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军:论信用与人的存在方式:从马克思到希法亭

2017-09-07 09:49 来源:《哲学动态》 作者:黄志军

  Credit and Man's Existence:From Marx to Hilferding

  作者简介:黄志军,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

  内容提要:信用作为以市场为核心进行资源配置的当代社会运行机制的基本特征,它直接表征着当代人的存在方式。对信用与人的存在方式源出性关联的理解需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解答。从政治经济学视域研究马克思与希法亭对信用与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解,会发现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两种逻辑。一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异化逻辑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信用采取了否定性的态度,即认为信用蕴含了人格的货币化。二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的资本逻辑中,马克思将资本信用视为货币的人格化:一方面,马克思借助对各职能资本家之间的借贷关系的分析,说明了信用在资本主义社会建构中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他更深刻地指出,货币的人格化使得人陷入了更深层次和更系统性的非人化。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上,希法亭以资本信用概念作为金融资本的理论基础,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信用对社会进程的“秘密”统治方式及其所衍生的现实对抗性力量。通过对马克思与希法亭信用学说及其关系的阐释,可以进一步揭示出当代人的存在方式的现状与问题之所在。

  关键词:信用/人的存在方式/异化逻辑/资本逻辑

  标题注释:本文系北京市教委2016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0问”系列重大课题(JGWZTWT201620)和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原发信息:《哲学动态》第20174期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与货币范畴①一样,信用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范畴;它还是一个与人的存在方式相关联的范畴,这与国民经济学和后来的西方经济学不同。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到信用的经济学性质,更应看到马克思在讨论资本主义信用时的批判性维度。此外,由货币进一步深入到信用问题的探讨也是符合逻辑必然性的。原因在于,尽管在以往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也存在货币及其符号形式,但是货币在资本主义拜物教的形成过程中需要以信用为中介,换句话说,在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过程中,信用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货币在资本主义社会取得普遍性统治的一个关键环节。没有信用,当代社会的金融资本便无法形成,资本逻辑便无法施展其令人费解的“魔力”。可以说,信用是人的存在方式的时代表征,也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基本异化形式之一。概而言之,信用是以市场为核心进行资源配置的当代社会运行机制的基本特征,而这在我们以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是一个未曾关注或关注不够的问题。鉴于“信用与人的存在方式”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在此主要围绕“从马克思到希法亭”这一条线索来集中展开一些基础性研究。

  一 异化逻辑中的“信用”

  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第一次正面考察信用问题的实质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摘要”)。马克思在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进行摘要时完全是按照原著的写作顺序进行的,分为“论生产、论分配、论交换、论消费”四个部分。其中在“论交换”部分,马克思着墨颇多,主要是对国民经济学中的货币和信用问题进行了批判性考察。卢森贝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一书中对此专门进行了描述,概括了马克思对货币和信用这两个相互关联范畴的批判,并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这些思想得到全面发展,但是它们在对穆勒的批评意见中早已预料到了——当然,还是处于萌芽的形式”②。卢森贝的这个判断尽管是有道理的,但是他没有说明马克思的这种思想“萌芽”是以何种方式存在的,即他并没有指明马克思其实是在异化的逻辑中批判货币和信用的。这样一来,就无法区别与他“早已预料”且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实现的论述了。事实证明,卢森贝所谓的“预料”并非完全正确:马克思确实“预料”到自己会返回来研究货币与信用范畴,但是并未“预料”到后来自己所采纳的逻辑是资本逻辑,而非当时的异化逻辑。此外,以往在研究“穆勒摘要”的“论交换”部分时,大多也只是涉及货币,而对信用的关注明显不足。这与马克思后来在计划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论著时对信用的高度关注是不相匹配的。如果将其置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史中来考察的话,我们将不得不对此予以高度重视。

  在“穆勒摘要”的“论交换”部分,按照政治经济学的逻辑,马克思很自然地就从对货币的论述转换到了对信用的论述。在他看来,现代国民经济学在货币本质的抽象性和普遍性中理解货币的本质,摆脱了那种认为货币本质只存在于贵金属之中的盲目信仰的感性形式,并用精致的盲目信仰代替粗陋的盲目信仰。而这种精致的盲目信仰的感性形式即是纸币及其纸的货币代表,诸如汇票、支票、借据等,它们“作为货币的较为完善的存在,是货币的进步发展中必要的因素”③。很明显,这种自然的过渡是马克思根据穆勒的论述而作出的: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要义》的第三章第十节开始讨论货币的替代物④,继而由货币转换到了纸币的论述。与穆勒只是把诸如汇票、支票、借据等看作货币的替代物不同,马克思认为它们是货币在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是货币形式进展的必然阶段。然而,不仅是穆勒,当时的国民经济学家也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反而认为它们打破了异己的物质力量,扬弃了自我异化的关系,从而使人又重新处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了。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经济学的假象,人们深深地被这种假象迷惑了:“圣西门主义者把货币的发展、汇票、纸币、纸的货币代表、信贷、银行业看作是逐渐扬弃人同物、资本同劳动、私有财产同货币、货币同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看作是逐渐扬弃人同人的分离的各个阶段。”⑤另外,根据当时在政治和经济上占支配地位的信用学说,信用被看作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信任,因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更合乎人性了。与此相反,马克思则认为这种资本主义信用业更加卑劣,并显现出极端的自我异化和非人化。因为这种信用业用人的道德存在、社会存在以及人的内在生命取代商品、金属和纸币,并作为自己的构成要素,从而以人与人之间看似彼此信任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极端不信任和完全的异化。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信用相对于货币而言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也批判了资本主义充满伪善的信用学说;而后者是在异化逻辑中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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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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