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九大文本类型:文本学的现代性及其超越

2017-09-07 09:53 来源:《探索与争鸣》 作者:张一兵

Nine Types of Text:The Modernity of Textology and Its Transcendence

  作者简介:张一兵,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 210046

  内容提要:文本学中的现代性缘起于从启蒙运动一直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一个基本的质性——同一的总体性。这个特定的知性构架里,是以理性主义、本质主义为它的最重要的逻辑基础。在知识论上,它追逐的是知识的“逼真性”。而所谓后文本学则是以消解基始性、本质论,消解那个凝固的总体性、同一性“内核”为前提的,所以原创性的文本在他们看来实际上是一句空话。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方法论的构架下,如果我们要在科学的平台上进入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我们本身在方法论上的自觉是很重要的。弄清在思想史上我们本身的学术研究推进到了什么样的前沿位置,这是进入真实文本学研究最重要的保证。

  关键词:文本学/现代性/逼真性/马克思/方法论自觉/后文本学

  原发信息:《探索与争鸣》第20173期

 

  文本学这个概念,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这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当中,传统上叫作“马克思恩格斯原著选读”或者“原著精读”。但在18年前写作《回到马克思》①的过程中,我针对性地改变过去的“原著选读”的基本的做法:先塞给我们一大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条条框框,比如说,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自然观,然后在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时候,就带着这样一些专题性的问题去分析,从而找出马克思有多少这样的观点。在《回到马克思》里,我把这种原著的学习方法称作“用原理反注文本”。这种方法最大的问题,就是脱离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在写一篇完整的文章、写一部完整的书的特定历史状况和语境。而我提出的“文本学”,按照胡塞尔的话说,就是我们要把所有假想的前提性的东西、先见中的条条框框,都放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之外,而直接地进入文本的原初语境。当然,我的这个文本学的观点在后来的研究和反思中不断发生着改变,先后遭遇了九种文本类型,即公开文本、手稿文本、笔记书信类文本、拟文本、表演性文本、表现性文本、秘密文本、现身性文本和伪书文本。这里概要性地做一个回溯。

  现代性的文本学及其超越

  首先,文本学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我们中国过去传统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承的一个方式,但是我们把这个方式已经丢掉的太远了。中国的传统学术,实际上可以说整个学体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以阐释经典文献和典籍作为承载思想的一个方式,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才会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这样的典型说法。过去做学问,三四岁的孩子是从背书、背典籍开始的,在背诵的过程中,从上私塾一直到参加科举考试,其中所围绕的核心部分都是对经典文献的理解和阐释,所以一部中国思想史实际上是一部典籍的阐释史或者说是释义学的历史。但是,我们原来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方式严重背离了中国文化传统。过去的原著学习中,当然主要是在斯大林的教条体系中,为了外部的意识形态和统一思想的需要,用统一的概念构架来反注文本,其结果必然是错失文本的历史语境。这也就是我当初下决心用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眼睛重新去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文本的缘起。

  其次,从现代的文本学的意义上讲,文本学主要是同西方的文本解释学相关。而这个解释学的原初含义,是存在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当中,因为过去的解释学和释义学,不管是从英文、德文、法文当中,都是用了古希腊信使神的名字作为这个学科概念的起始。那么,中世纪出现的经典的阐释学或文本解释学,可以称之为西方经典文本学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和我们过去的那种教条主义的“原著选读”的方式是有着接近的部分,也就是说,在阐释《圣经》的过程中,我们是不能讨论对错问题的,因为它是信仰,是在教义阐释的层面上的。上帝说的话、神性的话语,我们只能记住、相信和虔诚地去体知。因此这就同我们过去斯大林教条体系下的“原著选读”是一样的。在《回到马克思》序言中我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传统的原著学习和研究中,我们会有一个从未提起过的假设,就是胡塞尔讲的在我们无意识的先见中存在着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说过的所有的话,每一句话都是真理,而且是绝对真理。“文革”时中国人最熟知的一句话就是,“一句顶一万句”,因此在这个体系当中,没有一句错话。所以这里面我们无形地就得到了一个方法论的提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的第一句话一直到第五十卷的最后一句话,是同质性的,这个同质性都等于真理。也就是说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所有的前苏东学者在引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时,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想到,他们的文本当中会包含有可能错误的东西。

  在我们国内介绍解释学的时候,除去古典神性释义学的历史缘起之外,比较多关注的人物,一个是德国的伽达默尔,另一位是法国的利柯,特别是前者,他是解释学或文本学最重要的奠基人。而实际上,在德国近代学术语境当中,最早提出解释、理解问题的是狄尔泰。在传统的西方哲学史中,我们经常会把狄尔泰打扮成一个在人文科学中最早拒斥实证科学方法论渗入的第一个学者,所以我们一般会说狄尔泰在《人文科学导论》或者说《精神科学导论》中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命题,就是拒斥在19世纪末以自然科学的因果说明观来诠释人文科学领域中的研究,他第一次提出了和人的生命存在状态相关的理解的精神理论。但事实上,狄尔泰第一个提出,理解是生存本身的重新建构这一命题。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文本,是永远不能够回到作者本人写作的原初语境当中的。当任何人在某个时刻阅读一本书的时候,只能是以自己当下的生命的状态,来体知这个文本。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和我们后面要讨论的甚至是整个西方文本学中的最后一个阶段——后现代文本观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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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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