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晓炜:以善说性抑或以性说善

——孟子性善说新解

2017-08-31 09:33 来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作者:廖晓炜

  Interpreting Human Nature with Goodness or Interpreting Goodness with Human Nature:New Examination of Mencius' Theory of Human Nature

  作者简介:廖晓炜,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E-mail:xwliao@hust.edu.cn。武汉 430074

  原发信息:《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20173期  

  内容提要:孟子的性善说并非“以善说性”,亦即对人性的全部内容作价值性的评判,而是“以性说善”,亦即说明本真性的善的可能性条件。孟子性善说的基本意涵可作如下诠释:源于人性的四端之心,先天本具为善的充足能力;作为情感与理性的内在统一,在本真的状态下,四端之心之为善能力的发用具有自发性和直接性。换言之,作为道德主体的四端之心的为善不涉任何功利性的考量,同时四端之心也不以任何外在的规范作为道德实践的准则,毋宁说,四端之心本身即是善的“决定因”。以上可说是对孟子性善义较为完整的揭示。

  Through analyzing the meanings of some important concepts in Mencius’thought,such as xin(心)、cai(才)、keyi (可以)、neng(能)、duan(端)and kuochong(扩充),this paper maintains that Mencius doesn’t intend to give an evaluation of human nature by giving the proposition that“human nature is good”,but to interpret goodness with human nature,in other words,to inquire the condition of possibility of authentic goodness.Mencius’s proposition can be interpreted as follows:the moral resources are already complete within each person’s heart-mind,which is innate and combines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aspects; in authentic conditions,the moral ability of heart-mind can realize goodness spontaneously.

  关键词:孟子/性善说/以性说善/Mencius/human nature is good/interpret goodness with human nature

  标题注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6YJC720012)。

 

  性善说历来都是孟学研究最为关注的议题。由于诠释者所持理论立场的差异,有关孟子性善说的解读存在多种不同的形态。因此,有关孟子性善说之理解上的争论,本质上可视为不同哲学立场之争。本文不打算对各种版本的性善说作全面的析论,而以孟子所处的思想史脉络为背景,在细致梳理《孟子》相关文本的基础上,尝试对孟子性善说的基本意涵作创造性的诠释。

  一、性善说的提出

  按照惯常的理解,孟子所谓的“性善”即指“人性是善的”(human nature is good)①,但这必然引出的一项质疑是,孟子的性善说是无法成立的,因其抹杀了人性的复杂性(如忽视了人的耳目口鼻之欲),而仅将“性”理解为一个道德的观念②,有学者甚至认为孟子并未否定人性中有“恶端”③。如此一来,孟子何以主张“性善”便成为一件十分可疑的事情。清儒陈澧因此强调,“孟子所谓性善者,谓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谓人人之性,皆纯乎善也”④。这类质疑主要是基于上述惯常看法对孟子性善义的错误解读,孟子的性善说首先并不是对人性中的全部内容作价值性的评判。如果说孟子的“性善”主要不是指“人性是善的”或者说“以善说性”,那么,其根本旨趣何在呢?简言之,孟子所谓性善是要在人性中找到“善”的可能性条件,亦即“以性说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透过具体分析孟子对告子、杨朱思想的批评来加以说明,由之不难确定孟子提出性善说的根本动机。

  孟、告之辨所涉甚繁,这里不能详论。但由之我们不难把握告子思想的核心要点:1.仁义或善与人性无涉,其完全是后天人为建构的结果;2.道德法则或道德价值的根源只可求之于外在对象⑤,此即告子的“义外”之说。孟子对告子的批判正集中在这两点。当然,这两者之间有其内在关联,前者排除了善源于人性的可能,后者则进一步说明善于人性之外的根源何在。

  孟子对杨朱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为我”之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孟子·滕文公下》)。依唐君毅先生之见,杨朱“为我”说的宗旨即《淮南子·泛论训》所谓:“全性葆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列子·杨朱》则载有杨子的如下说法:“忠不足以安君,适足以危身;义不足以利物,适足以害生。”综合这些表述不难见出,杨朱之所以倡“无我”之论,根本原因在于:作为“身外之物”的习俗性的(conventional)善,会对人的自然天性或生命构成束缚乃至伤害⑥。

  告子的“义外说”与杨朱的“为我论”之间有其内在关联,事实上,前者距离后者仅一步之遥。换言之,只有善是完全外在于人性的,那么善与人性之间的紧张乃至冲突才可能出现。由孟子对告子“杞柳之喻”的质疑,不难明白这一点:“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杯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杯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杯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孟子·告子上》)孟子的意思非常清楚,如果善只是纯粹外在的人为建构,那么为善与人的自然天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将无法免除,进一步,即可引致杨朱为捍卫人的自然天性而否弃善的基本立场。是以朱子注曰:“言如此,则天下之人皆以仁义为害性而不肯为,是因子之言而为仁义之祸也。”⑦告子与杨朱之间的差别在于,后者完全否认善的价值,而前者虽也主张善是外在于人性的,但其仍承认善的价值。

  孟子认为杨朱之说在当时影响至巨,事实上,《庄子》一书亦有不少类似说法:“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庄子·駢拇》)“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庄子·天道》)孟子欲拯救仁义或善,则不能不对杨朱否弃善的立场予以有力回击。当然,孟子的回应如果只是简单地肯定仁义或善的意义,显然无法竞其功。正如告子之说虽包含对善的肯定,但在孟子看来,“义外说”乃是杨朱“为我论”的思想前提,很容易即滑向“为我论”。因此,孟子要真正地批判杨朱之说,进而捍卫仁义或善,则不能不对“义外说”或仁义与人性无涉的立场,予以彻底地批判。换言之,只有在善与人性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更准确地说,将善视为人性活动的自然表达,方可真正消解杨朱对善的否弃。事实上,这正是孟子性善说所要回应的根本问题之所在,亦即在人性中确立起善之所以可能的根据,此即上文所谓“以性说善”⑧。

  必须说明的是,孟子所谓的“善”已非一般意义上的习俗性的善,而是不以功利目的为考量且不以任何外在的权威(习俗、客观自存的理则等)为准则的“本真性的善”。此所以孟子有所谓“义利之辨”或“善利之辨”⑨,并认为真正的为善乃是“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性善说所要说明的正是:上述本真性的善是何以可能的。以下即详细阐述孟子性善说的具体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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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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