,既有可能导致人们因历史已被决定,行动无意义而放弃行动,也有可能导致人们认为自己所从事的正是某种合乎历史的客观规律的事业,作为“天道”的历史规律就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的行动正是“替天行道”,因而不仅正当,且必定能够成功,从而起到坚定信念之作用。但无论如何,从学理方面讲,如果历史完全是为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则人的能动作用就被否定掉了。不仅如此,价值理想、生活的规范,甚至关于这些规范性的理论,如当下热门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价值论等等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基于人的能动性的自由,如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不能建立一个人的自由可能性的本体论前提,则这些规范性的理论便无从谈起。而这一问题,直到大半个世纪之后才为学界所意识到。此点足以见出李大钊哲学思考之超越于同时代其他人的深刻性。无论如何,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所阐发的唯物史观,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华丽登场。但这个经由日本登陆的马克思主义出场路径很快便让位于源于苏俄的路径了。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初期,由于种种原因而集中于唯物史观的话,那么,在紧接着的阶段则是一个引入辩证唯物主义,并使之体系化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有瞿秋白、李达和艾思奇。瞿秋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开创者。通过对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学习,瞿秋白认为先前国人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局限在唯物史观方面,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对于当时的国内研究状况,他评价道:“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研究,至今还是异常的贫乏,对于唯物史观的介绍往往不大确切和明瞭。通常对于唯物史观及马克思主义的译名,即如‘唯物史观’一词都嫌疏陋,马克思的哲学学说绝不能以唯物史观概括得了。所以,必须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真切的意义。”①出于纠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偏差,特别是补充作为其基础的辩证唯物论,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而且,在关于规律性、必然性与自由意志、偶然性关系的论述方面,瞿秋白所采取的否认偶然性,将其视为人的无知的极端决定论立场,更是富有特色。这些特色对后来中国马克思哲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进程中,李达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李达作为早年留学日本最为学院派的哲学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以20世纪20年代末为界,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思想主要受日本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为代表,这完全是一个唯物史观的论述。后一阶段既有来自日本的影响,又包括了苏俄的影响,还有直接通过对马克思原著和欧美其他学者著作的研读而受的影响,以1935年面世的《社会学大纲》为代表。这部著作实际上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虽然书中明确提出“唯物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的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两者统一的基础是社会的实践”,即是“当作实践的唯物论看的唯物辩证法”,且尽管此处的“实践的唯物论”显然是对苏联教科书体系的一种修改,但从整体上看,这一修改并未能真正改变整个教科书体系决定论的理论倾向。

  艾思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广为人知的是其大众化工作,其《大众哲学》便是大众化的典范。这一工作仍属于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范围,或者说体系化的延伸,也就是说,这一大众化阐释所遵循的主要仍是苏联教科书体系。但值得深思的是,尽管这一理论的基调仍是决定论的,但在实践中产生的效果却是极具能动性的。有人估计,《大众哲学》当时动员了至少十万青年参加了革命。②此一事实又一次印证了李大钊早已意识到的决定论与能动性关系问题的复杂性,即这一关系在理论与实践中可能产生的截然不同的效果和意义。

查看余下全文
(责任编辑:李秀伟)
更多学术内容,请关注 www.cssn.c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