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丹丹:皮埃尔·阿多论生活方式与哲学修炼

2017-08-31 10:38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作者:姜丹丹

  当我们置身的世界仅仅成为“环境”,沦落为被工业损害、破坏的人造的环境,栖居可能成为乌托邦式的残余理想,作为一个古典哲学的研究专家,法国当代思想家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1922~2010,另有译为皮埃尔·哈道特)提议:要诊断现代性病症的深刻根源,首先也要从人的内心下功夫。因此,他认为西方古代哲学提倡的生活方式与修炼态度并没有过时,反而在文明危机日益强化的喧嚣的当代,我们更需要重读经典,重新梳理出对于生活实践可以有所指导的生活模式的选择与习练的哲学观念。

  皮埃尔·阿多从生活方式与精神修炼的视角接通古今哲学,当他重新定义“精神修炼”(另可译为“精神习练”)时,他特别强调在与基督教的灵修传统不同的非宗教的意义上重新使用这个词,他将之界定为“一种自愿的、个人的实践,目标在于实现个体的一种转变,一种自身的转化” [1],与此同时,他试图说明在中世纪时基督教恰恰是从之前的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学说中吸收有关精神修炼的思想资源而构成灵修的宗教传统,也因而导致作为生活方式实践的古代哲学在一个阶段被淹没。皮埃尔·阿多试图在身心不二分的当代视野里重新诠释古希腊罗马的精神修炼,但毋庸置疑的是他自幼接受的神学教育依然在他的思想中留下无法磨灭的印痕。但是,他在1952~1953年间选择与教会决裂而实现彻底的转型之后,他始终有意识与之保持距离,并在严谨的古代文献考据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诠释并纳入其自身的哲学理路,重构以围绕生活方式的融通身心、物质与精神的习练为线索的西方哲学史。

  阿多在对于哲学的认识方面很早就受到法国现代哲学家柏格森的影响,具体而言,他1939年参加高中会考的作文题目就是论述柏格森的一个命题:“哲学不是一种体系的建构,而是一旦(也就是说一次性地做出决定)采取素朴的方式看待自身与周遭的事物的决定。” [2]这启发他后来在重新诠释古代哲学的工作中将哲学界定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即哲学话语需要有可能促使自身发生内在转化,从而彻底改变生活方式,深层改变知觉世界和事物方式,而不是纯粹理论性的、抽象的建构。

  在这个视野中,阿多特别强调,古代哲学不是停留在话语层面的理论,现代哲学日益呈现出构建完好、自给自足的结构性的理论体系,而让人遗忘了古代哲学文本的一些不同特征:比如口语性,许多文本是在公众场合来宣读,或者以对话录、书信集的方式来传授一些道理,或者以提问与回答的形式来解答一些问题。因而,古代哲学在本质上是与生活实践相联结的,哲学在其诞生之初就试图提问和领会世界,也在病苦、困难、挫折等人生变故、沧桑的情境里试图了解该如何去生活。比如斯多葛派在面对诸种具体的尤其是恶劣、糟糕的情境与形势时,通过对于“再现”的限定,调节对于事物的再现可能造成的对于情绪的影响,而以平淡、坚定的方式维护“内心的城堡”。斯多葛派尤以学说、准则来指导生活方式,以及在共同体中的存在方式。斯多葛派哲学家艾比克泰德认为,众人的生活方式通常都是相对于“自然理性”的偏离或者腐败,但绝非要彰显“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桀骜与清醒,相反,试图邀请众人一起朝向不可抵达的“智慧”的修炼,用对于“精神的进展”的积极可能性,尝试引领自身与他者一起逐步趋近智慧。[3]阿多突出重构古代哲学的实践性根基,作为实践(praxis)的理论( )的理解,指出哲学在中世纪经历沦落为宗教的附属以及在现代呈现日益理论化的倾向,但在此之前的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哲学首先是生命的学问与生活方式的准则,“理论”好比是光照,用来探求生活的艺术。首先是阿多指出,在这一点上,正体现出古代诡辩派与真正的哲学家之间的差别,前者主要在词语、修辞、语言层面做一些诡辩的游戏,而哲学思想引向一种“内在转化”的可能,也不同于文学只描述不同的存在体验,哲学却要指向一种“存在的决定”,这也是一种对在世方式的选择。在《庄子》中,作为哲学家的庄子质疑诡辩家朋友惠施的“以坚白鸣” [4]在语言层面对于“是非”的表面纠结与争辩,而引向一种以素朴的真知“游”于世的生活方式,即朝生命之自然过程性敞开的“采真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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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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