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鑫鑫:论激进解释学的范式转换

2017-08-31 10:31 来源:《世界哲学》 作者:王鑫鑫

  “激进解释学”是美国哲学家J. D.卡普托(John D. Caputo)于1987年在其著作《激进解释学:重复、解构和解释学的未来》中首次提出的解释学范式,它的传统历经克尔恺郭尔的“重复”—尼采的“轮回”——胡塞尔的“重构”——海德格尔的“实是性解释学”——德里达的“延异”,并且,该范式试图解构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所描述的传统解释学范式。当解释学仍沉浸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循环”和“视域融合”等话语系统时,“激进解释学”正悄然实现着解释学的“范式转换”。于是,解释学徘徊于道路选择的十字路口,解释学试图追寻的是伽达默尔的“传统生活的永恒性”还是早期海德格尔“实是性解释学”所提及“生活是苦难和烦(Sorge)”,即“生活的困难性”(the difficulty of life)(Caputo, 1987: 1)?卡普托毅然决然地选择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模式,发掘海德格尔早期思想中异于形而上学传统话题的闪光点。笔者认为,“激进解释学”的确解放了传统解释学,是解释学另辟蹊径的举动。

  一、何为“激进解释学”?

  何为“激进解释学”?提到“激进”这个字眼,似乎与“偏激、不适度”等词汇相提并论,那么,“激进解释学”是我们通常误认为的“偏激”的解释学吗?回归卡普托的文本研究有助于找到答案。笔者无意返回到卡普托当时的意图重构作者的原意,探究此概念的含义对于阐述卡普托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卡普托在接受访谈时讲到他本人的学术历程:从海德格尔及神秘思想出发,历经解释学和解构论阶段,最终转向宗教研究。《激进解释学》是卡普托在解释学和解构论阶段的代表作,是首次独立表达学术声音的著作。(Olthuis, 2002: 151-160)因此,探讨“激进”概念需要从其代表作着手。

  卡普托将解释学谱系的出发点追溯至早期海德格尔的“实是性解释学”。激进解释学拒绝给予“存在和存在者”形而上学的安全性保证,转而关注生活世界的断裂和差异性。根据“激进解释学”的谱系特征和核心概念,“激进”呈现如下特征:

  (一)“激进”蕴含着“解放”、“使其自由”的含义

  “激进解释学”试图解除解释学历史发展过程中被施于的枷锁,由于传统形而上学解释学给予文本、事情本身和生活等解释学对象以安全的基础,解释学的主旨必然是回溯到既定的解释学文本,获得一种定论式的真理。它借助形而上学给予事情本身和生活以保障。与之相反,“激进解释学”旨在实现对文本意义的解放,它是对意义的“摧毁”、“打碎”和“破坏”,促使解释学面对“流变”和“游戏”所激发的“战栗感”。卡普托吸取早期海德格尔“实是性解释学”对形而上学生活的解放。海德格尔在《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现象学研究导论》和《存在论:实是性解释学》中描述“此在”所遭遇的生活呈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即“在生活本身中存在着——普遍有效性、模糊性,迂回性。”(海德格尔,2012:75)海德格尔将“生活”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生活不再具有坚实的基础,而是处于不安全、颤抖的状态。在生活世界的“此在”的存在方式被描述为“烦”,它体现一种面对无常生活世界的“不安”状态,这是对“形而上学式生活”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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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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