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成纪:礼乐与中国传统政治的审美属性

2017-09-11 16: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成纪

  自周公制礼作乐至清王朝八股取士,中国传统政治向来以“尚文”为特色。以礼乐为本的儒家“六艺”之教,既关乎士人的个人修身问题,也是国家教育的核心内容和选官标准。这种价值取向造成了美和艺术与国家政治难以分割的关联,同时也使中国传统政治显现出鲜明的“美治主义”色彩。它不仅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极具魅力的侧面,同时也为中国“礼仪之邦”的特性提供了历史的阐明。

  美学和艺术介入中国传统政治

  美学和艺术是如何介入中国传统政治的?按照上古圣王谱系,中国早期政治的形成史,就是自然向美的生成史。其中,伏羲氏作为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他最伟大的贡献就是为自然立法,即通过象天法地,将无序的自然归纳整理成图式性存在(八卦),从而实现天文向人文的转渡。伏羲之后,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传·系辞下》),则是把着装视为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标志,显现出审美与伦理、政治相混融的特性。此后,接续这种人文命脉的伟大创造是西周时期的礼乐制度。据《尚书大传》,周公在他摄政的第六年制礼作乐。这里的礼乐,既是政治的,也是审美的。就其将国家政治诉诸审美和艺术教化的特性看,审美诉求构成了这种政治的主导性诉求,一种人文化的美构成了这种制度的灵魂。

  关于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特性,黑格尔曾讲:“中国,这个国家就是以家族关系为基础的——一个父道的政府,它那政府是用了谨慎、劝谕、报应的或者简直可以称纪律的处罚,来维持它的机构——一个不含诗意的帝国。”(《历史哲学》)仅就礼乐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所占据的核心地位看,黑格尔的看法明显有失公允,他忽视了由礼乐昭示的中国传统政治审美的、理想主义的维度。当然,在现实政治实践中,由于人性的复杂和现实的残酷,政治的过于诗意和审美化也必然会使执政者自陷困局。正是因此,自先秦始,中国历代思想者一方面崇尚周制,推崇礼乐,另一方面则强化政治的强制性。比如儒家,除了讲礼乐,也讲刑政;除了讲王道,也讲王霸道兼杂;除了讲独尊儒术,也讲儒表法里。这种“两手抓”的策略,在政治的理想价值和现实选择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平衡。

  但是,中国传统政治家为了治世急务而采取的政治强制,从来没有减损礼乐或审美政治的崇高价值。甚而言之,政治惩戒措施愈是严厉,愈是需要诗意的东西构成它的核心价值,否则惩戒就失去了道义的正当性。正是因此,在中国政治史上,儒家因推崇礼乐之治而永远占据着道德和审美的高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人们一方面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另一方面也鲜明地体认到礼乐与刑政之间的主次、本末、体用之别。在中国历史中,以尚文为特色的周制之所以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为残酷的现实注入了诗意本质,并提供了理想方向。同时,由于这种制度存在于历史的过去,它也因此成了诗情记忆的对象,成为被历代政治家反复系念和追慕的黄金时代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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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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